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起“管教“致死案。

在甘肅嘉峪關，14歲男孩小超的生命終結在了一場以“心理疏導”為名的暴行中。與以往那些偏遠、封閉，甚至有官方背書的管教學校不同，這一切就發生在一所中學對面的老式鹵味香酥雞店內，發生在同學家長的口耳相傳里。

2026年2月，該案一審宣判，主犯被判處死緩。目前二審尚未開庭。

判決書中記錄了三名“管教者”如何在長達兩年的時間里，對9個孩子實施“管教”，將暴力一步步工業化。但我們更想知道的是，那條建立在焦慮與熟人信任之上的暴力鏈條究竟如何運作——惡意怎樣堂而皇之地打著“為你好”的旗號，精準捕獲了那些走投無路的父母，使得這些原本最該保護孩子的人，成了暴力邏輯上最堅固的一環。

文丨姜鷗桐

編輯丨雪梨王

在嘉峪關生活了50余年，付林幾乎沒有見過4月的雪。

但2025年4月11日這天，嘉峪關下雪了。雪下得輕薄，在墜落過程中融成了雨滴。天亮時，地面只留下一層淺淺的水痕。也就是在那個凌晨，付林得知了兒子的死訊。

撥通她電話的是趙濤——校門口那家老式鹵味香酥雞店的老板，付林認識他還不到兩周。4月9日晚上，她剛把兒子交到對方手里進行“管教”。趙濤聲音聽上去有些緊張，說是“孩子吃東西噎住了”。付林下意識覺得不可能，凌晨四點，吃什么東西？緊接著，急救人員接過了電話，語氣冰冷：“你家孩子已經沒有生命體征了。就是人已經沒有了，聽懂了沒有？”

付林愣住了，大腦一片空白。

這是一場本可以被阻斷的悲劇。根據一審判決書，自2023年起，沒有任何教學資質，甚至有故意傷害前科的趙濤伙同楊凱、吳家聞，宣稱能通過心理疏導和“勞動”管教那些不聽話的孩子。近萬元“管教費”背后，是一套極為簡單粗暴的流程——深夜帶往戈壁灘毆打，再帶回招待所繼續折磨，逼他們寫悔過書或遺書。

從招收的第一個孩子起，“管教有效”的說法開始在家長間流傳，受害的孩子也逐漸成了誘餌，繼續誘騙其他同學加入。在一次又一次盲從和默許中，以管教為名的暴力逐層傳導。包括付林的兒子小超在內，先后有9個孩子被送進這套體系。

而暴力鏈條被終結的代價，是小超14歲的生命。

下跪的孩子

付林第一次見到趙濤，是在小超同班同學李辰的家里。

那是2025年3月27日晚上，李辰剛結束了為期三天的“管教”，被趙濤送回家。付林在那間屋子里看到了一幕讓她至今難忘的場景：14歲男孩穿著校服，“撲通”一聲跪在父母面前，痛哭流涕。他磕磕絆絆地念著手里的悔過書，坦白自己逃課、偷東西的經過。

彼時的趙濤，站在一旁默不作聲地打量著這一家人。李辰父母臉上的表情則有些復雜。在那個瞬間，付林隱約覺得，這對父母似乎對孩子的表現很滿意。

這是付林第一次聽說，在學校附近開香酥雞店的老板，竟然還接手這種“管教”孩子的活兒。但那個晚上，她更在意的是那份悔過書——在李辰的“坦白”中，偷東西的主意是小超出的。這和付林了解到的情況完全相反。

幾天前，小超和李辰在學校后街的商店偷了巧克力、飲料和糖。店主很快發現，并把電話打到學校。事后，付林打算帶小超去商店道歉，小超卻連具體是哪一家都說不清楚。最后付林只能帶著他在那條街上一間間打聽。在店主們的描述里，李辰似乎更主動一些。付林聯系了李辰的父親想要進一步了解情況，卻得知孩子那幾天“不在家”。直到接到李辰父親電話那晚，她才見到這個剛被“管教”回來的孩子。

趙濤經營店鋪所在的小吃街。

那之后，趙濤給付林打過電話，勸她把孩子交給他管教，開價一萬。付林和丈夫馬巖拒絕得很干脆，“這么多錢，出去打工都要（掙）好幾個月。一畝地的麥子種一年，才能賺1000多點，我家也就十來畝地”。夫妻倆常年以務農為生，種麥子、玉米，也種洋蔥一類的經濟作物。農閑時，馬巖會外出打工，在市區干裝修、搬家具。小超原本在鄉里上學，撤點并校后，被劃到了嘉峪關市區讀初中。

