吾球商業評論

然而，我早已看穿了一切

【盤活，既是盤活寶貝，更是盤活人心】

吾球商業地理：

三千年金融史，不過是一部“寶貝”沉浮錄。貝殼為幣，銅錢為貨，交子為券，票號為信——每一代寶貝都曾被頂禮膜拜，也都被辜負蒙塵。真正的“寶貝”，從來不是金銀銅鐵、不是票據存折、不是高息回報，而是信用——那種讓陌生人彼此信任、讓資本跨越時空、讓創新得以生長的底層力量。盤活寶貝，就是盤活這個世道的人心，更是盤活這個國家的信用和未來。

采寫+主編/王千馬

圖片/王千馬+網絡

編制/大腰精+牛兒響叮當+咿呀丫

九百年前，巴渝狀元馮時行寫了一首《題張粹夫萬卷樓》，詩中有一句，讀來令人心頭一凜：

“儒生讀書不貴書，枕頭閣腳醉夢馀。反不若浮屠，寶貝為函金作字，海龍扶出凌空虛。”

馮時行罵的是誰？不是和尚，恰恰是那些自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儒生。圣賢書就擺在眼前，經卷里的義理智慧足以經世致用、安邦定國，可儒生們呢？把書墊在枕頭底下，塞在閣樓角落，醉生夢死，從來不真正翻開。

反觀和尚，至少知道佛經是寶貝，用精美的匣子盛裝，用金色的顏料恭敬書寫，仿佛海龍捧珠，騰空而出。

馮時行這一刀，扎的不是某一個人，而是一種跨越千年的人性弱點：

我們總是對腳下的六便士錙銖必較，卻對頭頂的月亮視而不見；我們總是對唾手可得的浮財趨之若鶩，卻對需要深耕的價值敬而遠之；我們總是對包裝精美的“櫝”頂禮膜拜，卻對珍貴的“珠”棄如敝履。

甚至，我們不識什么才是真的寶貝！

★盤活★

最初的“寶貝”，最初的迷失

我第一次知道“寶貝”，是跟一個女人有關。

在河南安陽殷墟，考古學家打開婦好墓時，被一幕震撼了：這位商王武丁的配偶、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將軍，墓中隨葬了六千八百多枚海貝。經鑒定，這些海貝絕大多數為“貨貝”，產自臺灣、南海甚至更遙遠的印度洋，經過萬里跋涉，被精心打磨、鉆孔、串聯。

為什么是貝殼？

因為海貝兼具幾大優點：堅硬耐磨、便于攜帶、數量稀少、難以偽造。在金屬貨幣普及之前，海貝是中原大地上最主要的流通媒介。從夏到西周，貝幣通行了上千年，以至于所有與財富有關的漢字——財、貨、貿、易、貸、賄、賂——全都帶著一個“貝”字旁。這不是巧合，是歷史刻進文字里的密碼。

“寶貝”這個詞，最初就是指貝殼。先民們用貝殼交換糧食、牲畜、陶器，讓物物交換的笨拙變得靈巧。所以，它變得無比寶貴。

到在我看來，“寶貝”的本質，從來不是貝殼本身，而是貝殼背后那個更抽象的東西——人們對流通和便捷的共同需要。

【中國的貨幣，一開始是“貨貝”/來自網絡】

然而，人性中的貪婪，很快就污染了這份初心。

西周中后期，天然海貝供不應求，仿制貝幣開始泛濫。有人用骨頭刻成貝形，有人用石頭磨成貝狀，更有人用青銅鑄造銅貝。劣幣驅逐良幣，真貝被收藏起來，假貝在市場上橫行。到了春秋戰國，金屬鑄幣全面取代貝幣，但新的問題接踵而至：各國鑄幣形制不一、重量成色參差不齊，盜鑄私鑄屢禁不止。

真正的“寶貝”——人們對貨幣的信任——被一次又一次地透支。

秦始皇統一六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圓形方孔的半兩錢，帶著“天圓地方”的哲學意涵，通行全國。這不僅僅是技術上的統一，更是信用體系的再造：中央政府為貨幣背書，百姓只需認準這個形制，不必再擔心成色不足。這是“寶貝”史上一次偉大的制度躍遷。

但好景不長。秦朝二世而亡，兩漢之后，歷代王朝都陷入了同一個魔咒：財政吃緊時便鑄大錢、減成色，用通貨膨脹收割百姓。王莽改革幣制，一改再改，民間無所適從；三國時期劉備鑄“直百五銖”，以一當百，實則是赤裸裸的掠奪。百姓手中的“寶貝”，一夜之間變成了廢銅爛鐵。

