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

“心血管醫學博物館·老專家口述歷史”是由蘇州工業園區東方華夏心血管健康研究院、心血管醫學博物館精心打造的特別欄目，心血管醫學博物館位于蘇州金雞湖畔，本欄目誠邀百位心血管領域資深老專家進行歷史口述采訪，以完整稿件形式發表出版，讓這些珍貴的歷史見證和醫學智慧得以廣泛傳播，為行業發展提供寶貴參考。

本文根據采訪內容和既往資料整理而成

全文共約 9000 字，閱讀約需要18分鐘

編者按

在心血管醫學的歷史長河中，許多先驅的名字曾隱于煙塵 。2017年末，心血管醫學博物館在梳理1978年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首屆委員名單時，重慶地區首任主委“林琦”教授的名字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當時資料極度匱乏，只知她曾是重慶地區心血管學科的帶頭人，但在80年代后并無其他資料，這段歷史仿佛被人為剪斷，后因工作關系，尋訪只能暫且擱置 。

直至2019年，羅素新教授轉發的一篇《一片冰心寄重醫》在醫學界流傳，我們才得知這位醫學前輩在1983年因女兒在美遭遇車禍，無奈放棄國內醫學事業赴美陪護的感人往事。2025年，適逢林教授百歲華誕，我們聯系到了林教授的哲嗣朱偉曦教授，將朱教授提供的回憶錄及多份歷史檔案整理成文，并與當事人確認以口述史形式刊出。

這份口述史填補了早期心血管學科發展史的局部空白，更向我們生動展現了老一輩知識分子在時代洪流與命運逆境中，生生不息的韌性與赤誠不滅的醫者風范。

采訪者：林教授您好，站在百歲的門檻上回望，您這一生的起點是在上海，上海正處于東西方文化交匯的時候，動蕩與機遇并存，能從您的家族背景談起嗎？

林琦：時間過得真快，一轉眼我也是百歲老人了。我時常會想起我父親那一輩人的奮斗，我父親是浙江瑞安人，那時候家里窮得揭不開鍋，全靠我外祖母當傭人勉強拉扯四個兒子長大。我父親是長子，十六歲就孤身一人跑到上海討生活，在那時的十六鋪碼頭1等零活干。他雖然沒上過正規學校，但天生有一股不服輸的勁兒，在布店當學徒、給洋行帶孩子，硬是憑著聰明勁兒跟著洋小孩學會了幾句英語。

記得他曾講過，上世紀初的一個夏天，他在十六鋪碼頭等零活，幫一個提著大皮箱的英國奶粉推銷員挑行李。他用那點“洋涇浜”英語2跟對方搭訕，那英國人正愁中國市場沒法開辟，見他勤快又懂點英文，就雇了他一起在長江沿岸跑業務。后來一戰爆發，英國老板回國，過了幾年后才又回到上海，發現父親把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條，于是兩人成了合伙人。到我出生時，父親已經是上海溫州商會的會長，辦了肥皂廠，還創辦了《時事新報》3。

采訪者：當時的上海有錢人家的女孩子大多選擇讀文科，畢業后成為賢內助，您為什么會決定學醫？

圖1 林琦教授青年時期照片

林琦：是的，那時的上海，家境好的女孩子大多去讀文科，畢業后嫁給名流，過安逸的生活。當時我在上海中西女中4讀書的時候，宋氏三姐妹都是我們的校友。學校里除了中文和歷史，所有課程都是外國老師用英語教的，這給了我非常扎實的英文基礎，也給了我一種獨立的意識，當然，我骨子里還是有些倔強的，不想靠男人過活。

后來到了考大學的時候，我的閨蜜涂蓮英5對我影響很大，她家境也很好，父親曾是圣約翰大學的校長涂羽卿6先生。她說她要去學醫，因為醫生救人命，受人尊重，而且經濟上能徹底獨立。我也被這種想法打動了，就跟著她一起考進了國立上海醫學院7。那時候上醫極難考，七個人里才收一個，而且因為是國立，免學費，這也吸引了很多真正有志向的年輕人。

采訪者：上醫的求學生活里，除了繁重的學業，最讓您難忘的是什么？

林琦：說起來，我這一生最重要的緣分也是在那時候定下的。1943年9月的一個晚上，學校禮堂開迎新晚會。那時候我剛進學校，還帶著點女中出來的活潑勁兒。大家推選新生出節目，我看大家推推搡搡的，就站出來說：“你們別推了，我去吧。”我在中西女中時演過話劇，就用流利的英語朗誦了一段《傲慢與偏見》里伊麗莎白的臺詞。

