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江宇舟】
今年的5月格外熱鬧,美俄兩國元首先后來華訪問。特朗普訪華后,白宮確認了中方提出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系”,再一次宣布自己達成了“歷史性協議”。普京訪華后,兩國發表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全面戰略協作、深化睦鄰友好合作的聯合聲明》,以空前的篇幅,不僅描摹了經貿投資、能源資源、交通運輸、科技創新等務實合作新安排,同時也對大量國際熱點問題進行了對標。
與此同時,大量外國政要紛紛出訪北京,凸顯中國地位。反映了在日益動蕩的世界里,各國來北京尋找確定性的急迫感。
在這背后,是中美俄“大三角”關系正在發生歷史性變化。中國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戰略主動,而如何用好這種主動,將是下一階段的一項重要課題。
一、美國身陷不愿承認的體制問題
美國方面,我們不說那些宏大敘事,先從特朗普近期的支持率開始破題。
中期選舉不斷逼近,特朗普的支持率依然沒有太大起色,如今凈支持率已經跌到了-21%,遠低于自己第一任期和拜登任內的同期水平(分別為-10%和-8%)。《經濟學人》甚至認為,民主黨有九成概率在中期選舉贏得眾議院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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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第一、第二任期與拜登任內同期凈支持率變化對比。圖表來源:The Economist
一些觀點認為伊朗戰爭拖累了特朗普的民調。但我們細看上圖就可以發現,特朗普的支持率從就任開始,就進入到幾乎沒有提振的下行通道。并且近期連自己的MAGA鐵盤也開始下滑。最重要的問題依然出在經濟上,認可特朗普經濟政策的選民萎縮到三分之一,而共和黨選民中對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支持率,在區區兩個月內,驟然下滑了16個百分點。
要知道,本來經濟議題,尤其是克制通脹,是2024年美國大選中,民眾對特朗普最抱以希望的,如今卻又成為了特朗普最不受待見的地方,這個形勢對于本屆白宮來說,已是非常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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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年來美國選民各議題的關注程度(左圖)和特朗普在相關議題上的凈支持率(右圖)。圖表來源:The Economist
筆者早在特朗普剛剛當選后發表的“難治愈”和“七傷拳”中,就連續預判過特朗普在應對物價、收入和就業中將會應對乏力,如今的事實也正是如此美國官方口徑統計的就業率,自特朗普就職以來已經下降了一個百分點,失業率上升了0.3個百分點,這其中還不包括大量的功能性失業人群,并由此衍生實際收入下降、貧困、無家可歸等社會問題,在特朗普任內都沒有解決的起色。如今四分之三的美國人認為自己的經濟狀況“一般”或“貧窮”,63%的人認為情況正在惡化。
其中最為典型的就是日用品價格,我們在2024年的系列前文里曾不厭其煩地列舉這些數據。如今再次盤點,情況正在比紙面上的通脹數據惡化得多。以食品為例,自2022年年初以來,美國食品價格的漲幅達到20.3%,同期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的全球食品價格指數僅增長了不到4%,美國“遙遙領先”。
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經多次拿食品價格揶揄拜登政府,如今要輪到他來斥責別人議論漲價是“假新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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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以來美國各類食品的價格變化。數據來源:美國勞工部,CBS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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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筆者寫作時,有網友發來一張來自美國的賬單,國內不到10元人民幣的正新雞排,在美國已經賣到了11.99。計價單位:美元
不幸的是,漲價的還遠不止是食品,水電煤氣、新車價格、住房醫療的價格也都仍在增長,甚至是急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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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以來美國主要日用品價格變化。數據來源:美國勞工部,CBS News