這就是馮時行所說的“儒生不貴書”，統治者也不珍惜自己真正的“寶貝”，那就是待民如棄子，視民如芻狗，把貨幣當作搜刮民財的工具，“寶貝”便只剩下一具空殼。

日后我之所以如此熱切地關注中國民間金融，并創作《盤活：中國民間金融三千年》，正在于我們的民間做了這樣一件石破天驚的事：它把信用從迷失中“搶”了回來，交還給“寶貝”自己。

★盤活★

當“寶貝”學會創造信用

走遍天下，不如寧波江廈——這是寧波人深以為豪的一句話。盡管今天的江廈街，已經只是這座二線城市的普通街道，但從“錢行街”這個古早的名稱，還能看出它當年的風光。

也正是從這條街上，走出了中國民間金融的一大創造：過賬制度。

在過賬制度誕生之前，中國商人早已有過金融創新的嘗試。唐代有“飛錢”，商人在京城存入現錢，憑券到外地領取；北宋成都商人發明了“交子”，用紙券替代沉重的鐵錢。這些都是天才的創舉，它們都解決了資金的使用或搬運的難題，讓“錢輕”成為現實——在《盤活：中國民間金融三千年》一書中，所謂錢輕，就是讓金錢不僅在物理形態上變得越來越輕，也讓人民獲得或使用資金的成本也越來越輕。這才是“寶貝”真正動人的地方。

而寧波的過賬制度，更是讓寶貝從當年的實物，第一次變成了“數字”。

過賬制度的操作并不復雜：商人在錢莊開立賬戶，所有交易不再用現銀現錢，而是用“過賬簿”記錄——甲向乙付款，只需在賬上記一筆，錢莊之間日終軋差清算，真正搬動的只有幾個數字。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商業交易第一次掙脫了實物貨幣的物理束縛，更意味著信用的創造者，不再是朝廷，而是那些日復一日、真金白銀往來的錢莊和商人。

你信這家錢莊，你就信它賬本上的那個數字。而錢莊之所以值得信，不是因為官府給它發了牌照，而是因為它用幾十年的穩健經營、嚴苛的內控制度、同鄉之間的聲譽捆綁，一點一滴攢出來的。

這不就是馮時行所說的“寶貝”嗎？ 儒生的寶貝是圣賢書，他們卻不去讀；統治者的寶貝是民心與信用，他們卻隨意糟踐。而寧波錢莊的掌柜們，沒讀過多少圣賢書，卻用樸素的商業倫理，把“信用”這個真正的寶貝，恭敬地請進了“過賬制度”這個金匣子里。

【過賬制度，是中國金融業的第一次“數字化”（此數字化非今日的數字化）/來自網絡】

幾乎在同一時期，長江以北的山西商人，用另一種方式詮釋了同樣的邏輯。

清道光三年，平遙西大街，西裕成顏料莊的財東李大全和掌柜雷履泰，用三十萬兩白銀創辦了日升昌票號。票號沒有官府背書，沒有龐大的資本金，它靠什么讓人放心地把銀子交給它？靠一套把“誠信”二字制度化的體系：“用鄉不用親”，所有員工必須是山西人，用同鄉情誼構筑道德底線；學徒期長達數年，品行考察比業務能力更受重視；獨創的漢字密押、匯票防偽，讓偽造幾乎不可能。一旦有人違規，不僅個人被開除，整個家族在山西商界都將名譽掃地。

這不是道德說教，而是一種比官府律令更管用的信用約束。 票號用一百多年的時間證明了：信用不是靠圣旨堆出來的，是靠一筆一筆交易、一個一個客戶、一代一代傳承，用“不敢失信、不愿失信、不能失信”的生態，慢慢養出來的。

巔峰時期，日升昌年匯兌金額高達三千八百萬兩白銀，分號遍布全國，“匯通天下”絕非虛言。朝廷甚至把大筆官銀交給票號匯兌和收存——有意思吧？官府自己的信用破產了，反而要去求助民間商幫的信用。這是中國民間金融史上，第一次靠“信用”而非靠“權力”獲得的信任。

它們的成功，顯然讓我們意識到，真正的寶貝，是根植于這個世界和世人內心的信用、道德，以及風骨，是民間的智慧、制度的創新、幾代人的堅守……這些一度被統治者踩在腳底的寶貝，被它們從塵土里撿起來，擦拭干凈，重新捧上了臺面。