這所中學有著悠久歷史。當地教育局官方公眾號稱，該校歷來重視學生的心理教育，并將其作為學校“創特色品牌、辦人民滿意的學校”這一發展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至于趙濤如何得到付林的電話，幾方說法不一。付林說，從李辰家離開時，趙濤找她要電話，被她拒絕了，但李辰的父親把電話給了出去。而在判決書中，李辰和趙濤的證言均稱，是付林主動索要了趙濤的電話，打算把孩子送去管教。

實際上，直到現在，付林也沒覺得兒子有太大問題。他只是看上去有些內向。升入初中后，更顯得沉默。付林記得，兒子總喜歡把家里的廢舊手機一點點拆開，再努力安裝回去，或是用蠟燭燃燒、熔化瓶蓋、棉線之類的小物件。和父母為數不多的溝通，是偶爾在寫完作業后和付林撒個嬌，借手機玩一會兒。

但在學校，這種沉默似乎被視作軟弱。付林不止一次在小超的校服外套上看到鞋印。

小超幾乎沒有什么朋友。付林知道的唯一一個就是李辰。小超家在一樓，有時周末，李辰會來敲她家的窗戶。付林探頭，李辰就躲開；如果是小超探頭，兩人便一起出去玩。初一時，他們曾因為“好玩”而移走原本停在小區里的自行車，被車主找到學校。那之后，付林勸小超離李辰遠點兒。小超回答，自己只有他一個朋友了。

趙濤和付林通電話不到兩周后的4月8日，小超放學后沒有回家。付林一邊在家長群里聯系老師和同學家長，一邊騎著電動車，在附近的商店、街道和小區一處處尋找。當晚9點，她聯系了學校附近的派出所，被告知失蹤24小時才能立案。

第二天早上，班主任打來電話，說小超沒有到學校。付林放下手頭的農活繼續找。下午兩點左右，她到派出所立了案，一邊找，一邊等。當晚8點，趙濤打來電話，說是李辰把小超帶到了香酥雞店。

店就開在學校對面，步行只要十分鐘左右。平時付林開車接送小超時會經過這里，但從沒停留過。不久前路過時，她瞥了一眼，看見李辰正坐在店里幫工，低著頭給雞拔毛。

即便案發至今，付林依舊不清楚，8號當晚失聯后，小超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見了誰。判決書時間線的起點，是9日下午，他與李辰在學校門口相遇。隨后被李辰帶到香酥雞店。

付林看到了小超和李辰的聊天記錄。

案發后，付林解開了小超的QQ賬號密碼，發現李辰在4月8號中午曾約小超去商店偷酒。聊天記錄顯示，小超同意了。

最后一晚

2025年4月9日晚，是付林最后一次見到活著的小超。

掛掉趙濤的電話后，她趕到香酥雞店。冷白色的燈光下，小超就坐在靠里的操作間里。他低著頭不吭聲，校服外面套著一件薄棉衣。付林想帶孩子回家，卻被趙濤攔住了。他站在靠外的吧臺，跟付林說：“你帶回家就是打，就是罵，你不會教育。留到這兒我給你教育。”

你怎么教育？付林連問了幾遍。

趙濤神色篤定，反復給出一個詞：心理疏導。

4月初的嘉峪關，北風依舊帶著寒意。趙濤把付林拉到門口，離開小超的視線范圍，聲音壓得很低：“心理疏導，其實就是連哄帶騙，讓小孩說出心里話。”他告訴付林，小超班里還有四個同學在他這兒接受“心理疏導”，其中一個是女孩。

正說著，隔壁炸貨店的女老板走過來，向付林推薦趙濤，說自己的兒子在他那兒教育得聽話懂事，如今順利上了高中——這個被當作成功案例的孩子小宇，是趙濤“管教”的第二個孩子。根據判決書，2023年8月，小宇被趙濤和同伙先后誘騙至戈壁灘和酒店毆打了兩天。第三天中午，小宇在香酥雞店里寫下遺書和悔過書后，被送回家里。其間，小宇的母親，也就是那位女老板，向趙濤支付了3500元“管教費”。

