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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5月,《金融時報》報出一個數字:過去兩個月,外國投資者從印度股市撤走了210億美元,創下1993年印度開放海外投資以來的最高紀錄。莫迪公開呼吁全國民眾少買黃金、少出國旅游,以減少外匯流失。一個號稱“全球增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總理卻要出來勸老百姓省著花美元,這畫面,怎么看都有些違和。
更扎眼的是另一組數據。印度央行的數字顯示,印度凈外商直接投資(FDI),從2020至2021財年超過430億美元的峰值,一路塌到2024至2025財年的3.5億美元。430億跌到3.5億,什么概念?跌掉了99%,只剩下了個零頭。曾經排在全球第三、僅次于中美的外資熱土,五年時間,變成了國際資本用腳投票的反面教材。
那這些錢怎么就跑了?
如果你是一家跨國公司的老板,在印度辛辛苦苦建了工廠、雇了人、交了稅,有一天突然收到稅務部門的通知,說你三年前的一筆關稅算少了,要補繳幾個億,你怎么想?
這不是假設。小米2022年被印度以“特許權使用費未計入進口價值”為由,凍結了折合48億人民幣的資金,同時罰款5.6億人民幣。OPPO被追繳關稅折合37億人民幣。vivo先被罰款2.8億美元,接著兩名中國籍高管被拘留,再接著印度方面施壓要求其將股權轉讓給印度本土企業塔塔集團。操作一步步升級:先罰錢、再扣人、最后要股權。
有在印投資者說過一句話,后來被反復引用:“你可以在這里賺錢,也可以在這里花錢,但你永遠別想把賺到的錢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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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只是中國企業的遭遇。三星同樣在印度法院就巨額進口稅提起訴訟。2026年4月,印度競爭委員會對蘋果發起反壟斷調查,按印度2024年修訂的競爭法,罰金可以按全球營收計算,蘋果面臨的最高罰款額度高達380億美元,折合人民幣超過2600億。這個金額什么概念?大致相當于蘋果全球一個季度的凈利潤。蘋果拒絕提交財務數據,印度監管機構則直接設定了最終聽證日期,雙方已經進入“硬剛”階段。
印度稅法本身極度復雜,不同邦、不同部門對同一條款的解釋經常不一致,也沒有統一的協調機制。專業人士指出,在這種體系下,稅務部門想對任何一家外企“查出問題”,幾乎不費吹灰之力。
印度吸引外資的策略,有一個非常鮮明的模式:前期用補貼和優惠把企業引進來,等企業扎了根、建了廠、形成了依賴,政策風向隨時可以變。
2020年,莫迪高調推“印度制造”,承諾對電子制造、半導體等行業給出大額補貼。全球企業蜂擁而入。但印度對來自中國的投資設立了嚴格的審查壁壘,2020年起要求所有來自與印度接壤國家的投資必須經過政府審批,這條規定名義上覆蓋所有鄰國,實際上精準針對中國。
結果呢?中國企業幫印度建起了智能手機產業鏈,印度一度成為全球第二大手機制造國。但等到產業鏈基本成型,印度開始對這些企業動刀。先是稅務追繳,再是強制要求增加本土股東占比,最后是直接施壓股權轉讓。有分析把這種模式總結為四個字:“關門宰客”。
不只是中國企業在跑。韓國、日本的企業也在逐步收縮印度業務,原因類似:政策不穩定、執法標準不透明、利潤無法順利匯出。2026年第一季度,外國投資者拋售印度股票的金額達到300億美元,創下近五年同期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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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投資者來說,還有一個更底層的問題:你連印度經濟的真實狀況都看不清。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25年的評估中,給印度GDP等關鍵經濟數據的質量打了“C”級,這是四級評分體系中的倒數第二級,意思是“數據存在一定缺陷,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經濟監測”。IMF指出的具體問題包括:GDP基準年還停留在2011至2012年,通脹平減方法用的是批發價格指數而非生產者價格指數,生產法和支出法算出的GDP之間存在無法解釋的差異。
換個方式理解:這就好比一個人拿著十年前的體檢報告來申請保險,保險公司當然會猶豫。當國際投資者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數據本身都存疑的時候,信心的流失是系統性的。高盛在2026年3月大幅下調了印度的市場評級,野村的數據顯示,到2026年2月,亞洲基金中減持印度的比例已經升到了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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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跑了,印度也坐不住了。2026年3月,印度五年來首次派出大型商務代表團訪問上海。印度駐上海總領事當場表態,希望引進中國的新能源電池和通信技術。3月10日,印度取消了部分對華投資限制。3月下旬,又允許國有企業從中國采購關鍵工業設備。
但中國企業的反應很現實:可以賣貨,不建廠。你可以買我的設備、用我的技術授權,但讓我再把重資產、核心技術搬到印度去,經歷過一輪“先請進來再關門”的企業,沒有幾家愿意再冒這個險了。
印度對華貿易逆差已經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印度制造”喊了快十年,很多核心零部件和設備依然要從中國進口。這個現實本身就說明,印度的制造業升級,在相當長時間內離不開中國的供應鏈支撐。但它對待中國企業的方式,又在不斷抬高合作的信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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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外資困境,不是某一個突發事件造成的,而是一套“組合拳”的累積效果:對外企的稅務“圍獵”摧毀了契約信任,政策的頻繁變臉瓦解了長期預期,經濟數據的信用缺失動搖了基本面判斷。三個問題疊加在一起,再趕上中東沖突推高油價,印度90%的原油依賴進口,盧比貶值、經常賬戶承壓,外資撤離就從涓涓細流變成了大潰堤。
14億人口的市場、年輕的勞動力結構、快速城市化的消費潛力,這些印度的“長期故事”沒有變,全球投資者也不是不知道。但資本的記憶是長的。當一個市場反復告訴你“進來容易出去難”,當賺到的利潤隨時可能被一紙罰單抹平,講再好的故事,也架不住用腳投票的真金白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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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想摘掉“外資墳場”這頂帽子,要改的不是招商話術,而是那把隨時可能落下的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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