只是，這兩顆雙子星雖好，也有它們的局限。

★盤活★

宋漢章與陳光甫：用命守護“寶貝”

我曾經寫過一本《寧波幫》，書的副標題叫“天下第一商幫如何攪動近代中國”。之所以稱它而不是徽商、晉商為“天下第一商幫”，在于它們在時代變遷中，認識到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寶貝，并愿意與時俱進。

中國第一家華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是它們開的；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華興保險公司是它們開的；中國第一家證券交易所——上海證券交易所也是它們牽頭創辦的。它們明確地知道，現代股份制銀行的出現，一定會沖擊自己現有的業務，但是它們為了加入世界競爭潮流，置之死地而后生。

更重要的是，它們一手金融，一手實業。而不是像其他商幫那樣，有了錢就買地置房，或者奢侈性消費。

宋漢章和陳光甫——我在《盤活：中國民間金融三千年》中特別著墨的兩個男人，用自己的命運回答了馮時行九百年前的質問。

宋漢章，浙江余姚人，正屬于今天的寧波，中國銀行上海分行首任經理。他一生中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驚心動魄的一戰，發生在袁世凱時期。

1916年，北洋政府為擴充軍費，下令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停止兌現——相當于公開賴賬。消息傳出，儲戶擠兌如潮，銀行風雨飄搖。宋漢章與張嘉璈等中國銀行領袖公然抗命，拒不執行“停兌令”。他當即委托八家商業銀行和錢莊代為兌現，不到一周，群眾親眼看到中國銀行實力雄厚、講究信用，擠兌風潮迅速平息。經此一役，中國銀行信譽大增，此后兌券發行遍及江、浙、皖、贛、鄂、川各省。

袁世凱聞訊大怒，曾欲暗殺宋漢章。面對死亡威脅，宋漢章不改其志，此后首創銀行基金檢查公開制度，為提高銀行信譽終生不遺余力。在上海灘金融圈，他三次冒死抗命，不畏強權，成了“信用”和“風骨”的代名詞。但更重要的是，他在當時風雨如晦的歲月里，還努力推動民族保險業建立，為繅絲、紡織、航運等民族工商業提供風險保障，打破外商保險壟斷；參與發起寧波旅滬同鄉會并任總隊長，組織金融援助、災賑及教育醫療投入，強化在滬甬商網絡對家鄉實業的反哺；與此同時，支持張謇等實業家組建“中國銀行商股股東聯合會”，以股東力量抵制政府干預，維護銀行商業化運營，確保金融資源流向實業而非財政透支……

與宋漢章遙相呼應的，是鎮江人陳光甫。

1915年，他僅憑七八萬元湊集的微薄資本——最大股東只投資2萬元，他自己用借來的5000元入股——在上海寧波路8號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在當時的上海灘，這條路上早已有外資銀行的高樓聳立，陳光甫的小銀行站在它們面前，猶如螞蟻站在大象腳下。

但陳光甫不靠豪取，而靠智慧。他公開呼吁銀行業幫助工商業發展，打一場“銀行業的抗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將“服務社會，輔助工商”奉為圭臬，面向普通民眾和工商實業發放貸款，不攀附權貴、不投機取巧。短短不到十年，這家“小小的”銀行竟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陳光甫本人被外國人稱為“中國的摩根”。

抗戰時期，陳光甫更是展現了銀行家的家國大義。他率領銀行上下積極入股工商業、投資多家實業公司，在戰火中創造金融奇跡。這其中就包括對榮宗敬、榮德生申新紡織集團和張謇大生紗廠等民族企業放貸，并推動設立中國旅行社——他于1923年在銀行內設旅行部，1927年獨立——這不僅讓人感慨，陳光甫不僅是金融業的佼佼者，更是推動中國旅游業發展的先驅。此外，他還任戰時國營“復興商業公司”董事長，負責桐油、豬鬃等戰略物資統購。也正是在抗戰時期，他受國民政府委派赴美，以商人身份成功促成了中美之間的“桐油貸款”。這是抗戰期間美國對華援助的第一筆大額商業貸款，具有極高的歷史意義，為國家輸血續航。

【民國時期，大陸銀行和國貨公司“相依為命”/來自網絡】

當儒生把圣賢書墊在枕頭底下，他們卻把“金融救國”四個字刻在了胸膛上，把畢生心血澆灌在了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上。