但付林記得，趙濤和女老板那天只字未提體罰一事。

在那一刻，付林確實動搖了。她清楚兒子盜竊、逃學，小超上初中后，她越來越不知道要怎么和孩子溝通。平時，馬巖常在務農間隙外出打工，即便回嘉峪關，也是住在農村的老房里，很少和孩子見面，日常照護小超的責任幾乎全都落在付林身上。她說自己不求小超有多好的成績，只希望他能聽大人的話，不做“出格”的事。

但母子倆很難溝通。付林知道小超沉迷刷短視頻，就給他找來一些勵志視頻，比如原本叛逆的小孩在父母的嚴厲管教下潛心學習，最后掙了大錢。她發過去，再嘮叨幾句，小超往往敷衍著回應一句“你煩死了”，然后迅速結束對話。

“當時想著，其他幾個孩子都被趙濤管得挺好的，城市里的父母都把孩子送過去，能出什么事呢？”實際上，趙濤提到的那幾個同學，付林并不熟悉，她甚至沒有除了李辰父母以外任何家長的聯系方式。他們僅僅是在家長會上打過照面。

趙濤再次開價一萬元。付林說，自己一時拿不出那么多錢。趙濤退了一步，提出要把小超帶回自己家里：“我給他做做思想工作，先看看孩子是什么情況。”

交談持續了40分鐘左右，付林沒給準話，但心中的天平已經開始傾斜。

夜色里，她獨自離開了香酥雞店。

小超與父母的合影。

真正讓她放下戒心的，是第二天的電話。4月10日午后，趙濤告訴她，小超向自己袒露了心聲。他說父母只想讓他學習。每次想聽音樂，總會沒收耳機；想玩手機，也會被嚴格限制時間。他覺得自己沒有自由——這是趙濤轉述的，小超的聲音沒有出現在電話中。

付林對著電話愣住了。她想起小超的臉。在那些沒收手機的時刻里，那張臉會一下子耷拉下來，很不開心。付林說，小超從來沒有這么直接地向她表達過自己的想法，但卻一股腦告訴了趙濤。“心理疏導”好像真的奏效了。

當天下午，付林借口孩子要交學費，向姐姐借了5000元。加上自己的積蓄，她在晚上六點半湊齊了6000元預付款，轉給了趙濤。

從孩子失蹤、妻子報警到交“管教費”，馬巖完全不知情。那幾天，他正在外地幫忙搬家具，忙得腳不沾地，根本顧不上家里的事，而付林也有意隱瞞。此前，家里大事都是由馬巖做主，付林知道如果向丈夫坦白，后者大概率會不留余地地拒絕。

在當時，她覺得那就等同于失去了讓兒子“變好”的機會。

付林把事情想得很簡單——只需要兩天而已。兩天之后，小超就會在趙濤的疏導下，和同班同學一起“變好”。但比這一天先到來的，是小超的死訊。

路路通招待所的老板娘或許見過小超最后一面。帶走小超的第一個晚上，趙濤、同伙楊凱便帶著小超一起住進了這家招待所的310房間——此前幾乎每次趙濤都會把“管教對象”帶進這個房間。次日晚上九點，為了確認入住信息，老板娘來到房間，看見幾個人正在打游戲。

午夜一過，暴行開始了。

判決書顯示，4月11日零時許，趙濤、楊凱駕車將小超誘騙至北大河橋下戈壁灘，使用兩根橡膠棒——一根帶釘，一根不帶釘，對小超的背部、腿部、前胸、腹部等部位進行毆打，逼迫其講述曾經所犯錯誤。之后，他們又將小超帶回招待所，繼續使用橡膠棒對其頭、胸、腹等部位進行毆打，并加以拳擊、腳踹、膝撞。折磨一直持續到凌晨四點。

中途小超說不舒服，去了趟衛生間。楊凱說，看他出來后雙腿已經發軟了。但趙濤沒有停手，半小時后，他繼續用橡膠棒打小超的后背、臀部和腹部。又打了40分鐘左右，小超開始嘔吐，呼吸困難。趙、楊二人見不妙，趕緊撥打120。

急救人員到達現場時，人已經不行了。

醫院搶救過程。

凌晨5點40分左右，付林和馬巖趕到醫院。小超躺在那兒，穿著一件黑色保暖襯衣，身體和雙手已經僵直。付林掀起他的衣角，大片淤紫從后背蔓延到大腿。搶救持續到早上七點，心電圖始終是一條直線。醫生說，救不活了，再搶救下去，孩子的胸口都被壓壞了。

