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哲的出租屋里，搜出來三本日記。

其中一頁寫著：“富人都是老鼠，按摩女是垃圾，下雨天最適合干活。”

另一頁畫滿了鐵錘、電鋸、黑色塑料袋，以及一些讓人不敢細看的草圖。

他甚至在日記里專門列了一張作案清單，名字、地址、下手時間，一行一行，寫得整整齊齊，像一個項目經理在盯進度。

這個后來被韓國媒體稱為“雨夜屠夫”的男人。

從2003年9月到2004年7月，在首爾江南區一帶殺了20個人。

他落網后說的第一句話是：“我就是你們要找的連環殺手。”

語氣平淡，像在報一個無關緊要的快遞單號。

2003年9月，柳永哲最后一次從監獄里出來。

他33歲，已經進去過14次，累計在牢里待了11年。

出獄那天沒有一個人來接他，他在麻浦區九龍村租了一間不到10平米的發霉單間，月租30萬韓元。

墻壁發黑，窗戶漏風，潮濕得被子都能擰出水。

九龍村是首爾最破的棚戶區，跟一江之隔的江南區比起來，簡直就是兩個星球。

他盯上江南區的富人，是從這間出租屋里開始的。

他恨富人，恨得咬牙切齒。

但他從來不敢去碰那些身強力壯的富家子弟，他把目標鎖定在江南區獨居的老年人身上。

老人反抗不了，跑也跑不動，打開門之后連叫都叫不出幾聲。

他每次都是偽裝成快遞員或者水管工，按門鈴，禮貌地笑，等門一開，掏出藏在懷里的鐵錘，一錘砸下去。

那把鐵錘是他自己改過的，錘頭磨得很尖，握柄纏了防滑膠帶。

他在監獄里跟老犯人學過怎么用力、打哪個部位最快致命。

出獄之后他練了很久，對著出租屋的墻、對著河邊的樹，一錘一錘地練，直到手臂發麻。

從2003年秋天到2004年初，四個月里他用同樣的方式殺了7個老人。

這些老人跟他沒有任何私人恩怨，只是住在他認為“該死”的地段，過著比他體面一點的生活。

其中有一位76歲的退休教授，終身未婚，退休金全用來資助貧困學生。

柳永哲翻遍她家，抽屜里的現金整整齊齊，他沒有拿走多少，他不是為了錢。

殺到后來，他連偽裝都懶得做了。

法院后來的判決書里有一句描述讓人后背發麻：兇手在作案過程中表現出極度的冷靜與殘忍，無任何情緒波動。

殺完富人，他的恨轉向了另一群人：按摩女。

這個轉折跟一段感情有關。

出獄后他在出租屋附近認識了一個姓金的按摩女，動了真心。

他給她畫像，買魚餅和辣年糕，攢了三個月的錢買了一枚戒指求婚。

對方拒絕了，說了一句讓他徹底瘋掉的話：“你有癲癇，有前科，窮得房租都交不起，我憑什么嫁給你？我要嫁就嫁江南的有錢人。”