他們手中的“寶貝”，不止是金銀，不止是存折，而是在打造信用的同時，將信用變成農田里的耕牛、戰場上的槍彈、百姓手中的活命錢，更重要的是，變成了工廠里晝夜不歇的紡機、礦井深處一寸一寸鑿出來的煤炭、鐵軌下沉默堅硬的枕木、碼頭上往來穿梭的貨輪。

只可惜的是，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他們那樣！也不是每個人都有他們的幸運！

★盤活★

貪婪的鎖鏈：當“寶貝”淪為枷鎖

馮時行的一生，堪稱“寶貝蒙塵”的活注解。

他本是宋徽宗宣和六年的恩科狀元，滿腹經綸，胸懷天下。可他生逢亂世，金兵南下，國難當頭。他力主抗金，上書陳情，卻觸怒了權相秦檜，被勒停官職，歸隱縉云山中，授徒講學，一廢就是十七年。一個狀元的才華、一個忠臣的赤誠、一個讀書人的風骨——這些真正的“寶貝”，被朝廷當作鞋底的泥沙，隨手撣去。馮時行本人，就是那個被藏在角落里、從未被真正打開的“萬卷書”。他的悲鳴，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從自己被辜負的命運中長出來的。

和兩宋相交相似，中國自近代以降，也經歷了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鴉片戰爭的炮火到辛亥革命的槍聲，從抗日烽火到解放戰爭，山河一次次被撕裂，信用一次次被踐踏。盡管新中國成立，根基初定，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長期博弈、制度轉型中的陣痛與迷茫，還是讓很多人——從普通百姓到商賈巨富——在一夜暴富的幻夢中，迷失了“寶貝”的真正含義。

他們忘記了馮時行的質問，也忘記了宋漢章、陳光甫用命守護的東西。

1980年代中期，溫州。國有銀行的資金供應遠遠滿足不了私營經濟的需求，一種古老的民間信貸——“抬會”——在樂清鄉村悄然興起。

“抬會”的本質，是以高息為誘餌的金字塔式集資。一人為“會主”，層層發展下線，后加入者的會款被用于支付前者的本息。巨額回報刺激著每一個被壓抑太久的財富渴望。短短兩年之間，樂清全縣共有抬會1346個，最大的發展到12122人，溫州九縣兩區30萬人卷入，會款發生額高達12億元之巨。

1986年春夏之交，資金鏈轟然斷裂。會主們相繼卷款潛逃，抬會體系瞬間雪崩。20多萬人被卷入，8萬多個家庭負債累累，一時間傾家蕩產、妻離子散。這場“會案”風波，成了改革開放后第一場全國性金融慘案。

溫州抬會的悲劇，核心原因只有一個：人們追逐的不是“信用”，而是“暴利”。會主們用高息吸引下線，下線再發展下線，所有人都以為自己站在金字塔的頂端，卻忘了這個塔根本沒有地基。

這像極了馮時行筆下的儒生——不讀書卻自稱讀書人；也像極了那些只認金銀不認信用的人——不珍視真正的寶貝，卻對虛假的財富符號如癡如醉。

歷史不會簡單重復，但會押韻。2012年之后，P2P以更龐大的規模卷土重來。高峰時期，中國P2P平臺約5000家，成交額數以萬億計。然而，在監管真空之下，“信息中介”迅速異化為“信用中介”，大量平臺建立資金池、搞自融、玩“龐氏融資”。

【“中國基金報”鏡頭下被查封的P2P公司/來自網絡】

2018年夏天，P2P的末日到來。6月1日至7月12日的42天里，全國共有108家P2P平臺爆雷，平均每天暴雷2.6家。無數中小投資者的畢生積蓄一夜蒸發。短短不到十年，P2P行業在2020年徹底歸零。

從溫州抬會到P2P，從幾十萬人到千萬人級別的金融慘案，劇本如此相似：每一次都不乏貪婪，不乏欺詐，不乏制度漏洞，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人們把“寶貝”等同于“財富符號”，而徹底忘記了“寶貝”的底層邏輯是信用。

當信用被拋棄、貪婪被放縱，“寶貝”便褪去了它原本的光澤，變成戕害社會的枷鎖。

好在，歷史并沒有在這里終結。每一次泡沫破裂之后，總有人在廢墟上重新撿起那些被遺棄的“寶貝”。

同時，抬會和P2P的慘痛教訓，也讓一代人開始重新思考：什么才是真正的“寶貝”？

★盤活★

高質量發展時代：重新定義“寶貝”