圖2 林琦教授高中時期于中西女中校園內

那天臺下掌聲很熱烈，有些高年級的男生大聲起哄讓我再演一段。我正覺得有點局促的時候，一個穿著白襯衫、拿小提琴的高個子青年走上臺，拉起了一曲《夏天里最后一枝玫瑰》，幫我解了圍，他就是后來我的丈夫朱禎卿8。從那以后，我們的命運就緊緊連在一起了。

圖3 20年代國立上海醫學院主樓

禎卿那時候即將畢業，準備留在紅十字會醫院9做外科住院醫生。1948年在我畢業那年，我參加了“反饑餓反內戰”的運動，因為表現得比較活躍，被學校訓導部列入了黑名單，不允許我在上海實習。我的老師黃家駟教授很憤然，他覺得我這么優秀的學生不該被耽誤，就推薦我去了他的母校北京協和醫院。當時的協和醫院擁有世界上頂尖的設施與師資，我接受了嚴苛的專業訓練。盡管實習工作繁重，我與禎卿仍每日都有書信往來，哪怕再累也會寫幾句。

圖4 1949年林琦教授與朱禎卿教授結婚

采訪者：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少醫生都選擇了離開，您和朱教授為什么留了下來？

林琦：當時禎卿已經在紅十字會醫院做外科總住院醫生，也被多家美國醫院邀請去進修神經外科，包括我的閨蜜涂蓮英也赴美做實習醫生了。但我對新中國有著年輕人特有的希望，我覺得在這片熱土上，我們可以貢獻青春，服務人民，于是我便說服他留在了上海。后來禎卿還跟隨黃家駟10教授參加了抗美援朝的醫療隊，立了戰功，那時候的生活真的很充實。

圖5 五十年代初，林琦教授與朱禎卿教授在上海復興西路70號家宅大門前

圖6 1907年紅十字會總院成立

禎卿與史玉泉11醫生在華山醫院開展了中國最早的神經外科，我則在中山醫院跟著心臟內科泰斗陶壽淇12教授工作。50年代初，傷寒病還是非常兇險的。我上醫的班長就在實習期間染上傷寒去世了，這件事對我觸動極大。那時候氯霉素剛進口，藥價貴得驚人，限制了廣泛使用。1953年，我和戴自英13教授共同發現，只要用國外專家推薦量的三分之一，就能達到同樣的療效，還大大降低了骨髓抑制等不良反應。這個發現在國內迅速推廣，救了無數患者的命，也為國家省下了珍貴的外匯。

圖7 林琦教授發表的第一篇論文《小劑量氯霉素治療傷寒及副傷寒的探討》（《中華內科雜志》1953年第四期第一篇）

采訪者：您和先生原本在上海有著優越的工作條件和未來，為什么會在1958年選擇舉家西遷，去相對艱苦的重慶參與重醫的建設？

林琦：那個決定做得確實不容易，我們住在復興西路的花園洋房里，孩子相繼出生，我閨蜜涂蓮英夫婦帶著四個孩子，從美國學成回上醫工作了，大人小孩們歡聚在一起，充滿著對美好前程的向往。

到了1957年，國家決定建設重慶醫學院14，需要上海第一醫學院分出一半的力量去支援。錢惪15院長帶隊并點名讓禎卿去重慶，因為整個西南地區的神經外科還是空白，同時也希望我能去幫助建立重醫的心血管內科。其實我當時并不在西遷的名單上，是可以留在上海的，但我覺得，正因為那邊條件艱苦，作為妻子，我更應該和他在一起，一家人只要在一起，什么困難都能扛過去。1958年底，禎卿先帶兩個大兒子去了重慶，我則在1959年2月抱著才一歲的小女兒，坐了七天七夜的輪船溯江而上。

圖8 1962年，林琦教授一家人在重醫附一院第一階梯教室前合影

剛到重慶，國家就遇上了三年大饑荒，生活條件落差極大，我不僅要組建循環科（心內科前身），還得照顧三個孩子，最小的才一歲，真的忙不過來，只好把大兒子偉星送回上海伯父家借住了兩年。那時候為了肚子，我還帶著科室同事在宿舍旁邊的荒地上種地自救，一邊是聽診器，一邊是鋤頭，那就是我們的常態。

