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謝里夫于5月23日至26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就在兩天前的5月21日，中國與巴基斯坦剛剛迎來建交75周年紀念日。

5月25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夏巴茲。習主席表示，中巴建交75年來，兩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鍛造了牢不可破的傳統友誼，雙方戰略互信和務實合作有力促進各自國家發展。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方始終將發展中巴關系置于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

從1951年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到如今升格為“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中巴關系走過了怎樣一條演進之路？在高層互訪密集、中巴經濟走廊邁入2.0階段的新形勢下，雙方合作正面臨哪些新的機遇與挑戰？針對這些問題，觀察者網特邀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劉宗義進行深入解讀。

【對話/觀察者網 李泠】

觀察者網：今年5月21日是中巴建交75周年紀念日。在您看來，75年來中巴關系從最初的外交建立發展到如今的“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其中最核心的支撐力量是什么？

劉宗義：中巴兩國建交較早，兩國關系也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直到成為“鐵桿友誼”。

第一階段大致從1951年到1960年，屬于相互承認但接觸有限時期。

當時巴基斯坦依賴美元援助，追隨美國，對中國甚至懷有敵意。它與美國簽訂了雙邊軍事協定和友好通商條約，參加了東南亞條約組織和中央條約組織這兩個軍事同盟；在臺灣、西藏、新疆等問題上，也追隨美國，對中國并不友好。在中印邊界糾紛中，巴方甚至提出過印巴合作，共同“保衛南亞次大陸”。

第二階段從1960年到1980年，兩國領導人互訪頻繁，互信增強，關系進入密切期。

1960年2月，巴總統阿尤布·汗提出，巴愿同中國談判劃定中巴邊界問題。阿尤布·汗曾對中國大使說：“印度是巴中共同的敵人。”可以說，中巴關系的基石是戰略與安全領域的共同利益。

1961年12月15日，在聯大辯論“中國代表權”議題時，巴改變過去8年一直附和美國、反對恢復我合法權利的態度，投票贊成恢復我合法權利。此后，一直投票支持中方。

1962年中國對印發起自衛反擊戰。此后，巴方迅速調整對華立場。

1963年，巴基斯坦外長阿里·布托（貝·布托的父親）與中國副總理陳毅簽署了《中巴邊界協定》。同年8月又簽署了《民用航空運輸協定》。這一協定意義重大：當時中國對外航空幾乎沒有停靠點，巴基斯坦為中國提供了一條從空中走向世界的走廊。

1966年3月，中巴兩國簽署了《關于修筑中巴公路的協議》。實際上，這條公路對中國的戰略意義遠超對巴基斯坦，并非像有些人認為的只是中國在支持巴基斯坦。

1966年春天，代號“1601”的絕密工程在中巴邊境悄悄開展。 圖源：《國家記憶》

同一時期，巴基斯坦在中美關系正常化過程中發揮了重要橋梁作用。中巴軍事合作也日益密切，中國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中國援建了巴基斯坦多個重工業和軍工項目。例如，后來成為國家主席的江澤民同志曾作為總工程師援建巴基斯坦的重型機械廠。去年我在上海接待了江主席在巴的老朋友，他回憶起1977年江澤民率專家組培訓巴方技術人員的情形，還說到1996年江主席訪巴時專程看望了他們，并能一一叫出名字。

可以說，中巴“鐵哥們”的關系正是在上世紀60至80年代錘煉出來的。

第三階段從1980年到2000年左右，兩國關系進一步鞏固，合作領域和深度不斷拓展。

2000年以后，特別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巴在基礎設施、經濟合作、互聯互通和民生領域的合作日益增強。中巴經濟走廊成為兩國經濟關系的支柱。

觀察者網：視角拉回最近，近來中巴高層互動頻繁，不到一個月前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剛剛訪華，這次夏巴茲總理又來了。密集的高層互動釋放了什么信號？

劉宗義：中巴高層互動一直非常密切。在當前全球大變局、地區形勢動蕩、重大事件頻發的背景下——特別是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侵略行動——中巴兩國需要不斷進行戰略協調和對表，共同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此外，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也存在沖突，雙方都希望中國居中斡旋。在這些涉及地區安全的問題上，中巴高層保持著密切溝通。

另外，雙邊合作的具體領域也在高層訪問中體現得很清楚。

先說扎爾達里總統，他曾說自己到中國就像走親戚，一年至少來兩次，而且不一定每次去北京，要去全國各地。扎爾達里總統每次來都有側重：上一次他去了成飛，實地參觀殲-10生產線；這一次他訪問了湖南和海南，湖南行程側重農業，在海南除了解熱帶農業外，還主持了中國為巴基斯坦建造的潛艇的交接儀式，巴海軍高層陪同。

而夏巴茲總理此次訪華，首站選擇杭州——浙江省是中國民營經濟最發達、最具創新活力的地區。他參加了B2B投資大會，希望引進中國的高新產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的投資。可以說，他的這次出行可能側重于經濟合作和兩國間政治和戰略的協調。