經鑒定，小超系全身多處鈍器傷致創傷失血性休克，繼發吸入性窒息，最終呼吸、循環衰竭死亡。

信任的鏈條

直至案發后，付林才得知，“看著不兇，說話也不兇”的趙濤，和其他兩名“管教者”均有前科。

其中，趙濤曾在2011年因故意傷害罪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楊凱和吳家聞則分別因搶劫罪和盜竊罪坐過牢。趙濤與楊凱，正是在服刑期間相識的。出獄后，他們在嘉峪關重聚，以趙濤為主導，逐漸形成了一種以“管教”為名的生意。

這套流程極為固定——通過熟人介紹，接觸家長或孩子，將未成年人帶離家庭和學校，帶到偏僻的戈壁灘和招待所實施毆打、拘禁，再迫使其寫下悔過書。“管教有效”的說法，得以在不同家庭之間被反復轉述。從2023年夏天開始，這套模式被驗證了9次。

第一個管教對象是王帆。2023年，王帆休學后，在趙濤的香酥雞店里打工。得知孩子曾經有離家出走等行為后，趙濤主動向他的父母提出，說自己可以把王帆教好。就這樣，他和吳家聞把王帆帶到戈壁灘，毆打至凌晨，才把孩子送回家。

孩子所表現出來的基于恐懼的“聽話”，被急于求成的家長誤讀為脫胎換骨。于是，一條基于熟人信任的惡意鏈條在嘉峪關的鄰里間瘋長。從2023年3月至2024年12月，趙濤共對五個孩子實施了管教，獲利3萬余元。

到2025年，流動明顯加快。從3月至4月初，包括小超在內的至少四名初中生遭遇幾乎相同的“管教”，付林說，他們都是同班同學。而這些毆打的日夜，都發生在20多公里外的戈壁灘，以及路路通招待所的310房間。趙濤事先與招待所老板打好招呼，稱帶來的都是“家里管不了的孩子”。

根據判決書，招待所老板說自己睡在一樓，晚上聽不到三樓的動靜。

路路通招待所原址，現已重新裝修和更名。

暴力并非完全被遮蔽。判決書顯示，一個孩子曾在被毆打后逃回家中，向父母講述經過。但在趙濤作出“不會再打”的承諾后，當天下午，他又被再次送回管教者手中。

與此同時，趙濤也強迫孩子們之間互作誘餌，“要把他那里說得特別好，不能說挨打的事”。在這個閉環里，受害者被迫成了加害者的推銷員。李辰就是聽了同學說趙濤那里有“好吃的好玩的”，才走進那家店。而他最后帶走了小超。

實際上，在中國家庭中，這種“懲戒外包”的心態已經盤踞了20年之久。從楊永信的電擊療法，到南昌的豫章書院，邏輯如出一轍。

這類機構的前身可追溯至上世紀設立的工讀學校，最初面向有輕微違法行為的未成年人，被納入法律體系之中。北京師范大學學者蘇明月在過往研究中提到，這一體系曾有相對明確的對象與邊界。但此后，招生范圍逐漸擴大，從違法少年延伸至逃學、沉迷網絡等“難以管教”的青少年。近十年來，隨著未成年人違法行為上升、處置手段有限，專門學校再次擴張，并被納入更為正式的制度框架。數據顯示，2022年，全國共有119所專門學校，在校生8109人。到2024年7月，專門學校數量增至230所，翻了一倍。

一位戒網癮學校投資者接受“谷雨實驗室”采訪時曾提到，政府公辦的工讀學校投入不足，裝不下這么多“問題少年”，某些人樂見有民間機構來管束這些問題少年。戒網癮學校可以做學校的生意，代替少管所的生意，維穩的生意，功能很多，“行業里的人很看好這個行業的發展，這不是危言聳聽，他們親口跟我說的”。

過往報道中，類似機構的手段也如出一轍，不外乎體罰、毆打，關小黑屋，甚至在肚皮上刻字。其間也發生過未成年人在矯正學校死亡的案例。但這不能阻止家長們追求“改造”孩子、使其馴服的執念。不止一次有家長提到，“我做的任何決定都是為你好““等變乖了就接回去”，而在豫章書院被曝光時，家長們痛斥到現場采訪的記者：“你們害得豫章書院關門，我們的小孩沒地方去，他到社會上殺人放火，你管嗎？”

這些焦慮的成年人共享著相似的處境：孩子叛逆、逃課、沉迷手機。原本應由家庭提供的養育失調時，他們集體陷入了一種無力感。

北京市青少年法律與心理咨詢服務中心主任宗春山指出，正是這種無力感讓家長們慌不擇路。在嘗試溝通未果，在擔心孩子走向失學甚至犯罪的焦慮下，很多人開始求助外部資源。焦慮和恐懼使得他們不再審視過程，只在乎“孩子變乖了”這個結果。

