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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自中國作家網

《桃花塢》

王 堯 著

作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5年7月

戴瑤琴（主持人）

望、等、守三個動詞組合出王堯新作《桃花塢》的基本敘事線。望的是觸手可及的情義，等的是魂牽夢繞的愛人，守的是縈繞心頭的大義。作者以靜且緩的細膩筆觸，撩撥開驚心動魄的抗戰年代，方后樂行走于時代煙波與街巷煙火中，吟詠有度、有節、有情的桃花塢散文詩。

江南詩書傳統和小說清雅文風相輔相成，讀書是方、黃、周三家人，是西南聯大人，生命里不可或缺的心靈慰藉與精神抵抗。小說核心在寫人，作者融合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古典主義，從父母、夫妻、情侶、兄弟、伙伴等多重人際關系中，刻畫戰時文人的際遇及選擇，以文學久違的抒情性打磨創作的辨識度。時空域輻射向杭州、蘇州、昆明、哈爾濱、北平，方家父子未繞過戰斗主徑，繼而躲進明月灣避亂和避世，而是不斷以自我可把控、可接受的方式積極調整生活方式與時代對接。小說展示引吭高歌和淺吟低唱兩種情態皆可傳達亂世兒女的喜悅、憤懣與痛苦。由蘇州桃花塢牽動的地方書寫成為一個破解知識分子命運困局的支點，既成全方后樂和黃青梅等一眾青年的琴心劍膽，又協助他們從屢次遷徙與輾轉中，明晰個人的位置、訴求和遠大理想。

“和光”邀請了7位“05”后學生參加小說共讀，他們來自漢語言文學、創意寫作、英語語言文學、國際中文教育、播音與主持等不同專業方向，桃花、春風、母親、回家的路、尋聲、物性與文化、“未完成”這七個主題從意象、情感、歷史、方法等角度，討論《桃花塢》對人、對家、對國的情深意重，對文化傳承的深切關懷。

我想，一句“我要去接我的娘子”，道盡無論天南海北，知識分子除了守住永恒的文心，還在護住不變的深情。

所以，后樂和青梅實為同一棵桃樹，青梅終將返來。

舒一珂·桃花

方后樂站在桃花橋張望，“桃花”從一個具象植物，演變為承載文化內涵的中心意象，由它串聯起個人命運、家國情懷和文化傳承。“你想象哪里有桃花，哪里就桃花灼灼”不僅是整部小說的核心隱喻，而且是貫穿全文的思想主線。這句話出自方黎子之口，方梅初又借此回答方后樂的疑問。桃花也象征方后樂與黃青梅之間的情感。青梅竹馬的兩人，都出生于桃花塢，從蘇州時的同窗共讀到昆明時的相互扶持。當方后樂初到明月灣時，看到岸上桃樹就想到“黃青梅說她就是坐在這棵桃樹旁寫生的”。在西南聯大求學之際，當黃青梅談到“三月三，桃花節”時，方后樂馬上就猜到她或許是想桃花塢了。文末又寫到“一棵是桃樹，一棵還是桃樹”，這意味著無論方后樂和黃青梅是否在一起，他們永遠歸屬桃花塢。桃花成就了虛構與非虛構元素的融合。

小說按時間順序，從七·七事變的爆發到抗日戰爭的勝利，從《雙十協定》的撕毀到聞一多被暗殺，重大歷史事件是小說場景的轉捩點，知識分子的日常則是故事血肉。七·七事變迫使大家從桃花塢大街逃難到明月灣，戰事激化令方后樂和黃青梅被迫去昆明求學。當《日本已無條件投降》的新聞出現在各大報紙時，大家都知道“那個偉大的日子就要到來了”。章太炎、朱自清、聞一多等出場，增強“在場感”，梳理出知識分子的精神探索歷程。章太炎的“以讀經史，牢固民族之精神”，朱自清的“中道平和”，聞一多的“封建社會的東西全是要不得的”，都切實展現文人志士之氣。