觀察者網：您提到夏巴茲這次訪問希望引進中國的高新產業，我看新聞報道提到了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具體項目。巴基斯坦在這些領域的迫切需求和優先方向分別是什么？

劉宗義：從我個人的觀察看，巴基斯坦國內，特別是高層，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心情非常迫切，但到底什么樣的發展路徑最適合本國當前條件，他們可能并沒有想清楚，其國內的經濟界、戰略界和政界在這一問題上尚未形成共識。

他們看中了中國的AI、儲能電池、機器人、電商等高新產業，但巴基斯坦國內不一定有良好的經濟基礎來承接這些產業。當然，電商是有潛力的。去年12月我在巴基斯坦與中資企業座談，了解到一些中國電商企業在當地雇傭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面向中東和非洲開展業務，做得很好。巴基斯坦有條件像印度那樣發展服務外包業。但其他高新產業還需要經濟發展到更高階段才能具備條件。

我認為，巴基斯坦當前最需要解決的是大量勞動力的就業問題，因此應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同時加強重工業基礎，并做好農業。

觀察者網：說到農業，夏巴茲總理此次在浙江也出席了農業B2B投資大會。您能否介紹下中巴農業合作在哪些具體領域最具互補性？

劉宗義：實際上，我們在中巴經濟走廊一開始的時候也曾提出發展農業，但當時雙方沒摸索出合作路徑，因為巴基斯坦的土地大部分是私有的。

到了第二階段，由于我們不斷地講，巴方逐漸認識到農業尤其是糧食問題是民生之本，只有農業發展到一定程度，才能把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投入工業化進程。中國的經驗和其他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都是如此。因此，最近幾年，農業已成為中巴合作的重點，巴基斯坦與新疆等省區開展了密切的農業合作。

在巴基斯坦東部旁遮普省珀格爾地區一處農田，當地農業技術人員操作從中國引進的油菜籽收割機。 圖源：新華社

中國在良種培育、小型農機、灌溉技術、果蔬產業和畜牧業等方面都有先進的經驗和技術，可以為巴方提供幫助，推動其農業實現現代化轉型。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領域是毛驢養殖業。巴基斯坦養殖毛驢作為畜力，國內有些學者對從巴基斯坦進口驢肉有不同意見，因為巴基斯坦畢竟是個穆斯林國家，擔心在當地宰殺毛驢可能會引發一些宗教和社會問題，中方應充分尊重巴方意見。這需要雙方溝通，如果巴方同意發展這個產業，我們也樂見其成。

觀察者網：夏巴茲總理希望中國更多民營企業到巴基斯坦投資，這是否說明，如同“一帶一路”線上的其他眾多國家一樣，中巴合作正從政府主導的“硬件聯通”向市場驅動的產業深度融合轉變？

劉宗義：這背后是中巴經濟走廊從1.0版向2.0版邁進的體現。

1.0階段以國企為主，中國幾乎是“大包大攬”，投入近260億美元。當時提出的框架是“1+4”——中巴經濟走廊加上能源、基礎設施、瓜達爾港和產業合作。習主席2015年訪巴時明確了這一方向。早期收獲項目原定2013-2017年完成，但實際到2022年左右才收尾。盡管如此，第一階段大幅改善了巴基斯坦的能源供應和交通狀況。但這一階段也暴露了很多問題。特別是伊姆蘭·汗上臺后，試圖將重點從能源和基建轉向民生建設，反而對走廊推進造成了阻礙。

進入第二階段，中國自身也無法繼續維持如此大規模投入，巴方也提出要加強產業合作，特別是產業園區建設。然而，巴方在國內園區選址上爭論激烈，有些選擇純屬政治考慮，缺乏經濟前景，給中國企業造成很大障礙。現在巴方規劃了9個園區，中方鼓勵民間資本和企業赴巴投資。

現在雙方強調“高質量共建”，高質量建設意味著轉向產業合作，聚焦“小而美”、能給當地民眾帶來切實好處的項目。因為第一階段，巴基斯坦民眾抱怨沒得到太多實惠。從中國自身工業化經驗看，外部幫助只是催化劑，關鍵還是靠自己。新中國剛成立時就確立了“一邊倒”的政策，朝鮮戰爭后，蘇聯援建的項目奠定了我們的重工業基礎。但真正實現工業化是靠改革開放后主動融入全球化，承接美西方產業鏈轉移，到現在花了近50年時間。巴基斯坦能否抓住中國提供幫助的機會實現工業化，主要取決于他們自己。

觀察者網：夏巴茲在浙江出席會議時表示，通過與中國的合作，巴基斯坦會在經濟上成為區域內的“小中國”。看來，要成為“小中國”，不只是學表面，更要學內在。

劉宗義：對。但是，自2013年中巴經濟走廊啟動以來，巴基斯坦國內對“如何發展”始終沒有充分討論。個人認為，他們需要一場從上到下、從下到上的思想解放和全社會大討論。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就經歷了這樣的思想解放過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巴基斯坦同樣非常關鍵。

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拍攝的巴基斯坦國家主要政務部門所在地的安全核心區（紅區） 資料圖：新華社

