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反腐敗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一些過去適用較少的罪名逐步進入公眾視野，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便是其中之一。該罪自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設以來，司法實踐中的適用頻率明顯上升，但無論是法律從業者還是普通公眾，對其理解仍存在不少模糊之處。本文結合現行法律規定及相關司法解釋，對該罪的認定邏輯與辯護策略作系統梳理。

一、立法緣由：為何增設該罪名

在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出現之前，刑法對受賄類犯罪的規制主要聚焦于國家工作人員本人。實踐中逐步顯現出一種規避法律的現象：國家工作人員的配偶、子女、情人等與之關系密切的人員，利用其身份影響力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收受財物，而國家工作人員本人對此可能并不知情。由于行為人不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難以按受賄罪追責；國家工作人員因不知情，同樣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由此形成了明顯的法律適用空白。

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條增設了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將此類行為獨立成罪，填補了上述立法空白。該罪名規定于現行《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

二、構成要件：哪些行為可能觸及該罪

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的規定，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構成要件可從主體、行為、影響力作用對象及結果四個層面加以把握。

（一）主體：哪些人可能成為該罪的行為人

本罪的主體具有特殊性，主要包括以下三類人員：

第一類，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其他關系密切的人。其中“近親屬”通常指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其他關系密切的人”則包括情人、秘書、司機、長期合作伙伴等雖無血緣關系但交往密切、足以對國家工作人員產生實質影響的人員。

第二類，離職的國家工作人員，即曾具有國家工作人員身份、現已離職的人員。

第三類，離職國家工作人員的近親屬或其他關系密切的人。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行為人本身即為國家工作人員，且利用的是自身職權為他人謀取利益并收受財物，則可能構成受賄罪，而非本罪。

（二）行為：何種行為模式落入該罪范圍

本罪的行為模式可分為兩種情形：

第一種，行為人利用與國家工作人員的密切關系，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索取或收受財物。

第二種，行為人利用與國家工作人員的密切關系，借助該國家工作人員職權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索取或收受財物。

兩種模式的核心區別在于：前者的影響力直接作用于與其關系密切的國家工作人員本人；后者的影響力則通過該國家工作人員傳導至其他公職人員。

（三）影響力：針對的是何種力量

本罪中的“影響力”，是指行為人基于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的特定關系，所具備的能夠對該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產生作用、進而影響公共事務決策或執行進程的無形力量。其核心要素包括：存在特定關系（近親屬或密切關系）；能夠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產生實際作用；最終目的在于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

（四）結果：必須謀取不正當利益

本罪要求行為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所謂“不正當利益”，既包括利益本身不合法（如違法審批），也包括謀取利益的手段不合法（如本應公開招標而私下指定）。這一點與受賄罪存在明顯差異：受賄罪只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不要求利益本身具有不正當性；而本罪則明確以“不正當利益”為構成要件。

三、量刑標準：不同情節對應何種刑罰

根據《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第二款，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量刑，參照受賄罪的相應標準執行。

數額較大或有其他較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罰金；數額巨大或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或沒收財產。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6〕9號），受賄罪的數額認定標準為：三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認定為數額較大；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三百萬元的，認定為數額巨大；三百萬元以上的，認定為數額特別巨大。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數額認定，參照上述標準執行。

四、司法實踐中的常見爭議焦點

（一）“關系密切”如何認定

這是本罪認定中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法律本身未對“關系密切”作出明確定義。司法實踐中，法院通常從以下幾個方面綜合判斷：雙方交往的時間長短、互動頻率；是否存在經濟往來或利益綁定；是否具有長期代理、互相請托的行為模式；社會一般觀念是否認為雙方關系密切。

普通的同學、同事、同鄉關系，若無經濟往來、利益綁定或長期代理等附加事實支撐，通常難以被認定為“關系密切”。

（二）“影響力”是否需要實質發揮作用

這是辯護工作中的重要切入點。控方需要證明，行為人的影響力實際對結果產生了作用——即國家工作人員之所以實施某一職務行為，是基于行為人的請托或影響力，而非其他獨立因素。

如果國家工作人員作出決定的原因，是請托人自身的商業實力、請托人直接輸送的利益、項目本身的客觀需求等獨立因素，那么行為人的影響力與職務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即被切斷，本罪難以成立。

（三）“不正當利益”如何界定

司法實踐中，“不正當利益”的認定范圍相對寬泛，包括但不限于：違法取得的利益；違反政策、行業規范取得的利益；通過不正當手段獲得的競爭優勢等。辯護人可從利益本身是否正當、謀取手段是否違規等角度提出異議。

五、辯護路徑與要點梳理

（一）主體資格方面的辯護

如果行為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僅為普通社交關系（如同事、普通同學、一般朋友），無經濟往來、無利益綁定、無長期代理行為，可主張其不屬于“關系密切的人”，主體不適格。

（二）行為性質方面的辯護

如果行為人僅起到引薦、介紹的輔助作用，未向國家工作人員提出具體請托事項，未參與后續權錢交易過程，可主張其行為止步于引薦，不符合本罪的行為要件。

（三）因果關系方面的辯護

如果國家工作人員提供幫助的決定，是基于請托人自身的商業實力、請托人直接輸送的利益、項目本身的客觀需求等獨立因素，而非行為人的影響力，可主張影響力與職務行為之間缺乏刑法上的因果關系。

（四）犯罪數額方面的辯護

如果違法所得數額認定存在爭議（如包含合法收入、存在重復計算、電子數據不真實等），可申請重新鑒定或核減數額，爭取降低量刑檔次。

（五）共同犯罪中的地位辯護

如果行為人在共同犯罪中僅起次要或輔助作用（如僅負責引薦，未參與核心權錢交易），可主張認定為從犯，依法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

（六）證據合法性方面的辯護

如果存在刑訊逼供、誘供、非法取證等情形，可申請排除相關證據。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六條，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無法作出合理解釋的，對該證據應當予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