不過對于工作我們不曾懈怠，我帶著馬才驪16、陳運貞17這些從上海來的醫生，還有四川醫學院分來的同事，從最基礎的工作做起。我經常帶頭查房，考察年輕醫生的診斷能力，強調啟發式教學。60年代，我們就已經開展了當時先進的右心導管工作，沒有在國內落后。

采訪者：在您的從醫生涯中，大竹縣的克山病普查是一次嚴峻的挑戰。能詳細講講那個過程嗎？

林琦：那是一次非常難忘的經歷，我記得是1969年的盛夏7月，當時的政治環境很特殊，醫院里進駐了“軍宣隊”和“工宣隊”，我們醫生被組織成小分隊下鄉去做巡回醫療和流行病防治工作。我的學生吳慶玲當時被派到了大竹縣永興人民公社鍛煉。有一天她急匆匆地向科里求援，說當地爆發了一種罕見的怪病，主要是2到5歲的娃娃發病，出現心累、氣緊、心臟擴大等急性心力衰竭的癥狀，往往一兩天人就夭折了。更讓她焦急的是，連醫療隊的隊員都出現了心跳減弱、心臟增大的癥狀，而常規的打針吃藥全都不管用。

聽到這個嚴重的疫情，我立刻趕到了大竹，馬上帶著小分隊深入到發病的生產隊實地查看，一邊給病兒治療，一邊向失去孩子的父母詳細了解發病癥狀。根據初步觀察，這種病和以往文獻報告的東北克山病有類似之處，但流行特征又迥然不同：東北克山病好發于酷寒嚴冬的育齡婦女，而大竹的疫情卻發生在炎熱的夏季，專門侵襲極度營養不良的稚幼兒童。

為了徹底查清病因，我深知必須拿到第一手的客觀材料，也就是進行尸檢。但在當時的農村，傳統的風俗觀念阻力非常大，要解剖剛死去的孩子談何容易。我立刻向工宣隊領導匯報了疫情的兇險和尸檢的絕對必要性，爭取到了上級的批準。隨后，由病理解剖學的錢韻蘭18教授主持，第一例尸檢就證實了患兒心臟擴大、心肌損害，其特征性的病理是廣泛而密集的局灶性心肌壞死，至此，大竹急性（亞急性）克山病才得到了確切的診斷。

確診之后，學校和醫院非常重視，成立了六人組成的克山病研究組，任命我擔任組長。面對危局，我們立刻制定了應對計劃。除了繼續積累尸解病例總結論文、組織克山病普查小組探索病因外，我還把當時在醫療隊的70屆醫學系學生組織起來，辦了克山病學習班和心電圖普及班。經過短期的強化訓練，這些年輕學子迅速掌握了診斷要點和搶救措施，在后來的大規模搶救中發揮了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成為了大竹克山病防治中的一支尖兵。

在尋找對癥治療方法時，當地的老醫生提到以前曾用中草藥治過類似的病，我覺得很值得一試。那段時間，我和吳慶玲每天凌晨四五點鐘，天還沒亮，就提著馬燈跟著當地醫生進山采藥，碰上下雨天也照樣堅持。我們把采來的草藥切碎熬成濃湯給病孩服用，同時配合注射大劑量的維生素C和葡萄糖來改善病體機能。這種中西醫結合的辦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大竹縣兩個克山病集中爆發的公社病情都得到了緩解。

那時候農村工作條件非常辛苦，也沒有招待所，我們普查小組就在公社的大辦公室里打地鋪，底下墊著谷草，鋪上草席，蓋著自己帶的棉被。晚上睡覺覺得冷，我就用被包繩把被子的腳邊扎起來防止敞風。為了不因為睡眠不好而影響第二天高強度的救治工作，我每天睡前都會吞服一片安定。

看著那些山區的孩子轉危為安，我覺得醫生的使命便在于此，吃再多苦也是值得的。

圖9 1972年，四川省克山病科研學習班留影（前排左五為林琦教授）

后來在1972年到1979年，省衛生廳把永川地區的冠心病普查交給了我們。我帶著普查小組下到農戶家里，教基層醫生怎么查血、填表。為了讓大家學英語，我還為普查小組制定了一條規則，晚上學習時間，每個組員都要背誦一句新學的醫學英語，背誦正確的給予獎勵。獎品為一顆大白兔奶糖，那是我從上海探親時帶回來的，那時候奶糖是稀罕貨，大家的興致都很高。我們摸清了當地冠心病發病率是6%，這個數據后來成了西南地區流行病學研究的權威依據。