而犯罪分子也充分利用了家長們的心態。“他們的目的不是教育，是欺騙，因此一定會夸大所謂教育的效果，來為慌不擇路的家長提供巨大的安慰。”宗春山發現，“當人處在焦慮狀態時，往往不會經過充分的理性判斷，很容易把個別經驗當成普遍規律。”而在熟人網絡中，這種基于個體經驗的口碑會被不斷放大，甚至掩蓋其中的風險。

正是家長們無限放大的焦慮，以及制度與現實的縫隙，給趙濤這樣的個體提供了土壤。

斷裂的可能

信任的鏈條就這樣被家長和孩子們一環環扣起。但在死亡真正降臨前，這根鏈條并非沒有從外部斷裂的可能。

根據判決書記錄的時間，學校班主任在一個月內，至少接到了四個學生家長的電話請假，請假時間從5天到一周不等。4月10日早上，付林請假時，和班主任明確提到了李辰、小超和趙濤的情況。然而，對于趙濤將小超帶走的行為，班主任沒有做進一步確認和勸阻，而是直接和付林說，按照病假請就行。

同樣的縫隙也出現在路路通招待所里。招待所老板目睹趙濤在一個月內，連續帶著四個陌生的孩子開同一間房。“我或妻子會給小孩家長打電話，告訴家長小孩入住的事情，并問小孩的身份證號碼。”老板說。很顯然，他聽信了趙濤關于“帶不聽話的孩子來管教”的說辭，僅僅核實了基本信息。

2026年2月，一審宣判。法院認定趙濤等人在所謂“管教”過程中，多次對未成年人實施毆打、拘禁，構成故意傷害罪、非法拘禁罪。趙濤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楊凱被判處無期徒刑；吳家聞因非法拘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八個月。趙濤、楊凱共同賠償附帶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付林、馬巖經濟損失69164.49元。

開庭前一個月，檢察官曾把付林和其他幾個家長約到一起講課。檢察官告訴他們，把孩子交給他人管教，家長必須要反省自己的錯誤，“孩子一出生就是獨立個體，誰都沒有權力給孩子做主”。

“現在想想，青春期的孩子叛逆是很正常的。我們應該好好和孩子溝通，咋能送過去給別人管呢？”付林當時哭得很兇，以至于完全沒注意其他家長的反應。案發后，她除了和李辰的父母聯系、想要追究其過錯外，沒和其他家長聯系。讓她感到孤獨的是，其他家庭很快就簽下了諒解書，最終堅持奔走的，只有付林一家。

一審宣判后，楊凱、吳家聞提出上訴。付林夫婦則認為量刑過輕、賠償過低，向檢察機關申請抗訴，并對附帶民事賠償部分提出上訴。但最終，檢察機關未支持其抗訴申請。前不久，省高院法官聯系付林，表示案件二審大概率將維持原判，同時詢問他們是否愿意就附帶民事賠償部分接受調解，夫妻倆拒絕了。

最近一年，付林兩口子很少再進市區。小超上學時，為方便兒子上學，他們在市區買了一套二手房。案發后不到一個月，房子被賣掉了，一家人搬回村里的老房，整日對著滿院的農具發愣。過去一年，兩人幾乎不再下地干活，日子就靠賣房的錢一點點往下過，“孩子在的時候不一樣，那時候有奔頭，閑下來出去干一天活，掙一百多塊，給他買點兒零食和生活用品。現在就算有活，也不想去干了”。

小超書架上的書，和他生前用過的書包。

她總覺得小超還在。有時在廚房做飯，恍惚覺得孩子進門了，喊一聲“媽”，然后從后面抱抱他。她也還記得4月8日中午。那天她難得有空在家，小超中午放學后回到家，主動提出想和她睡一會兒。她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那是他們人生中最后一次躺在一起。

緊接著就是4月9日晚上。在香酥雞店門口，她心里閃過一瞬的念頭，“要是孩子主動從店里出來，一定要直接帶他回家”。但趙濤在吧臺后面催她回家，于是她沒能等到小超出來，就先被勸了回去。

“如果那天我堅持和孩子一起回家，就不會是這個結果。”付林輕聲說。

但已經沒有了如果。

（為保護隱私，全部涉案人員及受害者家屬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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