今天再回過頭想想，《盤活：中國民間金融三千年》中，我不僅是想寫“寶貝”在每個時代的演進，更是在寫寶貝之所以成其為寶貝的內在原因：它不僅僅是財富，是名聲，是地位，更是人民對幸福生活的渴望，是對國泰民安的追求。

所以在2015年完成初稿的十年后，我在作品最后又增加了一個重要章節：助力新質生產力，并成為新質生產力。

助力新質生產力，指的是金融要主動服務科技創新、產業升級——用“耐心資本”去澆灌那些需要十年磨一劍的硬科技：人工智能、半導體、商業航天、生物醫藥、新能源。這不是簡單的“投早、投小、投長期”，而是要把信用這個“寶貝”，從追逐熱錢的投機游戲中拽出來，重新注入到真正能夠改變國家命運的生產力當中去。

而成為新質生產力，則是更深一層的命題：信用本身，正在成為一種獨立的生產力。當區塊鏈、大數據、人工智能重構了信用的生成和傳遞方式，當數字人民幣、供應鏈金融、科技金融平臺讓交易成本大幅降低——金融不再只是實體的“附庸”或“服務者”，它本身就是驅動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換句話說，過去我們是“用寶貝去換生產力”，今天，“寶貝”自己就是生產力。

歷史翻到2026年。一場深刻的變革正在發生。

2025年5月，科技部、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門聯合印發《加快構建科技金融體制，有力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若干政策舉措》，目標明確——引導創業投資“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推動更多金融資源進入科技創新領域。國家創業投資引導基金正式設立，一場覆蓋全產業鏈的資金“接力賽”正式鳴槍。

改革的方向清晰得不能再清晰：銀行的錢不能只躺在賬上吃利差，長期資金不能只盯著安全邊際，監管的容錯機制要容忍失敗，考核周期要拉長。讓金融機構敢于對早期科創企業敞開門戶，讓科技創業者不再被資本拒之門外。

這些改革，背后是一條跨越千年的歷史邏輯——金融與實業不應該是“兩張皮”，而應該是“一體兩翼”。

回顧歷史：典當行并非沒有信用，但它的信用以實物抵押為底，過于保守；票號并非沒有創新，但它的創新局限于匯兌清算，未能邁出與實業深度融合的關鍵一步；宋漢章和陳光甫以畢生之力守護了信用，卻終究無法改變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歷史困局。

今天，我們面對的局面已經完全不同。人工智能、半導體、商業航天、生物醫藥——這些硬科技賽道，是中國在未來全球競爭中的制高點，也是資本必須結結實實與之捆綁的主戰場。據統計，截至2025年底，新設引導基金中已有53%允許子基金存續期在10年以上，國資委更支持央企創投基金存續期最長可達15年。此所謂“耐心資本”，意義深遠——不是三年變現、五年退出的短視投機，而是十年磨一劍的長期主義。

但制度的完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變革還在人們的“寶貝觀”里。

在創投時代，什么是真正的“寶貝”？不是貝殼，不是金銀，不是票據，甚至不是錢本身。真正的“寶貝”是：一個能夠識別創新價值的投資眼光，一份愿意陪伴創業者走過漫長黑暗的耐心，一套讓信用可以跨越時間和空間被量化的制度安排。

創投家的角色，不是投機者，而是“寶貝”的發現者和培育者。他們在一個平凡無奇的初創企業背后，在想法還只是腦海中的藍圖的階段，就敢于投入真金白銀，等待五年十年，讓那個根本不存在的東西從虛空中生長出來。這需要眼光，更需要信用——創投家對被投團隊的信任，LP對創投家的信任，整個社會對“失敗”的寬容和對“長期”的耐心。

馮時行在《題張粹夫萬卷樓》的最后寫道：“君今收拾一萬卷，置在高樓截云漢。”他勸朋友把萬卷書珍重收藏，不是為了供奉，而是為了讀、為了用。

三千年中國民間金融史，說到底，就是一個不斷回答“什么是真正的寶貝”的過程。我們有貝殼的智慧，有錢莊票號的創造力，有宋漢章陳光甫的錚錚鐵骨，也有抬會P2P的慘痛教訓。所有的興衰起伏，都指向同一個結論：

真正的“寶貝”，從來不是金銀銅鐵、不是票據存折、不是高息回報，而是信用——那種讓陌生人彼此信任、讓資本跨越時空、讓創新得以生長的底層力量。

寶貝從未消失，它只是等待被重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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