圖10 1983年，中華醫學會心血管學會委員在成都合影（第二排右三為林琦教授）

采訪者：在鄭宗鍔教授的回憶錄中有提到在70年代去過重慶，做學術訪問，這其中是否您是否也做了諸多工作？

林琦：我也只是做了一些協調工作。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1979年鄭教授帶著一個由十多位美國著名專家組成的醫學代表團訪問中國。他們最初的行程只安排了北京、上海和成都，并沒有重慶。我當時能得知這個消息，還是靠我的二兒子偉曦，他那時候在四川醫學院讀書，作為學生代表參與了接待，他打電話告訴我，代表團的領隊叫鄭宗鄂19，是當年從上海仁濟醫院過去的。

我一聽這個名字就很激動，鄭教授是我當年在仁濟醫院實習時的同事，算資歷我還比他大一屆。當時中國醫學教育和研究因為長期的封閉和動蕩，已經遠遠落后于世界，我深知這是一個讓重慶同仁了解外部世界、與國際接軌的絕佳機會。

圖11 鄭宗鍔教授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

于是，我趕緊向當時的學院領導匯報，包括錢惪、左景鑒、李宗明這些老領導，他們都非常支持。我竭力說服鄭教授和代表團調整行程，最終促成了他們來到重慶進行訪問和學術交流。

鄭教授他們在重慶待了一個星期，組織了一系列學術講座，內容涵蓋了各科的前沿課題。我記得鄭教授主講的題目是“冠狀動脈造影”，這在當時對我們來說是非常先進的技術，講臺上下一片安靜，大家都在貪婪地吸取知識。因為講座全是英文，為了讓醫生和學生們能聽懂、聽透，我全程擔任了現場翻譯。

也正是此次講座讓我們清晰地看到了中國心血管內科與國外的差距，也明確了我們努力的方向。

采訪者：抱歉，時間點還是來到了80年代，這應該也是您一輩子無法撫平的痛，1983年得知女兒在美國突發意外，能和我們分享一下，作為母親您如何做的？

圖12 林琦教授、朱禎卿教授和女兒朱以林

林琦：那一天，我正在重慶家里，突然看到女兒以林的大提琴掉在地上，第一弦A弦斷了，我的心咯噔一下。隨后，電話鈴就響了，以林嚴重車禍高位截癱。

那一刻，我所有的職業榮譽、教授頭銜都消失了，我只是一個母親。

我和禎卿便匆忙趕往休斯頓，到那里一切從零開始，沒有任何積蓄。禎卿是神經外科專家，在中國神經外科學界享有盛名，不久受聘于休斯頓貝勒醫學院，任神經外科教授，主持癲癇病研究實驗室。我則把照顧女兒和一家生活的擔子挑了起來，從醫學教授回歸到母親和家庭主婦、病員護理的角色。

以林在重危病房整整住了一年，我用醫生的嚴謹來要求自己這個“護理員”，每兩個小時翻身一次，吸痰、導尿，多年從未生過一次褥瘡。

后來她的病情稍微穩定，想要繼續求學。她胸部以下毫無知覺，我就每天用輪椅推著她回學校，陪著她聽課，幫她錄音、記筆記。她咬緊牙關，在四肢癱瘓的情況下，硬是拿下了生物化學和生物統計學兩個碩士學位，甚至有了自己的職業。雖然在受傷九年多后，她還是因為多器官衰竭離開了我們，但在那些年里，是我作為一個母親的全部，陪她創造了奇跡。

采訪者：到了美國之后您有想繼續自己的醫學事業嗎？

圖13 林琦教授與朱禎卿教授在美國合影

林琦：當然了，一個搞了一輩子醫學的人，心里那團追求科學的火，是很難真正熄滅的。剛到美國那幾年，我所有的精力都撲在照顧以林身上，連軸轉。但在女兒的病情稍微穩定一些，便加入了安德森腫瘤醫院頂級華裔科學家徐道覺20教授團隊，從事腫瘤基因的研究。

那時候我已經是六十多歲的人了，但我還是像年輕時那樣，一頭扎進了腫瘤基因的研究工作里。那種能在實驗室里探索生命奧秘的感覺，讓我覺得我不僅是一個全職陪護的母親，還是一個有價值的醫學工作者。

可是，命運有時候就是喜歡開玩笑。就在我覺得事情慢慢向著好的方向發展，我因為長期的超負荷奔忙，積勞成疾，突然倒下了——我的大腦前動脈瘤破裂了，顱內發生了大出血，我整個人很快陷入了深度的昏迷之中。

