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5年以來，美國先后在朝鮮、越南、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如今的伊朗打過重大戰爭。

其中，只有1991年的海灣戰爭算得上真正的成功——而即便如此，它也為后來的災難埋下了種子。其余戰爭的結果從僵局、失敗到戰略性災難不等，而伊朗或許是美國在二戰后犯下的最嚴重戰略錯誤。

那么，為什么地球上最強大的軍隊，會一再輸掉自己發動的戰爭？答案不在火力，而在美國的思維方式。

普魯士軍事戰略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曾將戰爭定義為“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軍隊服務于政治目標，只是諸多工具中的一種，而且必須始終服從于清晰界定的目標。

美國把這一理論倒置了。華盛頓并不把戰爭視為政策的延續，而是視為政策的失敗——當外交破裂時，戰爭才作為最后手段登場，而且往往并沒有預先設定明確的政治結果。

結果總是一樣：武力被投入使用，卻沒有清晰的終點；而在每一次決定開戰之前，本該先回答的那個問題，始終沒有答案——所謂勝利，究竟是什么樣子？

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是這一問題最極端的體現。在伊朗問題上，所謂外交表演由一些既不懂外交、也不懂核物理的人負責。

隨后登場的是大規模轟炸行動，其前提是一種近乎魔法般的信念：破壞會帶來屈服。正如總統上周末所說，美國要么得到一份“好”的協議，要么就“把他們炸回老家”。但最終結果恐怕兩者都不會出現。

我們之所以知道這一點，是因為特朗普或許是美國錯誤戰爭方式最激進的表現，但絕不是唯一一個。

美國的戰爭方式建立在三個結構性缺陷之上。首先，目標與手段被倒置了。華盛頓不是先界定政治目標，再選擇合適工具，而是反過來操作：先拿起軍事工具，再寄望政治結果會隨之而來。

從越南的“滾雷行動”、伊拉克的“震懾與敬畏”，到伊朗的“史詩之怒”，美國每一次都動用壓倒性武力，并相信大規模摧毀會帶來想要的結果。

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丹·凱恩上將在記者會上談及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但事實從未如此。

海灣戰爭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為喬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拒絕了這種邏輯。他的目標狹窄而明確：扭轉伊拉克對科威特的入侵，恢復戰前現狀——僅此而已。面對向巴格達進軍的巨大壓力，他頂住了，而這種克制并非軟弱。正是這種克制，帶來了真正的聯盟、合法性與勝利。

多年后，在中東，小布什總統——受到當年曾主張其父親進一步推進的那些顧問影響——作出了不同選擇。結果是什么？十年戰爭、一個更強大的伊朗，以及一個比此前更加不穩定的地區。

最后，第三個、也是最根本的缺陷在于，華盛頓制定計劃的人相信，壓倒性武力可以彌補動機上的不對稱。但事實并非如此。美國或許擁有武力，另一方卻擁有意志。越共、塔利班、復興黨人、伊斯蘭革命者——他們不會退讓。他們無處可去，也沒有什么可失去的。

1968年，越共發動春節攻勢，同時襲擊100多座城市。美國軍方稱這是敵方的一次失敗。從戰術層面看，這樣說并非沒有道理；但從戰略層面看，情況恰恰相反。春節攻勢擊垮了美國國內的公眾支持，也扭轉了戰爭進程。越共知道自己為何而戰，而華盛頓早已失去了這條主線。

數十年后，在阿富汗，美國官員為自己的巧思驚嘆不已——騎馬作戰的特種部隊、精確制導炸彈，以及幾周內就被推翻的政權。就在轟炸開始前幾天，布什才問出一句：“塔利班被推翻后，誰來治理這個國家？”

這是個合理的問題，但在給B－52轟炸機加油之前，竟然沒人想到要先問。那些騎在馬上的人確實出色，但對于接下來怎么辦，卻根本沒有任何理論或方案。此外，“基地”組織長期領導人奧薩馬·本·拉登依然逍遙法外。

接著是伊拉克。戰爭設計者曾預言，這會是一場輕松取勝的戰爭，美軍將被當作解放者歡迎。但占領當局解散了伊拉克軍隊，讓數十萬帶著武器、飽受羞辱的人流落街頭，沒有工作，也沒有前途。此后爆發的叛亂，本不該讓任何人意外，可它偏偏讓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到了伊朗，這套邏輯崩塌得更快。所謂戰略，說到底不過是這樣一句話：殺掉這個國家的最高領袖，然后寄望出現一位更溫和的繼任者。

據《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和以色列把希望寄托在馬哈茂德·艾哈邁迪內賈德填補權力真空上——而他本人也絕非溫和派。

但他們既沒有計劃如何扶他上位，也沒有計劃一旦失敗該怎么辦，更沒有計劃如何阻止德黑蘭采取所有人都知道它會采取的行動：關閉霍爾木茲海峽，禁止除本國船只以外的所有航運通行。

美國海軍陸戰隊成立250周年慶祝活動。事到如今，美國反復失敗的案例已經太多，跨越的年代太長，做出這些決策的領導人也太多——而且共和黨、民主黨都不例外，已經不能再被輕描淡寫地視為巧合。

這反映出美國戰爭方式中一個更深層的缺陷。那么，更好的方式應當是什么樣？

起點必須是少一點傲慢，多一點謙抑。沒錯，美國軍隊確實非同尋常——今年1月抓獲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一事，就是明證。沒有其他情報機構能找到本·拉登，也沒有其他軍隊能在無人察覺的情況下，深入巴基斯坦腹地將他帶走。但這些驚人的能力，并不能替代清晰的思考和穩健的戰略。

戰術優勢，并不比戰術弱勢更能天然保證戰略成功。早在華盛頓遺忘這一點之前，美國軍方領導人就已經明白了。

1984年，時任國防部長卡斯帕·溫伯格——因越南和黎巴嫩的經歷而深受觸動——在其有關美國應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動用武力的框架中，清楚列出了原則：必須涉及明確的重大利益，目標清晰且可實現，擁有國內與國際支持，以壓倒性武力服務于有限目標，具備明確的退出戰略，并且只有在萬不得已時才訴諸戰爭。

十年后，曾以青年軍官身份參加越南戰爭、后來擔任溫伯格軍事助理的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對這些原則作了進一步完善和強化。兩人都親眼見過美國在缺乏戰略的情況下作戰會發生什么，也都希望避免重蹈覆轍。

溫伯格——鮑威爾主義，今天依然是正確的框架。它不是和平主義，而是戰略邏輯——而這種邏輯，曾在海灣戰爭中得到成功運用。自那以后發生的每一場沖突，恰恰都缺少這種邏輯。國防部長皮特·赫格塞思或許曾援引溫伯格，將其作為美國在伊朗使用武力的指導原則，但他隨后卻無視了其中每一條原則。

美國之所以一再失敗，不是因為軍力孱弱，而是因為它總是在界定目標之前，先選定了手段。既然如此，人類歷史上最強大的軍隊打不贏自己發動的戰爭，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