很多宏觀報告會千篇一律說“美國溫和通脹”、“美國通脹率穩定”。事實上,這是統計學的魅力時刻。黑板經濟學家口中那個“平穩的通脹率”只是一個加權平均數,美國普通民眾面對的卻是2020年以來,天然氣漲了接近60%、電費增幅逼近50%、各類食品開支增加近1/3。
這些與日常生活最密切、購買頻率最高的柴米油鹽、水電煤氣,就這樣被悄悄稀釋在了統計的加權里,讓民眾成為看不見的代價。
而且可預見的未來,美國的日用品價格上漲依然剎不住車,以水電煤氣為例,據統計,美國公用事業公司在2025年申請費用漲價共計310億美元,是2024年的兩倍多。又在2026年一季度再度申請了94億美元的漲價,是去年同期的兩倍多。
AI數據中心對能耗的需求、聯邦與州各自疊床架屋的結構、緩慢的行政更新效率、兩黨政府對于新能源和傳統能源的相互拆臺和舉棋不定、熟練工人的短缺,疊加極端天氣與美國挑動國際局勢造成的反噬,都將繼續推動這些基礎商品的漲價,也將進一步放大美國國內的民生問題。
對于這樣的體制問題,破局方法唯有深化內部的改革與治理,推動生產關系的深度重組。而我們看到一屆屆美國政府都無意于此,都在倔強地將此歸咎于對手執政不力。
于是,如今每次美國總統就職,都是批判下臺的上一屆,發誓重啟陽光燦爛的日子。而每次總統大選、每一屆美國政府的對手,都在渲染本屆政府在把美國帶向毀滅——用新瓶裝舊酒,繼續吆喝著: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美國。
筆者之前曾從鋼鐵、礦石、煉化以及制造業回流進度,從宏觀到微觀分析過美國產業經濟的痼疾。這次又從美國日常出發,從微觀到宏觀,分析美國為何無法甩脫自己的結構性矛盾。正如筆者兩年前在美國大選時,仔細對比完兩黨競選政綱后所下的斷言:
“最多再進行兩三次類似的總統大選,美國人民的制度自信就會被深度動搖了。”
當前,美國依然是“大三角”中綜合國力最強的那個。但是經濟結構出現如此的系統性病變,內部民意的反噬將持續醞釀集結。無論是美帝維護霸權的體制慣性,還是特朗普維持自身統治,乃至避免2028年后人身遭遇清算的主觀需要,都會決定美國接下來的出招非常躁動。
對于特朗普來說,還有一個額外的“一根筋兩頭堵”:他的MAGA運動基本盤是美國工農,如果特朗普繼續強推貿易保護主義,所遭致的反制,會更傷害MAGA陣營里的農民和石化工人。但如果真和中國達成協議,貿易戰休兵,接受境外廉價商品,就會更傷害MAGA里基礎制造業的工人。
兩種選擇,無論怎樣都會導致自己基本盤的撕裂。這是特朗普用民粹強行煽動MAGA敘事后必然要遭的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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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國媒體開始出現MAGA陣營因特朗普承諾未兌現而分化的報道。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對華政策將會變得更加兩面派。具體措施上,直接挑釁仍不會停止,對于“產能過剩”、“強迫勞動”的兩個301調查正在加速進行,對華制裁黑名單仍在急速擴容。但從上文列舉的美國當前日用品價格就能看出,美國在戰略上,已經喪失了對華發起全面經濟戰的能力,這將首先打崩自己的物價,造成民生和社會的動蕩。
因此,美國將采取更多左右逢源的操弄。一方面對華和談,穩定與中國的經貿關系,選擇性吸收中國商品和資金給白宮執政續命,這也是為什么本文開頭白宮自夸“歷史性”的“協議”,大量篇幅談的僅僅是中美間的買賣。
另一方面,開始從更為宏觀的層面搞不點名中國的反華設計,從礦產、能源、航道、海外投資、貿易協議“毒丸”條款等方向,大搞排他性產業聯盟,勒索西方盟友投資,試圖重建自己的產業制造和供應鏈,減少對中國依賴。并一次次以諸如“強迫勞動”、“產能過剩”、“國家安全”這樣的理由,不斷給美國對華制裁的黑名單擴容,將對中國企業轉型升級的粗暴干預由點推面,減少關注度。
二、俄羅斯的韌性正在受到削弱
“大三角”的另一邊,俄羅斯面對西方空前的制裁浪潮,已經堅持很久了。SWIFT被切斷、外匯儲備被凍結、出口遭遇集中管制,累計制裁措施達上萬項……在制裁中,俄羅斯通過一系列手段,包括能源價格的階段性高企、資本管制的有效實施、盧布匯率的剛性管控、能源與貨幣結算的深度綁定、軍工企業的訂單拉動,以及組織轉口貿易和影子船隊,展現出超預期的韌性。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23年和2024年GDP分別實現4.1%和4.9%的增長。
無論是烏克蘭戰場面對整個北約體系的支持,還是大后方成功撕開西方制裁的缺口,俄羅斯的堅挺也證明了自己確實還屬于“大三角”中的一極。
但俄羅斯也是“大三角”里最脆弱的那一個,2025年經濟增速已經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滑,官方承認的數據也僅有1%。戰場形勢的焦灼使得成果變現難以追上回報收益,“以戰養戰”愈發難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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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俄羅斯莫斯科市和多處能源設施遭遇烏克蘭近期最大規模無人機襲擊。
如今俄羅斯軍工行業對經濟大盤的支持已經是邊際效用遞減,乃至呈現出失速征兆。根據俄羅斯經濟發展部預測,2025年工業產出增長僅為1%,遠低于2024年的5.6%。
