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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18日,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發布實證研究報告《2026年聯邦人工智能支出現狀》(Where does federal AI spending stand in 2026?)。該報告基于1743份聯邦人工智能合同數據,橫跨2022、2024和2026三個時間節點,對美國聯邦政府人工智能采購的演變軌跡進行了系統性追蹤。報告發現,聯邦人工智能已承諾資金較2024年激增966%至72億美元,采購意向金額更高達918億美元。但增長高度集中于美國國防部——其占采購意向總額的98.9%,其余28個機構的總和幾乎淪為統計誤差。報告同時警告,合同快速增長并不等同于人工智能能力的切實落地,去中心化的基礎設施治理模式疊加能源與環境瓶頸,正構成關鍵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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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邦人工智能支出呈爆發式增長,
行業結構高度集中
報告數據顯示,美國聯邦人工智能支出在過去四年間經歷了量級式躍升。從已承諾資金(即合同實際撥付金額)看,2022年為2.61億美元,2024年增至6.75億美元(增長159%),2026年更達到72億美元,較2024年增長966%。從采購意向金額(即合同潛在獎勵上限)看,增幅更為驚人:從2022年的3.55億美元增至2024年的46億美元,再到2026年的918億美元,四年間增長約259倍。該金額已相當于2025年美國人工智能私人投資總規模(約2859億美元)的約三分之一。
已承諾資金與采購意向金額之間的巨大鴻溝,主要源于聯邦政府大量采用不定期不定量合同機制。這類合同先設定采購金額上限,后續再根據實際需求分批下達具體訂單,為聯邦機構提供了靈活調整空間,但也意味著實際支出規模存在較大不確定性。從合同數量看,人工智能合同從2022年的472份小幅增至2024年的489份后,2026年躍升至1743份,反映出聯邦機構對人工智能的需求不僅在金額上攀升,在廣度上也顯著擴展。
在行業分類上,聯邦人工智能支出高度集中于兩個北美產業分類體系類別:專業、科學與技術服務類和信息業類,兩者合計占聯邦人工智能總支出的98%。其中,信息業類在采購意向金額中從500萬美元躍升至22億美元,超過專業服務類(19億美元)成為潛在價值最高的類別。其他行業類別的人工智能支出在統計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二、美國國防部獨占鰲頭:
98.9%份額下的集中化格局
美國國防部在聯邦人工智能采購中占據絕對主導地位,且集中趨勢持續強化。從合同數量看,國防部人工智能合同從2022年的254份增長至2024年的657份,2026年進一步攀升至1319份,占當年聯邦人工智能合同總數的四分之三以上。
參與聯邦人工智能采購的機構總數從2022年的17個增至2024年的23個、2026年的28個,包括總統行政辦公室、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和美國國際開發署等新面孔,但這些新進入者的合同規模極小——三者均僅持有一份金額不足30萬美元的合同。此前曾出現在名單中的史密森尼學會,其唯一人工智能合同已被取消。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雖以134份和71份合同位列第二和第三,但與國防部的差距懸殊。
從采購意向金額看,美國國防部的優勢更為懸殊。2022年,國防部人工智能合同潛在價值為2.69億美元,占聯邦總額的76%;2024年增至43億美元,占比升至95%;2026年則攀升至907億美元,較2024年增長1605%,占聯邦人工智能采購意向總額的98.9%。相比之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為1.38億美元,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僅為4500萬美元(較2024年的4700萬美元略有下降)。報告直言,美國國防部的人工智能投資規模已使其他所有機構在統計上“幾乎淪為四舍五入誤差”。
從三年趨勢看,聯邦人工智能采購的軍事化色彩日益濃厚:2022年國防部占76%,2024年升至95%,2026年進一步升至98.9%。這一軌跡表明,盡管聯邦政府整體人工智能投入高速增長,但增量資源幾乎全部流向了國防領域,民用機構的人工智能采購能力相對萎縮。
三、供應商市場加速演變:
從小而散走向大而集中
報告追蹤了聯邦人工智能供應商生態的三年演變軌跡。2022年,人工智能合同主要由小型企業獲得,其中許多企業靠近軍事基地分布。研究團隊當時將此視為市場尚不成熟的標志,并預測隨著市場走向成熟,大型企業將逐步進入并占據主導。這一判斷在后兩年中得到充分驗證。
