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

【基本案情】

甲系某公安機關三大隊大隊長，乙系某私營公司實際控制人，與甲關系密切。2022年8月，甲帶隊抓捕制假售假犯罪團伙，乙得知甲行程后也跟隨前往。犯罪嫌疑人被抓捕歸案后，臨時關押在某派出所，乙經甲默許進入該派出所辦案區，并與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丙見面，稱自己有關系可以幫忙“撈人”，但需要一定好處費，丙提出讓家人與乙聯系。丙的家人表示愿意花錢“撈人”，其他犯罪嫌疑人家屬得知后亦愿意花錢讓乙幫忙。乙將該請托事項告訴甲，甲利用職務便利，為上述犯罪嫌疑人在變更強制措施、從輕處理、傳遞案件信息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其間，乙收到好處費170萬元，但其并沒有如實告知甲，而是僅將其中50萬元給甲，并對甲稱好處費一人一半。

2022年9月，甲帶隊抓捕另一涉嫌犯罪團伙，乙得知后隨之前往。經甲默許，乙違規出現在抓捕現場，乙借機接觸犯罪嫌疑人，并自稱有關系可以幫忙“撈人”，在取得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信任后，乙告知甲該請托事項。甲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明知不應追究相關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應當變更、解除強制措施并最終撤銷案件的情況下，分批對涉案人員變更強制措施，配合乙拿好處費。之后，乙陸續收受犯罪嫌疑人家屬給予的好處費共計395萬元，但乙未告知甲好處費的總額，只將其中70萬元給甲，并對甲稱好處費一人一半。2023年3月，因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對處理結果不滿，要求乙退回錢款，乙不肯，對方遂將相關事宜舉報，并引發上訪。

【分歧意見】

本案中，對甲、乙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甲作為國家工作人員，與社會人員乙通謀，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甲、乙構成共同受賄。雖然甲對好處費的總額不知情，但根據共同犯罪“部分行為全部責任”的刑事責任原則，甲、乙共同受賄的數額為565萬元。甲放任乙進入辦案區，接觸犯罪嫌疑人，泄露警務工作秘密等行為，雖違反辦案規定，但未造成人員傷亡、經濟損失等嚴重后果，不構成濫用職權罪，該行為被受賄罪吸收。

第二種意見認為：甲、乙構成共同受賄，由于甲對乙收受好處費的總額不知情，且乙隱瞞截留絕大部分的好處費，甲實際只拿到120萬元的好處費。因甲沒有占有其余好處費的主觀故意，從主客觀相一致原則考慮，認定受賄的數額為120萬元。對其余445萬元，系甲對乙利用其影響力受賄的放任，乙單獨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甲違規辦案，雖未造成人員傷亡、經濟損失等嚴重后果，但嚴重損害人民警察形象，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構成濫用職權罪，應對甲數罪并罰。

第三種意見認為：甲、乙構成共同受賄，雖然甲對好處費的具體數額不知情，但對受賄具有概括性主觀故意，應根據其概括知情的范圍進行認定受賄數額。乙在分贓時對甲稱好處費一人一半，在甲的主觀認識范圍內，乙拿到的好處費應該和自己一樣，故共同受賄的數額應為240萬元；對其余325萬元，系乙作為與國家工作人員甲關系密切的人，通過甲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以隱瞞截留賄賂的形式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甲違規辦案，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構成濫用職權罪，應對其數罪并罰。

【意見分析】

本案中，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共同受賄概括性主觀故意應不超過行為人主觀認知范圍

通常情況下，如果中間人在轉請托國家工作人員幫忙時，沒有告知國家工作人員自己從請托人處獲得好處費，由于兩人主觀上沒有共同受賄的故意，客觀上沒有共同占有好處費的行為，不宜認定為共同受賄，中間人可單獨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如果中間人在轉請托國家工作人員幫忙時，告知對方自己從請托人處獲得好處費，但沒有告知具體數額，此種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對受賄具有概括性主觀故意，即其在主觀上對通過中間人收受請托人好處費持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心態，應認定為共同受賄。此時，國家工作人員對中間人所獲好處費的具體數額不必確切知悉，只需達到概括知情的標準，且受賄數額不超過其主觀認識的范圍，即可全部認定為共同受賄的數額。

本案中，對于甲、乙構成共同受賄沒有異議，焦點是如何認定共同受賄的數額，是按照乙收受的565萬元計算，或是按照乙實際分給甲的120萬元計算，還是按照甲主觀認識范圍內的240萬元計算？

