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七國集團（G7）峰會在法國中世紀小鎮埃維昂萊班落幕，兩場圍繞特朗普的外交風波備受關注。在峰會歡迎晚宴上，特朗普談及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將其類比為1941年的日本偷襲珍珠港事件，以此炫耀自己成功發動“突襲”的膽識與魄力，隨即引發日本高市早苗的強烈不滿，雙方爭執不下，甚至一度需要其他與會政要出面勸解。

在峰會閉幕后的記者會上，特朗普還以半調侃、半譏諷的口吻稱高市早苗是自己的“頭號粉絲”，足以印證美日領導人在峰會期間發生爭執并非空穴來風。

隨后，特朗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宣稱，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在峰會期間“乞求”同他合影，出于“可憐”他才勉強答應。特朗普此番言論一經發布，引發嚴重負面外交影響。梅洛尼便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視頻強硬駁斥特朗普的說法，她強調“意大利和我從不乞求任何人”；意大利副總理兼外長塔亞尼稱，“特朗普的說法不僅冒犯了梅洛尼本人，更是冒犯了整個意大利”，并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21日的訪美行程。

這一系列風波恰恰映射出此屆峰會中G7內部的結構性分歧：美國與歐洲、日本對于立場議題的態度大相徑庭；在關稅與產業安全上的利益訴求存在著尖銳沖突；在烏克蘭、印太與中東戰略上的優先級排序也缺乏共識。在這樣的背景下，特朗普正在用一種高度交易化、等級化的方式重新定義西方陣營內部的同盟關系。

當地時間2026年6月15日，法國埃維昂萊班，特朗普出席七國集團峰會

撕裂

根據西方媒體的分析，特朗普與高市早苗、梅洛尼之間的言語摩擦，更像是他對盟友不愿配合美國對伊朗軍事行動的遷怒。早在2026年3月的美日首腦會晤中，高市早苗曾質問特朗普“為何美方在對伊朗采取行動前未向盟友通報”，特朗普則以“珍珠港事件時日本為什么不通報美國”反唇相譏。與此同時，在美國對伊朗實施軍事打擊期間，意大利明確拒絕向美軍開放西西里島錫戈內拉空軍基地的跑道。

特朗普的外交風格一向強勢且高度個性化，以“美國優先”為核心原則的“唐羅主義”又是他所一貫奉行的外交方針，很容易將盟友的審慎克制解讀為“推卸責任”，甚至視為“外交背叛”。而日本和歐洲也強調自身的戰略自主性，不愿淪為美國地緣博弈的附庸。雙方在危機處置方式、風險承擔意愿和戰略目標上的認知鴻溝，最終呈現為峰會上的領導人公開言語沖突。

在本屆峰會上，美國與歐洲、日本在伊朗議題上的分歧尤為明顯。與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隔空簽署“諒解備忘錄”后，特朗普隨即將其包裝為個人的“外交勝利”。

特朗普的政治意圖與日本、歐洲的核心利益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分歧。日本高度依賴中東能源進口，霍爾木茲海峽局勢將直接沖擊其能源供給、物價穩定和經濟形勢，再加上憲法約束與國內輿論壓力，日本幾乎沒有任何理由卷入美國主導的中東軍事冒險。歐洲同樣顧慮重重，一旦中東局勢升級，能源價格上漲、難民外溢和通脹反彈都可能接踵而至，從而進一步加重歐洲經濟的疲軟態勢。因此，日本和意大利拒絕配合美國對伊軍事行動，無疑是基于自身利益作出的風險規避之舉。

G7峰值領導人合影

與會各方在伊朗議題上的分歧，也折射出G7內部對區域安全問題已經越來越缺乏共識。作為東道主，法國與歐洲希望把烏克蘭局勢和歐洲安全形勢繼續擺在峰會核心位置，借峰會舉辦之際鞏固對俄協調政策，維系歐洲安全議程。但特朗普顯然并不愿完全按照歐洲的意愿在這一框架上投入過多精力。他希望將焦點拉回到伊朗議題和中東局勢上來，借此炫耀個人的外交成就，從而在客觀上稀釋烏克蘭議題在此屆峰會上的權重。日本所重視的印太戰略訴求，更難真正進入美國地緣政治布局的核心序列。