觀察者網：發展經濟，除了意識層面需要革新，現在最迫切的問題似乎是沒錢。最近有報道稱，巴基斯坦政府正與中巴經濟走廊框架下的中國獨立電力生產商就付款條款進行重新協商，欠款問題引發關注。在推進中巴經濟走廊 2.0的同時，如何妥善解決既有項目中的商業糾紛和經濟循環問題？您認為雙方應如何在“繼續推進”和“存量化解”之間找到平衡？

劉宗義：巴基斯坦財政確實吃緊，但經過金融危機后正在恢復，也獲得了沙特、卡塔爾、IMF以及中國的財政援助，壓力已不像前兩年那么大。

就你提到的這例子，更核心的是“三角債”問題。很多中資企業墊款幫助巴方建設電站，建成后電力賣給當地，但大量民眾不繳電費，導致電費收不上來——這是社會治理問題。據我了解，華能胡布電站、卡西姆電站等都面臨同樣困境。巴方提出的解決方案包括要求中企降價、豁免拖欠的利息等。

此外，中企還面臨外匯管制風險——巴基斯坦美元短缺，企業無法換匯進行備品備件采購和維護保養。再加上安全成本，有的企業為照顧員工安全，在巴方要求下，需要自己修建小機場，乘直升機往返電站，又是一大塊支出。還有巴方正在討論的銀行“伊斯蘭金融化”問題，即沒有利息、不付利息，這對中企沖擊很大。

這些問題已經不是個別企業能解決的，需要雙方政府部門甚至高層介入談判。

觀察者網：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安全。在夏巴茲訪華期間，其國內俾路支省省會奎達市區發生一起針對通勤列車的恐襲，目前至少已造成27人死亡，超過100人受傷。相應地，您認為中巴在應對南亞安全挑戰方面可以采取哪些協同行動？

劉宗義：恐襲事件發生在夏巴茲訪華期間，“俾路支解放軍”很快宣稱負責。這既是向巴基斯坦政府示威，也是向中國示威。

炸彈爆炸現場 圖源：美聯社

安全問題已經成為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的首要挑戰。2015年我訪問巴基斯坦時，安全問題還不是首位，當時主要是巴基斯坦內部政治斗爭導致的項目執行和落實乏力問題。但現在，在巴的中國商人幾乎寸步難行——一入境就要登記，出行必須報備警方，獲批準后才能動身。這極大阻礙了商業活動。更糟的是，因為安保人員增多，中國人的居住地點反而更加醒目，更容易成為恐怖襲擊目標。同時，安保費用給中方企業增加了沉重負擔，也給巴方軍警造成了巨大壓力。

安全威脅主要來自俾路支的分裂勢力，以及“巴基斯坦塔利班”——前兩年達蘇水電站襲擊事件據說是“巴塔”分支所為。人命關天，我們對巴方提出了較高要求。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不同于當年修喀喇昆侖公路——那時因自然條件惡劣有人員犧牲，現在是和平時期，中國人是去幫助巴基斯坦發展經濟，不能讓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工作。中方的解決方案之一是派遣中國安保人員到巴基斯坦，但巴軍方目前不接受，雙方仍在談判。

此外，我們可以在情報合作、反恐裝備技術等方面提供支持。但最關鍵的是：一，巴基斯坦如何消除社會的極端化傾向；二，巴方如何處理好中央與俾路支省等地方的關系，讓當地民眾真正認識到中國企業是來幫助發展的，而不是像美西方和印度宣傳的那樣是“掠奪資源”。改變這一認知最為關鍵。

觀察者網：說到民間認知，您在今年5月巴基斯坦《今日報》的采訪中指出，青年參與和提升民間了解程度對確保兩國關系的代際延續十分重要，語言障礙和公眾認知度是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那么，在加強中巴人文交流方面，您認為未來還有哪些可為的空間？兩國民眾對彼此的認知有哪些可以進一步拉近的地方？

劉宗義：第一是語言。去年12月我去巴基斯坦外交部，一位高級官員當面提出：中國駐巴外交官大多不會說烏爾都語。我們駐巴使館的姜大使也表示要增加會說烏爾都語的中方外交官。但巴方也有問題——我的好朋友、巴基斯坦“讀懂中國”論壇理事長扎法爾先生說，巴基斯坦能說流利漢語的人鳳毛麟角。相比之下，很多印度外交官漢語說得非常好，不看人根本分辨不出是不是外國人。這方面巴基斯坦也亟需提高。

第二是友誼的代際傳承。中巴友誼是由毛澤東、周恩來、阿尤布·汗、阿里·布托那一代領導人奠定的，兩國老一輩外交官和援建人員之間有著深厚感情。但這種感情在今天的年輕人中還需要加強培養。

現在的巴基斯坦年輕人還是會受到上一代影響，崇拜歐美，留學首選歐美。現在來中國留學的巴基斯坦學生，很多人不會說漢語、只說英語，這也導致兩國青年人之間交流不夠。

此外，巴基斯坦軍方希望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姿態，這種外交姿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巴青年交流與民間相互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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