禎卿他在國內是做顱內動脈瘤手術治療的先驅，救過無數腦外科病人的命，可能他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妻子腦子里也患上這個疾病。幸運的是，我遇到了貝勒醫學院神經外科主任格羅斯曼（Dr.Grossman）醫生。他為我做了整整八個小時的開顱手術，非常成功地幫我鉗閉了動脈瘤。

這次我算是真的“服老”退休了。

不過，我還是覺得人不能閑著，后來我們搬到明尼蘇達和偉曦一家住在一起，我會去參加社區活動，給當地華人做醫學科普，用電腦、看時事，還玩一玩股票。

2017年中華醫學會給我頒發“終身成就獎”，我雖然沒能回國，但心里是熱的，大家還沒忘記我。

圖14 2017年葛均波院士代表學會為林琦教授授予“終身成就獎”

采訪者：2019年，您在94歲高齡重返重慶。當您再次穿上白大褂，站在那群年輕醫學生中間時，您最想對他們，以及對這一百年的生命歷程說些什么？

林琦：2019年那次重返重慶，對我來說就像是做了一場漫長而溫暖的夢。那年我94歲，離我1983年去美國照顧女兒，已經整整過去了36年。受重醫附一院邀請，參加重醫附一院心內科建科40周年紀念活動，我不遠萬里跨越重洋飛了回來，再看一看這片我曾揮灑過青春與熱血的地方。

圖15 林琦教授與部分西遷老專家、重慶醫科大學附一院院領導、同事、學生等聚會

回到重慶，最讓我激動和感慨的，是見到了當年那些朝夕相處的西遷老同事。我去看望了呼吸科王鳴岐21教授，他當時已經是99歲高齡了；老年科馬映雪教授特意帶著她珍藏的相冊，拉著我一起細數從前的故事。還有一件事讓我特別動容，禎卿在七十年代曾治療過的一位患者，他的家屬得知我回國了，專程趕來拜望我，并且全程幫忙推著我的輪椅。

時間雖然無聲，但這說明患者心里記著我們曾經的付出。

圖16 朱禎卿教授70年代治療的一位患者的家屬專程趕來拜望林琦，全程幫忙推輪椅

我這一生，燃燒過青春，經歷過黑暗，也創造過奇跡。如果說有什么感悟，那就是：青春之火不在于歲數，而在于你是否始終在追求真理與進步。我所服務過的故土和人民，正沿著文明的潮流向前，這就足夠了。

結語

“姚英子”？

看完林琦教授的資料，這個小說人物便不由自主地浮現在腦海中。

林琦教授的一生，幾乎就是長篇小說《大醫》中紅十字會醫院醫生“姚英子”的現實投影。同樣是上海灘錦衣玉食的富家千金，因不忍國民受病痛折磨而投身醫學；同樣歷經時代洪流與命運的反復捉弄，卻在磨難中不斷淬煉，為熱愛的醫學事業燃燒了一生。

從黃浦江畔的起步，到嘉陵江邊的奉獻，這份“一片冰心寄重醫”的情懷，早已超越了地域與時空的界限。

世紀風雨，不染冰心；青春之火，百歲不熄。

專家簡介

林琦教授近照

林琦，1925年2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瑞安。畢業于國立上海醫學院，先后在北京協和醫院、上海仁濟醫院完成臨床實習。曾任上海中山醫院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師從心臟內科專家陶壽淇。1958年，隨上海第一醫學院西遷參加重慶醫學院（現重慶醫科大學）建設。在重醫附一院期間，她歷任循環科（心內科前身）副主任、大內科主任及心內科首任主任。她曾擔任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第一屆委員，并曾任全國青聯委員及四川省人大代表。

資料來源說明

• 朱偉曦：《永葆青春的母親——為她百歲壽辰而作》

• 阿蠻：《溯江而上，一路高歌：一片冰心寄重醫——著名心血管內科專家林琦的故事》

• 重慶醫科大學：《一場闊別36年的重逢丨西遷老專家林琦教授回校》

注釋

1. 十六鋪碼頭? 上海外灘歷史悠久的著名地標，曾作為遠東最大碼頭和上海“水上門戶”，現已改造為集黃浦江游覽、商業配套與濱江休閑于一體的核心旅游碼頭。

2. “洋涇浜”英語 是近代上海洋涇浜一帶因中外商貿交流產生的一種以簡單英語詞匯為主、按中文語法拼湊的臨時性混合語。

3. 《時事新報》 民國時期資產階級改良派報紙，曾與《申報》《新聞報》《時報》并稱上海“四大報”，1949年停刊。

4. 上海中西女中 前身為1892年創辦的中西女塾，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貴族教會女校之一，宋氏三姐妹、張愛玲等知名女性曾在此就讀，后于1952年與圣瑪利亞女中合并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學。

