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一項歐盟法律生效，要求塑料瓶蓋必須與瓶身保持連接。這項規定一度遭到廣泛嘲諷，社交媒體上的段子手和硅谷億萬富豪都拿它開玩笑。有人說，這正是布魯塞爾最糟糕的一面：官僚事無巨細地干預，把公民當成連回收一個瓶蓋都做不好的孩子。

但幾乎沒有人報道這項規定背后的證據。數十年的海岸清理數據顯示，塑料瓶蓋一直是歐洲海灘上最常見的廢棄物之一。瓶蓋體積小、重量輕，而且材質與瓶身不同，一旦與瓶身分離，就會單獨漂浮，傳播距離遠遠超過原來的塑料瓶。海鳥、魚類和海龜更容易把它們誤認為食物并吞下。

再看接下來發生的事。全球一些最大的飲料公司在游說反對這項規定之后，還是重新設計了瓶蓋并作出調整。但可口可樂等公司還做了一件耐人尋味的事：它們一邊把新瓶蓋設計宣傳為自己堅定踐行可持續發展的標志，一邊卻在幾乎所有其他地區繼續使用可拆卸瓶蓋。

原因并不是不同大洲的塑料污染物理規律有什么不同，而是除歐洲之外，無論是美國還是亞洲國家，都沒有通過要求作出這一改變的全國性法律。

瓶蓋的故事，其實是歐洲政治高層一場更大爭論的縮影。一方認為，歐盟規則本身就是問題所在：歐洲給企業套上了自我施加的標準負擔，拖慢了自身步伐，而其他主要經濟體卻在加速前進。另一方則認為，這些規則不是包袱，而是力量來源。對于一個沒有單一政府的區域來說，這是它既能塑造自身經濟未來、又能保護民眾與環境的唯一工具。

眼下，前一種立場正在占上風。支持這一立場的政治聯盟范圍很廣，從布魯塞爾延伸到柏林、華沙和羅馬。這個論點表面上聽起來完全合情合理。基于這種判斷，烏爾蘇拉·馮德萊恩領導下的歐盟委員會推動了一項“簡化”計劃，內容包括削弱環境保護、數字規則、消費者保護和食品安全要求。

即便是歐盟委托馬里奧·德拉吉撰寫、用于診斷歐洲經濟弱點的那份具有標志性的2024年報告，也無法證實這種說法。德拉吉曾任歐洲中央銀行行長。

這份報告中被引用最多的一項數字是：2023年，超過60%的歐盟企業認為監管是投資障礙。但仔細看就會發現，這實際上只是說，大約25%的企業把監管視為“重大障礙”。這一比例后來雖然有所上升，但相比之下，更多歐洲企業仍然更擔心其他障礙，比如能源成本。

更重要的是，德拉吉的核心主張并不是讓歐洲減少監管，而是讓歐洲變得更協調、資金更充足、戰略能力更強。即便接受上述診斷，所提出的藥方——放松監管——也幾乎起不到多大作用。歐盟委員會自己的估算顯示，整套“簡化”計劃，也就是這項議程核心中的那些立法方案，每年帶來的節省為120億歐元，約相當于歐盟國內生產總值的0.07%。

歐洲的生產率問題確實存在。但把歐洲描繪成一個被監管壓得喘不過氣來的地區，并不符合事實。美國和歐洲之間看上去存在的增長差距，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人口增長、購買力、工作時長，以及歐洲選擇保留的那套截然不同的社會契約。

拆解歐洲的監管框架，不只是無法帶來增長，還會讓歐洲放棄自己幾十年來辛苦建立起來的東西?？纯催@些被針對的規則究竟在發揮什么作用。歐盟要求蘋果向競爭對手的應用開發者和支付路徑開放應用商店后，蘋果照做了——至少在歐洲是如此。

這說明，歐盟數字市場規則并不是什么代價高昂的打勾合規程序，而是歐洲消費者如今在應用、支付和平臺上擁有選擇的真正原因，而美國消費者至今仍缺少這些選擇。更廣泛的歐洲規則體系，也正是谷歌、元宇宙平臺公司和亞馬遜在整合、收集和變現歐洲用戶數據方面受到限制的原因。削弱這些規則，只會讓美國平臺及其科技億萬富豪對歐洲市場和歐洲民眾擁有更大的控制力。

推動放松監管的時機并非偶然。特朗普政府正式把歐洲的數字規則認定為貿易壁壘，并威脅說，如果布魯塞爾拒絕削弱這些規則，就要施加懲罰性關稅；同時還要求把撤回這些規則作為任何鋼鐵和鋁協議的前提條件。

如今在布魯塞爾上演的放松監管議程，恰恰就是華盛頓一直通過各種可用手段所要求的東西：削弱歐洲的規則制定能力，為美國企業爭取更大準入，并讓歐洲更難在經濟上、甚至在理念上，提出一種不同于美國模式的替代方案。

歐洲的規則未必一定是束縛。在最理想的狀態下，它們其實是權力工具。它們把集體選擇的負擔從個人身上轉移到最有能力承擔這些成本的企業身上。這也正是為什么企業往往反對這些規則，而一旦規則落地，它們通常還是會遵守。

在歐洲，瓶蓋仍然連在瓶身上。問題在于，歐洲是否還保有做自己的意志——作為一個政治項目，它通過規則保護自己的人民，并塑造全球市場；還是會以競爭力之名，把這種力量拱手讓給那些最希望這種力量消失的利益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