2026年的數據顯示,大型成熟供應商已主導人工智能合同空間。按合同數量排名,博思艾倫漢密爾頓(Booz Allen Hamilton)與Palantir的子公司Palantir USG各獲15份合同并列第一,系統與技術研究公司、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各獲10份合同緊隨其后。按已承諾資金排名,MITRE公司以14.5億美元居首,Palantir以9.27億美元位列第二。按潛在價值排名,Palantir以28.8億美元領先,其后為ECS Federal(15.4億美元)和MITRE(14.9億美元)。亞馬遜網絡服務公司也以11億美元首次躋身潛在價值前十,反映了云基礎設施在人工智能供應鏈中的關鍵地位。
然而,市場集中度并非絕對。87%的聯邦人工智能供應商僅持有一至兩份合同,表明盡管大型企業主導了合同總值,市場中仍存在大量小型參與主體。報告認為,這恰恰是一個“健康且仍在演化中的市場”的積極信號——既有大型企業規模化提供人工智能能力,又有眾多小型供應商進行多元探索。
從合同定價機制看,越來越多的合同轉向固定總價模式,表明聯邦機構與供應商對工作范圍的理解趨于清晰,能夠較為準確地進行成本估算。但訂單依賴型合同在潛在采購價值中仍占主體(達898億美元),體現了聯邦政府保持靈活性以持續探索人工智能應用場景的意圖。多種成本導向合同(如成本加獎勵費、成本分攤等)的持續存在,則反映了人工智能市場在成本預估方面仍有一定的不成熟。
在競爭方式上,全面公開競爭和排除特定來源后的全面公開競爭是最常用的合同授予方式,但亦有相當數量的合同未經競爭程序即被授予,報告認為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場尚不成熟的現狀。
四、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
三大支柱的實證檢驗
報告將聯邦人工智能支出趨勢置于特朗普政府2025年7月發布的《美國人工智能行動計劃》(America's AI Action Plan)框架下進行了檢驗。該計劃圍繞加速人工智能創新、建設人工智能基礎設施、引領國際人工智能外交與安全三大支柱展開,標志著美國人工智能政策從拜登時期相對審慎的監管取向,轉向放松管制與加大投資并重的路徑。
(一)加速創新:獲得強力支撐,但包容性不足
報告認為,該支柱獲得了聯邦人工智能預算的最強有力支撐。合同數量、金額和類型的爆發式增長,以及不定期不定量合同、固定價格合同和各類成本導向合同的靈活組合運用,均表明聯邦機構正在積極尋找和采用最適合自身需求的人工智能采購方式。
但報告指出了一個不容忽視的短板:少數族裔和女性所有企業的參與度極低。殘疾退役軍人所有小企業的合同預留僅占全部1743份合同中的12份(0.68%);女性所有小企業的合同預留更是僅有1份(0.05%),經濟弱勢女性所有小企業同樣僅1份。研究團隊指出,難以判斷這一低參與率是源于特朗普政府逆轉多元、公平與包容倡議的行政命令,還是源自系統性競標障礙,但“忽視這部分供應商群體可能是一個錯誤”。
(二)建設基礎設施:數據亮眼但制度瓶頸突出
在基礎設施方面,報告呈現了喜憂參半的圖景。截至2026年3月,美國擁有4011個數據中心——近乎其他任何國家的八倍;數據中心需求預計到2030年將增長兩倍。弗吉尼亞州憑借靠近聯邦政府的地理優勢和強大的光纖網絡,以近500個數據中心領先全美。
然而,報告坦承無法從現有合同數據中推斷聯邦政府有多少支出直接用于數據中心建設。更關鍵的是,數據中心和電網基礎設施建設周期極長,需獲得各級地方政府的層層審批。美國去中心化的基礎設施治理模式疊加環境制約、能源供應瓶頸和地方政治阻力可能嚴重遲滯人工智能基礎設施的實際交付。報告暗示,從合同簽訂到芯片上架之間,仍橫亙著一條漫長而不確定的基礎設施通路。
(三)引領國際外交與安全:成效尚不明確
報告對第三支柱持謹慎態度。盡管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投入了巨額聯邦資金,但絕大部分流向國防部的軍事和情報用途,這些技術進展不太可能與國際社會分享。報告指出,美國在人工智能治理實踐和負責任政策方面是否提供了值得注意的領導力仍存重大疑問。這一評估暗示,國際領導力支柱目前更像是愿景而非現實。
五、結論與展望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的這項追蹤研究揭示了一個正處于關鍵轉折期的聯邦人工智能采購生態。一方面,支出規模的高速增長(已承諾資金四年增長超27倍)、大型供應商的涌入、合同類型的多樣化,表明市場正從早期的混沌狀態走向成熟。另一方面,87%的供應商僅持有一至兩份合同、非競爭性合同占相當比例,以及國防部一家獨大的格局,又清晰地表明聯邦人工智能采購整體仍處于“實驗階段”,遠未達到充分成熟。
報告特別提及2026年初的Anthropic事件——該公司拒絕將其人工智能工具用于自主武器和大規模國內監控,隨后被國防部長列為“供應鏈風險”,導致聯邦政府與Anthropic的合作全面終止。報告認為,隨著人工智能技術持續成熟,此類倫理與法律沖突將愈加頻繁地出現,“在人工智能護欄規則達成共識并落實之前,這一領域將始終處于法律和倫理的爭議地帶”。報告呼吁政策制定者審慎權衡國防人工智能投入在增強國家安全與個人自由、戰爭倫理之間的平衡。
展望未來,研究團隊認為,考慮到人工智能發展速度持續加快,市場飽和在短期內不會出現。聯邦人工智能支出仍將保持強勁增勢,同時那些持有少量合同的小型供應商一旦將實驗性項目轉化為有價值的應用成果,聯邦人工智能生態可能發生重要變革,值得持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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