空間更是主動的敘事力量，它推動情節、塑造人物、升華主題。桃花塢遠不止是一個地理名稱，它被賦予情感重量。方后樂在這里出生、成長，蘇州的風物、聲音與氣味包裹住他。在昆明求學之際，方后樂時常會回憶在桃花塢大街的點滴，“曾經讓方后樂習以為常甚至厭倦的日子，現在成了他最溫馨的回憶”，而松子糖、烏梅餅、青團子、麥芽塌餅，曾經包裹他的“桃花塢味”于心間繚繞不絕。西南聯大是小說另一處精神坐標。對方后樂而言，這里“自由的空氣”與桃花塢的壓抑、明月灣的閉塞形成鮮明對比。西南聯大的“民主墻”是方后樂獲取信息的重要來源。王愷夫、施瑣龍、周云等故友以及聞一多、朱自清、周炳林等聯大老師也不斷暗示方后樂的人生路向。在空間流轉中，方后樂從沉溺個人感傷與故鄉情結的桃花塢少年，經明月灣的傳統文化庇護，在西南聯大接受思想啟蒙，最終到北平、哈爾濱參加社會實踐，他的成長是將思想力量與地域精神內化于自我成長的過程。

《桃花塢》穿插《燼余錄》《桃花扇·哀江南》《岳陽樓記》《浮生六記》等，它們與人物形成一種深層聯結。“入閶門河而東，循能仁寺、章家河而北，過石塘橋出齊門，古皆稱桃花塢河……”《燼余錄》描寫桃花塢增強故事的現場感；《岳陽樓記》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是方后樂名字的由來，引文與情節形成互文呼應，又與人物構成跨時空對話。

小說令一段充滿傷痛的歷史，呈現溫潤且不失力量的美學。桃花塢雖無桃花，但真善美已播撒于人心，故而桃花彌散開有與無的禪意。

吳楨崴·春風

作者以干練而充滿活力的文字，還原風雨飄搖的年代，構建真實而浪漫的小說世界。戰爭推出小說時空坐標系的敘事原點——1937年的桃花塢。從時間軸看，這是一個分界點，將戰爭爆發前的歲月靜好與求知青年的成長煩惱，和山河破碎、民族存亡與知識分子生存困境分為兩部分敘述，在完成前后文過渡的同時，展現知識分子群體在時代翻動中的思量和掙扎。從空間軸看，這也是一個“宇宙爆炸”的奇點，桃花塢既是書中主要人物的出發點，又是其言行思的精神力量來源。他們終在歷經流離后以自在的方式完成還鄉。

作者并不強求細節描寫的巨細不遺，小說語言簡練而不簡略，引言借方后樂視角奠定文本語境，并為全文矗立美學風骨。創作也并未經營大開大合的情緒張力，由古典文學傳承、又經現代審美選擇確立下溫潤謙和的筆力。

夢與想象是支撐文本氣息的重要因素，夢境兼具印象派對瞬間視覺的捕捉力，和野獸派的率真性，它強調個人情感的表達，又以直覺和想象力為創作基點，這與抽象派呼應。我想，做夢的原理與讀文相似，是思維在關鍵信息間折躍產生的連續畫面，且因人正處于睡眠狀態而往往略失邏輯與章法。作者捕捉夢的現實規律后，進行藝術加工，令夢境既不做作，又能真切重現人物心理狀態。從周惠之的噩夢到方后樂的兩棵“桃樹”，人物將夢作為延伸感官，轉達其不能自已的焦慮、難以平復的心緒或是等待滿足的情感。

小說聯系并尊重歷史，表面是原創人物無力影響歷史走向的無奈，及老生常談的歷史議題在現代的一種重復，實則強調知識分子與民眾兩大群體的同仇敵愾。方后樂的蛻變，體現人物個性被編入“后天下之樂而樂”文化基因的過程。小說并不直接表達對新舊文化信仰或政治立場的態度主張，轉而深描不同成長主線，繼而呈現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