5. 涂蓮英（1925—1986）是上海醫科大學附屬腫瘤醫院病理科教授、著名腫瘤病理學專家，專攻腫瘤病理診斷及惡性淋巴瘤研究，在國際首次確立的中國人淋巴瘤分型。

6. 涂羽卿（1895—1975）是中國著名物理學家、教育家，曾任滬江大學物理系主任、圣約翰大學首位中國籍校長，也是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干事及三自愛國運動倡導人之一。

7. 國立上海醫學院 1932年由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獨立建院而成的中國第一所國立醫學院，由顏福慶等人創辦，后歷經上海第一醫學院、上海醫科大學等階段，現為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

8. 朱禎卿（1919—2018）是中國神經外科事業的奠基人之一，1945年畢業于國立上海醫學院，早年在華山醫院參與開創國內開顱腦外科手術，1958年西遷重慶后創建了西南地區首個神經外科，畢生致力于神外臨床、教學與科研工作。

9. 紅十字會醫院 現上海華山醫院，前身為1907年創辦的“中國紅十字會總醫院暨醫學堂”，是上海第一家由中國人自辦的醫院兼醫學堂，民國期間積極參與了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歷次戰地救護與災害救援。

10. 黃家駟（1906—1984）中國著名胸心外科學家、醫學教育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我國胸心外科與生物醫學工程學的奠基人之一，曾創建上海醫學院胸外科及上海市胸科醫院，并主編權威教材《黃家駟外科學》。

11. 史玉泉（1919—2022）中國神經外科的開拓者與奠基人之一，1952年與朱禎卿共同創建了華山醫院神經外科，華山醫院終身教授，在腦腫瘤切除、腦動脈瘤手術及腦動靜脈畸形分型（“史氏分級”）等領域成就卓著。

12. 陶壽淇（1918—2000）中國著名心血管內科學家、現代心血管病學與預防心臟病學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國醫學科學院阜外心血管病醫院院長，主編了中國第一部心臟病學專著《實用心臟病學》。

13. 戴自英（1914—2009）中國著名傳染病學家、中國臨床抗生素學的奠基人，長期任職于華山醫院，師從諾貝爾獎得主弗洛里，率先在國內建立抗生素臨床研究室，并提出小劑量氯霉素治療傷寒等開創性療法，主編《實用內科學》等多部權威醫學著作。

14. 重慶醫學院 現重慶醫科大學成立于1956年，是由上海第一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分遷來渝組建的一所高等醫學院校，1985年更名為重慶醫科大學。

15. 錢惪（1906—2006）我國著名傳染病學家，上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要創始人及重慶醫科大學名譽校長，曾領銜攻克血吸蟲病治療難題，并于1958年率隊西遷重慶，是重慶醫科大學的主要創建者之一。

16. 馬才驪 著名心血管病學專家，上海第一醫學院西遷參與創建重慶醫科大學的骨干醫生之一，是重慶心血管內科學界的早期奠基人之一。

17. 陳運貞（1934—2025）著名心血管病學專家，1959年從上海西遷重慶援建重醫，深耕西南心血管事業60余年，開創了重慶心臟超聲心動圖學。

18. 錢韻蘭 著名病理學專家，上海第一醫學院西遷參與創建重慶醫科大學的骨干醫生之一，長期擔任病理教研室教授，在淋巴瘤與肝癌病理研究領域成果顯著，曾獲“中國病理事業突出貢獻專家”等榮譽。

19. 鄭宗鍔（1926—2017）國際著名華裔心臟病學專家，1950年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醫學院，后任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醫學中心心血管病部主任，1972年作為首位訪華的美籍華人醫生將冠狀動脈造影技術引入中國，為中國心血管病學發展與國際交流作出了卓越貢獻。

20. 徐道覺（1917—2003）美籍華裔細胞生物學家，被譽為“哺乳動物細胞遺傳學之父”，1952年意外發現染色體低滲處理技術，為最終確定人類染色體數目為46條奠定了基礎，曾任美國細胞生物學會首位華人主席。

21. 王鳴岐（1921—2021）：著名呼吸病學專家、1958年從上海第一醫學院西遷重慶，創建了西部地區最早的肺科（呼吸內科），并曾深入高原攻克高山病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