他回家之后把戒指吞進肚子里，把所有的畫撕得粉碎，然后翻出鐵錘和電鋸。

從那天起，他的獵殺名單上多了一類人。

他冒充警察，偽造了證件和假手銬，專門給按摩女打電話，說自己是掃黃的，讓人來指定地點配合調查。

那時候韓國按摩行業的女性幾乎不敢反抗穿制服的人，一叫就到。

她們被帶進他的出租屋，一進門就再也出不去了。

他在浴室里分尸，分成十幾塊，裝進黑色塑料袋，扛到奉元寺后山埋掉。

奉元寺是首爾一座有名的古剎，香火很旺，白天香客絡繹不絕。

他選那里埋尸體，某種程度上就是一種挑釁：你們求神拜佛有什么用，我把人埋在你們眼皮子底下，誰也沒發現。

5個月里他殺了13名按摩女，年齡最小的20歲，最大的也就30出頭。

其中有一個叫樸智妍的21歲女孩，高中輟學后打兩份工養家，父親尿毒癥，弟弟還在念書。

她隨身帶的帆布包里沒有化妝品，只有父親的病歷本、弟弟的成績單和一張便簽，上面寫著：再攢2年錢，給爸爸換腎。

這個包后來被警方交還給家屬時，她的弟弟跪在警察局門口哭得站不起來。

2004年7月16日凌晨，第21個目標——一個叫李素妍的27歲女孩走進了柳永哲的公寓。

她已經聽說了最近連環殺人案的傳聞，但對方自稱是警察，她不敢不去。

進門的一瞬間，她看到了對方手里那副手銬。

那是塑料的，上面還有沒撕干凈的標簽。

她突然清醒了，真正的警察不會用這種東西。

她拼命壓住發抖的聲音，假裝隨意地說了一句“我下樓買瓶水”，轉身拉開門，用盡全身力氣跑出去，連跑三條街，躲進一家便利店打了報警電話。

她對著接線員吼的那句話后來被韓國媒體反復引用：“他看我的眼神，是看獵物，不是執法。”

警方接到報警后立即出動，兩天后在麻浦區那間出租屋里抓住了柳永哲。

他沒有拒捕，沒有逃跑，坐在床邊等著警察來。

被抓后他主動帶警方去了奉元寺后山，指著幾個地方說這里埋了三個，那邊五十米還有兩個。

搜查人員在冰箱里找到了一小塊煮過的人體組織，在床底下搜出了那把鐵錘、假證件、假手銬，以及三本日記。

審訊的時候他毫無悔意。

他說如果沒被抓，要殺滿100個人，成為韓國歷史上殺人最多的連環殺手。

法醫給他做了全面鑒定，結論是沒有精神疾病，完全具備刑事責任能力。

他的妹妹柳美妍在得知哥哥的罪行后，把自己關在家里幾個月不出門，只對外說了一句話：“他是惡魔，我是普通人，路是自己選的。”

——她和柳永哲是雙胞胎，同一個娘胎、同一個家庭、同樣的童年，走到兩條完全相反的路上。

2004年12月，法院一審判處柳永哲死刑。

2005年最高法院終審維持原判。

但這紙判決到現在也沒執行。

韓國從1997年之后就沒再真正執行過一例死刑。

算一算，已經29年了。

柳永哲今年56歲，在牢里關著，每天畫畫、寫日記。

他拒絕見母親和妹妹，拒絕心理矯治，對辯護律師說過一句話：“我沒罪，是社會逼我的。”

他畫的內容還是鐵錘和埋尸地，日記里沒有任何懺悔。

監獄管理人員的報告里寫得很直接：無任何悔罪表現。

受害者的家屬每年都去奉元寺祭拜。

金順姬老人資助過的學生現在已經人到中年，每年照常去。

樸智妍的弟弟已經工作了，但他始終不敢跟任何人提起姐姐的職業。

120萬人聯名請愿要求執行死刑，但請愿書遞上去之后石沉大海。

那三本日記現在封存在首爾警察廳的證物室里，紙頁已經泛黃，有些字跡被潮氣洇花了。

偶爾有研究人員申請調閱，看完出來，大多數人都沉默很久。

柳永哲的殺戮把韓國刑事偵查體系的底褲給扯了下來。

他的鞋印在多個案發現場反復出現，但富人區歸一個警署管，按摩女失蹤歸另一個警署管，兩邊從不互通。

有的被害人家屬去報案，警察說按摩女失蹤是“自愿離開”，連案都不立。

DNA比對那會兒韓國的技術還只能測血型，檢測周期拉長到二十天，等結果出來，他早跑到下一個城區了。

案發之后韓國花了十幾年填這些坑。

犯罪側寫師制度引進了，全國連環案件聯動系統建起來了，暴力刑滿釋放人員被強制佩戴電子腳鐐，再犯率斷崖式下跌。

首爾的監控覆蓋率從當年的12%提到了98%，上門的服務業全部實名登記。

有辦案民警在退休時說，柳永哲案是用幾十條人命換來的制度修補，代價太慘烈了。

江南區的霓虹燈依舊亮得晃眼，奉元寺的鐘聲每天照常響起。

只有那些每年固定日子去后山燒紙的人知道，這片地底下埋著的秘密。

那些沒等到的正義，就像江對岸的燈光，看著近，其實遠得很。

對此，你們有什么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