自然憑其偉力可捏塑日月山河，可只有人能寫出風花雪月。只要人煙不息，文明賡續，桃花塢總會美下去。作者常寫角色眼中之景、景中之角色，這無疑是對虛構世界公信力的挑戰，方后樂在明月灣一葉知秋、周惠之踏花起舞、黃家踏雪造訪等片段，都讓作品的精神脈絡愈加明晰。方后樂與桃花塢的聯系最緊密，少年眼中的桃花塢有兩次失去桃花，一是歷史變遷中桃樹消失，桃花塢“空有其名”；一是蘇州淪陷后，目視殘垣斷壁，“他寧愿認為之前的蘇州是天堂”。作者在時間線穩步推進的同時仍“抽空”講述周惠之如何腌菜、方黃兩家如何張辦過節、黃鶴鳴如何成親。瑣碎與驚喜，令讀者得以窺見江南地方的民俗飲食和相映而紅的人面桃花。一個民族的傲骨與氣節難以磨滅，認真生活，不是對苦難妥協后的茍且，而是對暴力的抗爭與對野蠻的蔑視。通過人、景、事的交織，情感底色隨情緒流轉緩緩顯露，為小說主旨表達準備充分的前置條件。

只有鄉土與鄉人雙向奔赴，才能書寫一方佳話。《桃花塢》還原舊日光景，卻帶著思想開放的現代氣息；書寫上世紀知識分子群像，審思的是當下知識分子的信念堅守。故事的眼睛與手，在觀察觸摸時代的同時，啟發讀者思考：即使命途坎坷依然有人夢想花開，人對信念該如何堅守，又如何期待？

我想，一切只需悉心照料，總會候到花開。

張盟·母親

在《桃花塢》中，“母親”是地域和家族的敘事連接點。無論是以楊凝雪、周惠之為代表的血緣家庭角色，還是姑姑和蘇云這類超越血緣的母職代替者，“母親”都是日常生活細節的提供者。周惠之用一道道精心準備的美食，維系親友感情；楊凝雪按出行時長為丈夫準備行裝；黃太太和周惠之的互動維系兩家深厚情誼。

周惠之陪伴方后樂的成長。她輔導兒子功課，帶他上街，講述往事，在父子爭執時，她保護孩子個性，打破“父權至上”。周惠之的失蹤是方后樂成長的重大轉折。他曾經是在母親庇佑下的少年，此時，不得不走出桃花塢，去獨自面對世界。然而，刺激周惠之記憶失常的動因，除了亂世，還有姑姑的離世和蘇云阿姨的斷聯。姑姑承擔養育的母職，她幼時一度分不清“姑姑”和“母親”的區別，而蘇云阿姨承擔她的精神養育，以昆曲傳習為紐帶介入其成長，既傳授技藝又傳遞“求學優先”的價值觀，兩人共同構成周惠之心中完整的、非血緣的“母親”。周惠之和蘇云都隱匿于人海，這是作者的不忍，讓母親在孩子的人生中永不退場。

母親形象也展現歷史女性的特質。楊凝雪是傳統女性的代表，就讀女塾，是彼時為數不多的知識女性，始終將自己置于丈夫從屬者。周惠之兼具新舊文化品質，尊重傳統人情往來，初訪方梅初時帶上咸鴨蛋作伴手禮，成婚后為夫辭去教職，轉以中國傳統美學經營家庭，衣食住行皆鐫刻江南文化的雅致風度。她一方面重視傳統倫理，一方面積極從事社會服務，任教期間牽頭籌備并落實系列講座，甚至拋出“國學確實很重要，那新文化的意義在哪里”這類直指時代關鍵的問題。王堯在接受澎湃新聞的獨家專訪中曾說：“我也很喜歡周惠之，她身上有我母親的影子，包括說話的腔調。”“我和我母親的關系，就像方后樂和周惠之的關系。”而對待周惠之的失蹤，他這樣講：“但小說里的這一筆太殘酷了。我不忍她離去，失蹤之后的她仍然是小說里的靈魂。我不知道她會不會回到桃花塢大街，我也在尋找她。”這種個人記憶的情感投射令“周惠之”跳出符號化的“母親”形象，也使方后樂和母親的情感擁有現實根基，母子情落到實處。