經濟領域的分歧，也是G7內部一道難以彌合的裂痕。峰會前夕，特朗普在接受《紐約郵報》采訪時表示，如果巴黎不取消對美國科技公司征收的數字稅，美國將對法國葡萄酒和香檳征收100%的關稅，否則法國將面臨新一輪貿易戰的風險。“關稅”是特朗普所慣用的政治武器，他將產業安全、供應鏈競爭和貿易保護統統上升為國家安全議題，以此摒棄傳統多邊協商機制，通過政治壓力迫使其盟友在經濟、貿易領域對美國作出更大讓步。

由此可見，今天的G7早已褪去“團結統一”的經濟共同體屬性，更像是一個各懷盤算、逐利而行的富國俱樂部。美國希望歐洲和亞太盟友在安全上承擔更多責任、在經濟和貿易上持續妥協，而日本與歐洲既不愿與美國徹底翻臉，也不愿無條件接受對方施加的壓力，只能在夾縫中盡力維護本國產業利益與經濟主權。

從這一屆峰會所討論的區域安全議題與經貿議題中，可以看到一個極為尷尬的局面：歐洲緊盯烏克蘭與歐洲安全，日本聚焦印太戰略，美國則將注意力更多投向伊朗和中東。三方戰略優先級明顯錯位，而經濟領域的矛盾與分歧又進一步放大了地緣政治層面的戰略失調。

瓦解

圖為特朗普和高市早苗

這一屆G7峰會中，特朗普與高市早苗、梅洛尼之間的言語沖突，折射出作為西方陣營“盟主”的美國，正強行重塑同盟規則、推動傳統西方同盟體系加速轉型。

冷戰結束后，價值共同體敘事是G7機制得以長期存續的重要基石。長期以來，美國雖居主導地位，但仍會通過多邊協商、外交話術為盟友保留體面，陣營內部分歧也多被隱匿于幕后，對外盡量維持“團結”的姿態。

而這套基于價值共同體敘事的行動邏輯正在被特朗普打破。在特朗普的外交觀念中，同盟關系不再是價值綁定的伙伴關系，而是可隨意議價、等價交換的交易行為：美國為其提供安全庇護與市場準入，而盟友則必須在軍事、經濟和政治上作出相應回報；一旦其拒絕配合美國的戰略安排，便可能遭遇公開指責、羞辱乃至直接的政策施壓。

這也使得日本與歐洲共同陷入一種同盟困境：一方面，受制于安全依附、地緣格局與長期形成的利益綁定，難以真正脫離美國所主導的同盟體系；另一方面，又越來越不愿無條件追隨美國，更不愿讓渡國家利益與外交尊嚴配合對方的戰略冒進。

G7更深層的危機在于陣營內部的統一戰略共識的持續流失。日本和歐洲仍傾向于將同盟理解為平等協作、風險共擔的伙伴關系，并期待G7機制仍能夠發揮全球治理與西方陣營內部政策協調作用；而特朗普則更傾向于將西方盟友視為美國戰略的附屬工具，并將峰會議程轉化為檢驗對“盟主”忠誠度的“試金石”。 當各方對同盟關系的核心定義、價值定位徹底背離，G7的內在凝聚力也隨之持續流失。

高市早苗與梅洛尼均是意識形態偏親美的右翼領導人，她們常被視為特朗普在亞太地區與歐洲的“天然盟友”。然而，這次爭吵與“合影風波”卻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同盟內部秩序正在走向失序的典型縮影。當前G7所面臨的最大危機，并非所面對的外部地緣競爭壓力，而是內部共識瓦解、利益分化與信任流失的多重疊加。在美國單邊主義與交易式外交邏輯的沖擊下，其西方盟友全面依附美國的戰略成本正在上升，“戰略自主”已不能再停留于宣傳口號，而是迫切的現實需求。

（作者系日內瓦大學東亞學系博士后研究員）

作者：李書齊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