筆者認為，由于甲對共同受賄具有概括性主觀故意，雖然其不知道乙到底收了請托人多少好處費，但對乙收受請托人給予的好處費是知情的，也知道乙本人從中拿了好處費。根據“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相關規定，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乙作為與甲關系密切的人，構成受賄罪共犯要件之一是“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即必須“雙方共同占有財物”。由于甲對好處費的總額不具體知情，也沒有共同占有全部好處費，如要求其對全部565萬元承擔刑事責任，明顯超出了其主觀認知的范圍，與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相違背。同時，也不能僅以甲個人實得數額120萬元作為共同受賄數額，而是應根據其概括知情的范圍進行認定。由于乙在分給甲好處費時表示一人一半，雖然乙實際沒有按照該標準進行分贓，但在甲的主觀認知范圍內，乙拿到的好處費應該和自己一樣，故認定共同受賄的數額為240萬元，符合主客觀相一致原則。

二、請托人具有對中間人和公職人員行賄的雙重故意

通常情況下，請托人給予中間人好處費，請其幫助完成請托事項，一般不會明確好處費的具體用途和數額分配，而中間人也往往將一部分送給公職人員，一部分自己留存。在此類案件中，從表面上看，請托人僅僅實施了將好處費給予中間人的行為，其本人并沒有與公職人員直接接觸，也沒有明確要求中間人將部分好處費送給公職人員，似乎不具有向公職人員行賄的主觀故意，而僅僅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

然而，實際上，由于請托人與公職人員不接觸、不認識、不熟悉，其通過與公職人員關系密切的中間人溝通完成請托事項，此時請托人主觀上能夠認識到，自己真正請托的是中間人背后的公職人員，給予中間人好處費包含可能由中間人占有全部或者部分好處費的主觀故意。同時，請托人只關心請托事項能否完成，對于中間人是否將好處費轉送給公職人員以及轉送的金額持一種放任態度，即中間人可以將好處費全部留存或送出，也可以部分留存或送出，只要能完成請托事項，中間人和公職人員如何處置好處費，均涵蓋在請托人的主觀認識和意志中。因此，即使事前請托人和中間人沒有商議，事中、事后中間人也并未告知請托人，結合實際發生的結果，請托人可能構成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和行賄。同時，根據中間人與公職人員之間的通謀及共同占有財物等情況，中間人可能涉嫌利用影響力受賄或共同受賄。

本案中，甲作為抓捕制假售假犯罪團伙的帶隊領導，擅自允許乙進入辦案區、抓捕現場，借機接觸犯罪嫌疑人，使得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相信乙與國家工作人員關系密切，有能力幫忙，進而愿意花錢“撈人”。上述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之所以相信乙能幫忙“撈人”，看中的是乙背后的國家工作人員，故送給乙好處費，至于乙如何處置好處費，是部分還是全部給國家工作人員在所不問，主觀上具有對甲行賄和對乙作為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的雙重故意。從主客觀相一致原則出發，應認定甲乙共同受賄的數額為240萬元。對其余325萬元，系乙作為與國家工作人員甲關系密切的人，通過甲職務上的行為，為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以隱瞞截留賄賂的形式收受請托人財物，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

三、甲違規辦案行為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構成濫用職權罪

在一些受賄案件中，受賄人往往在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時存在瀆職行為，在受賄行為和瀆職行為均構成犯罪的情況下，是擇一重罪處罰還是實行數罪并罰，存在不同認識。根據“兩高”《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同時構成受賄罪和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三節、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規定外，以受賄罪和瀆職犯罪數罪并罰。”因此，對于行為人受賄又濫用職權而同時構成受賄罪和濫用職權罪的，應當實行數罪并罰。因為受賄犯罪不以為他人實際謀取利益，更不以通過瀆職為他人謀取非法利益為構成要件，瀆職犯罪和受賄犯罪的犯罪構成相互獨立，行為人實質上實施了兩個獨立的犯罪行為，不存在重復評價的問題。

通常認為，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造成的損失可以分為有形損失和無形損失。實踐中，對有形損失，如造成的經濟損失、人員傷亡情況等的認定較為容易，但對無形損失的認定則相對難把握。根據“兩高”《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一條規定，“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情形之一。

本案中，甲作為公安機關抓捕制假售假犯罪團伙的帶隊領導，擅自允許乙進入辦案區、抓捕現場，借機接觸犯罪嫌疑人，泄露警務工作秘密，利用職務便利，為犯罪嫌疑人在變更強制措施、從輕處理等事項上提供幫助，并且在明知依法不能追究相關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應當變更、解除強制措施并最終撤銷案件的情況下，分批對涉案人員變更強制措施，配合乙收受好處。其行為違反了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二條、《新時代政法干警“十個嚴禁”》等相關規定，雖未造成人員傷亡、經濟損失等嚴重后果，但嚴重損害了人民警察形象和公安機關的公信力，并引發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屬上訪，屬于“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情形，構成濫用職權罪，應與受賄罪數罪并罰。（ 馬曉麗 張劍峰 姜麗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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