齊萍瑜·回家的路

傍晚的桃花塢河邊，少年站在橋上，看燈一盞一盞亮起來。從橋到街，從街到門，從門到屋里的父母，回家是一條可閉著眼放心走的路。少年越長越高，“桃花塢大街的房子好像矮了，桃花塢河也窄了”。路依然存在，卻不再可靠；方向依然清楚，卻不再容易抵達。

小說以“回家路”連綴三代人。回家路最初的形態，是橋與街之間短短的一段。父親隨意點給方后樂看：這邊是山塘，那邊是桃花塢河，再往前就到桃花塢大街。數十年桃花塢人默契生存的信條是“只要街在，家就能續下去”。方家與黃家的路，走到最后，只剩環繞于心底的那一條。

方黎子讓家從“暫居”變成“定居”。方梅初對路的理解很樸素，即從學堂到家、從館舍到家、從山塘到桃花塢。腳下路走得久了，便成一種可傳授的家族經驗：換城可以，換街也可以，只要還有一條可走回來的路，就談得上“安身立命”。

“桃花塢大街與閶門近在咫尺，漸漸被濃煙彌漫。”風暴將回家路攔腰截斷。方后樂在黑暗中，“慌張地拉著母親的手，母親的手也是冰涼的”。“走路”經驗被徹底翻轉：童年的回家路，是燈火在前、人影在后；此刻的回家路，是恐懼在前、離別在后。路燈和燈火銜接的溫馨小街，被戰火與濃煙分割成兩端：一端是尚未被燒毀的屋子，一端是已陷入火海的城門。

路一旦在空間失效，人只能把家的外延拓寬。黃阿婆、黃鶴鳴、方家長輩等留守者，以最尋常方式守住桃花塢體面：繼續開門、做飯、等人。方后樂被推向更遼闊空間，原先從桃花塢直通未來的路已被堵死，他只能改道從昆明、哈爾濱和北平，構筑一條“迂回之路”。黃青梅的路則更隱性。一次次即將重逢的期望，總在消息的中斷、路線的受阻里被推遲。她被迫把所有“回不去”的路，都在思緒里反復演練一遍。

桃花塢一直不孤獨，它擁有山塘街上叫賣聲、觀前街的松子糖與烏梅餅、一師校園里高舉的手臂和“我們情愿為新文化而犧牲，不愿在黑社會中做人”的呼喊。學生走上街頭，喊完口號又“回到教室看書”；方梅初放下《新青年》，從操場外圍溜回去，再被父親叫回家討論“該游行就游行，該讀書就讀書”。各種形式的往返，都是一代人在“出門”與“回家”之間的試驗。

道路既是現實的通道，也是記憶的長廊，一個人走路的方式，決定他如何理解自己的時代。路被奪走，是戰爭的暴力；路仍被記住，是人的反擊。小說以一條不斷被阻斷的“回家路”，書寫江南知識分子及普通市民的精神困境與自救方式。離開的人，學會在心里留一個家的空間；留守的人，想象路的盡頭是心可以抵達的遠方。橋、街、城門、燈火、黃包車、布鞋和烏梅餅，都是路的青石紋路，它們向記憶炫耀傳統的優雅，向未來標榜地方的輝煌。

潘筱君·尋聲

《桃花塢》回蕩著一種“靜默之聲”。它們不是被宣告的，而是在歷史的宏大敘述之下，被壓抑、被忽略的個體聲音。這些聲音，共同構成對歷史的見證，也打破了所謂“完美家族”的神話。

周惠之的失蹤，在家族記憶中常被歸結為“母職的獻祭”。然而文本細節，卻揭示出更豐富的情感真相。丈夫在她失蹤后，搬進書房，全然投入《浣紗記》的修訂。表面看是學術工作，實則是對妻子失蹤的逃避，他借考據音律、推敲詞句麻痹自己，同時也是不愿為外人所知的悼念。對方后樂來說，與母親有關的一切從未離去，周惠之從一個被簡化的倫理符號，重新成為有呼吸有溫度的人。她不是沒有聲音，被家族敘事過濾后，依然留存生命痕跡。

方竹松因背離了家族意志而被視為“逆子”，甚至在家史被除名。然而若細讀家族會議的片段，他與父親方梅初之間關于“士人責任”的爭論，早已埋下決裂的種子。父親選擇在書齋中校勘古籍，以文化傳承踐行士大夫精神；兒子卻走出書齋，以行動介入時代。兩人同樣心懷家國，卻因道路不同而被置于對立面。方竹松的“失聲”，是家族倫理對異質思想的驅逐。他始終作為一個沉默的詰問，存在于桃花塢的記憶暗處。

周惠之未被言明的命運結局、方竹松被噤聲的信念選擇、方后樂與黃青梅被阻斷的愛情相守，這些靜默的個體聲音，共同構成《桃花塢》的歷史書寫。小說并不代替他們說出一切，而是以扎實的細節，令聲音自然還原。

王聞語· 物性和文化

《桃花塢》依靠“物”立住人物和時代。

鄉土是保持中國文化獨特性的根部結構，也是文化自覺生長的原點。飲食成為小說顯現地域氣息與生活節奏的第一物性載體。桃花塢的青團、明月灣的油墩子、消涇的麥芽塌餅、西南聯大的八寶飯、夏季的桃子、冬季的腌臘活兒，以及黃魚、塘鯉魚、鯉魚、雪菜冬筍，時序在食物更新中交替，作家以考據式筆法記錄節令菜肴、家常味道與市井食物，并善于抓取典型，令地域特征在味覺層面直觀呈現。

鄉土性被凝練為桃花意象，小說借黃鶴鳴婚事，展示地緣人際網絡。黃天蕩問周惠之：“能不能請來黃先生一家，鄰里就你家和黃先生是文化人，他來，我們有面子。”正是這種溫和、細膩、含蓄的尊重構成桃花塢的氣息。中國鄉土社會的“泥土情懷”和衣錦還鄉的執念轉變為方后樂建設“少年中國”的勇氣。如果“桃花”是黏連人與土地的的精神符號，周惠之的耳環則幫助方后樂回歸情感土壤。從西南聯大畢業，他帶著與黃青梅的合照回到蘇州，看到家中母親的相片，“他突然平靜下來……相片上的母親微笑著，似乎在說：‘樂兒，你放下。’”方后樂投身祖國建設，也正因此契機，令他與過去的傷痛和解。

二十世紀上半葉，新興實業、教育制度和西式生活，共同沖擊了封閉而溫緩的蘇州城。在新舊更替的節點上，日常之“物”暴露時代的裂隙和個體的選擇。“即便有了西餐，有了粵菜，蘇州人也去嘗新，日子還是像往常一樣循環”，施先生的文明棍、周惠之少女時的齊耳短發、短發旗袍的楊凝雪，都書寫著小城生活變遷史。

1921年，瑞記照相館里，六年級的方后樂穿著白襯衫背帶褲以洋房為背景拍下一張新式照片。當攝影師詢問是否要戴上象征舊制的瓜皮帽再拍一張時，“方后樂堅決不肯”。作者將時代難題置于代際溝通之中，通過父子比較，折射社會與文化轉型的張力。方后樂勇敢、進取；方梅初中庸、保守；方黎子雖著墨不多，半實業半革命的身份令祖孫間達成一種相似的叛逆：“叛逆，解放的是個人，砸開的是家里的門鎖。”

小說還引入以黃青梅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結尾處，方后樂寫給黃青梅的信中明確提及四個空間——教堂、文廟、極樂寺與俱樂部：“你一定會喜歡這條大街……青梅去圣·尼古拉教堂，父親去文廟，他自己拿不定主意是去東鐵俱樂部還是去極樂寺。”西方、傳統、現代與民間四種文化力量在蘇州并置。

《桃花塢》以“物”為支點，令鄉土人文都有扎實落點，我想在橋上遠眺的方后樂，看到了一個旋轉的地球。

陳寒冰·“未完成”

盡管遍植昆曲、桃花、舊巷，《桃花塢》對古典元素并非簡單的懷舊與堆疊，而是于戰火廢墟之上守護文明余韻。小說中古典元素出現方式多為修訂、吟唱、紀念，但其不是孤立的情節設置，而呈現出“未完成”時態。

“修訂”是一種日常儀式，在抵抗中創造意義，在荒蕪中想象盛景。父親方梅初在戰時“曠日修訂《浣紗記》”，不僅出于學術興趣，而且是主動的文化堅守。面對戰后蘇州，方后樂明辨自治會虛偽，方梅初拒絕為偽政府背書。校勘古籍，考據工尺譜，斟酌昆曲唱詞，書齋的精細工作皆以無聲堅韌，抵抗他者斬斷文化根脈之企圖。然而，《浣紗記》的修訂稿始終處于“未完成”狀態。這種未竟之感，既讓讀者得窺時代動蕩，又折射個體必然遭遇的局限與悲愴。

“吟唱”令古曲新聲持續震顫，證明“笛聲斷處，恰是心氣續時”。母親周惠之在防空洞教孩童唱《長生殿·彈詞》，以水磨腔的悠揚對抗戰機轟炸的尖銳，對照方家談論的“《桃花扇·哀江南》興亡之嘆”，隱喻著文化傳承不滅。身為昆曲藝人的蘇云阿姨“給周惠之帶來了另一個世界”，將昆曲傳承給周惠之、方后樂，借此“吟唱”具備了發生的背景與支撐。蘇云阿姨最后的不告而別，又是一種“未完成”，契合戲曲的余韻。

“紀念”是在心中栽種“想象桃花”的信念。對方后樂的期許正是方家對范仲淹“先憂后樂”精神的紀念；貫穿文本的“紀念章太炎”“紀念魯迅”自然將新文化嵌入古典。但這些紀念活動總因為暗危涌動、人事漂流而搖晃，“紀念”反而在這種“未完成”狀態中得以深化。對方后樂產生重要影響的“魯迅紀念活動”，其意義未必是活動本身的圓滿舉行，而在于籌備過程中，魯迅精神如“火炬”，照亮了方后樂的精神世界。

“未完成”狀態將人物屢次拖進懸而未決的命運。周惠之失去記憶后“未被找到”，反而讓她所代表的愛、溫暖與堅韌在方后樂的追尋和讀者的想象中獲得更強大“在場”。蘇云阿姨“究竟身在何處，是否活著”的懸置，迫使讀者凝視被倫理遮蔽的個體。方后樂與黃青梅“是否最后走到一起”的開放式結局，是“未完成”美學的關鍵一環。方后樂北上、黃青梅遠行的價值正在于道路指向一個尚未實現、可值得相信的未來。這并非一個簡單的有緣無分的愛情悲劇，“未完成”象征在救亡圖存的大時代，一代知識分子經歷的艱難取舍。

無論是核心事件的延宕，還是人物命運的懸念，推動小說“未完成”的特性以拒絕封閉的、定論的歷史敘述，如巴赫金所言，偉大作品都內嵌著“未完成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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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塢》

王 堯 著

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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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趙 青

一審：劉豈凡

二審：劉 強

三審：顏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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