并且俄羅斯近期的能源生產和社會秩序也受到了極大的干擾,據統計,2026年年初以來,遭到烏克蘭無人機襲擊的煉油廠數量翻了一番,完全停產或大幅減少運營的煉油產線,已經占到俄羅斯全國煉油產能1/4。包括莫斯科在內的俄羅斯城市近期遭受烏克蘭襲擊的頻次也開始回升,基本生活秩序遭遇的干擾,也將傳導到生產當中。
長期的戰爭與制裁終究在削弱俄羅斯的經濟和韌性,其通脹率長期高于央行目標,基準利率長期處于高位,嚴重抑制了私人部門投資。西方技術制裁的后果正在不斷顯現,自戰爭開始以來,俄羅斯購買的芯片中有超過80%來自東方,且以民用級別的落后制程為主。俄羅斯多次被曝出試圖以走私形式從西方國家和土耳其采購先進芯片,但供應量極不穩定。這不僅影響到俄羅斯在戰場上關鍵裝備的精確制導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等技術領域正被越拉越遠。
總之,如今的俄羅斯正處于緩慢失血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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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因此,強化對華合作關系是當前俄羅斯所急需的。此次普京來訪被戲稱為“搬空克里姆林宮的訪問”,雙方簽署了兩份聲明、20項雙邊合作文件并宣布了20項雙邊文件,這42份文件涵蓋工業、交通、核能等多個合作領域。
當然,俄羅斯依然是“大三角”中的一角,仍然保有一定的籌碼。集安組織仍保有一定的影響力,俄羅斯在中東、東北亞和非洲的戰略影響還在深化。本次訪華未能如之前預期的那樣簽訂“西伯利亞力量2號”天然氣管道合同。多個信源顯示,雙方對管線走向和天然氣價格仍存在分歧,在歐盟正在逐漸要求收緊對俄天然氣進口的背景下,中俄還有如此博弈,也可見俄羅斯尚有騰挪空間。
三、我們將會看到一個更加失序的世界
在“大三角”以外的世界,也正開始出現前所未有的新變化。
一是供求兩端都已經走到了“東升西落、南北重組”的前夜。上世紀80年代,G7占全球GDP約一半,如今已經不足30%,而金磚國家已經實現了反超并且差距還在越拉越大。至于制造業份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也在急劇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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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工業化的高收入國家,其制造業增加值在1990年占全球份額高達74%,到2022年僅有49%。在制造業出口中的份額由2000年的75%收縮至2022年的56%,預計再過幾年同樣將跌破一半份額。
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升級和收入提高,也將刺激需求,預計到2050年,全球三分之二的需求將來自發展中國家,這將極大地改寫消費市場的格局。
二是發達國家自身內部發展模式的問題,刺激它們做出“內憂外償”的破壞性動作。大量傳統發達國家制造業出現了空心化,更為聚焦服務行業、以商業品牌運營和金融市場預期引導,以賺取和套現超額收益,并建設高福利社會。它們的內部發展模式既依賴對外剝削,但又不得不面臨對外剝削能力不斷衰減的矛盾局面,最終這種模式也將難以為繼。
在這些國家的政府、企業和居民部門紛紛大量消耗儲蓄、擴大負債與赤字的同時,類似美國那樣的通脹正在持續蔓延,人們的購買力和生活體驗也隨之不斷滑坡。在歐洲,這樣的問題已經凸顯,GDP與收入、獲得感的分化愈演愈烈,一旦再遭遇到疫情與俄烏沖突這樣的“黑天鵝”,極有可能會驚起一排“灰犀牛”。
以老歐洲為代表的這批發達國家,一邊錯過科技革命,自身的終端品牌不斷被境外收購;一邊面臨產業與資本外流,傳統的經濟格局難以為繼。在既不甘心被超越、又坐吃山空的兩難處境下,加上中東歐部分國家對自身安全的歷史性焦慮,如今的歐洲已成為“棄約精神”、大國操弄與地緣拱火的高發地帶。從“安世之亂”到英國強推鋼鐵公司國有化,從北約東擴到俄烏沖突,再到針對“產能過剩”“強迫勞動”的無端指責——歐盟正處于舉措失當、戰略焦慮的困頓期。
三是南方國家內部也正在出現分化,有資源稟賦的國家民粹還會抬頭。過去幾十年,美西方金融帶動的發展模式產生了極強的外部性,南方國家的發展同樣越來越依賴債務驅動。根據聯合國的統計,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規模在過去20年擴張了4倍,利息凈支出到2023年就已高達8470億美元,兩年內增長了26%,至少有54個發展中國家,將至少10%的財政支出用于還利息,每年還債支出超過醫療和教育的國家,累計人口已經高達33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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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公共債務增長對比。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估計,已有52個發展中國家面臨某種形式的債務困境。為了避免債務違約,不少發展中國家以債務驅動投資的空間遭到了壓縮,由此也會進一步削弱其抗風險能力,放大他們在面臨國際秩序震蕩、地區沖突、能源危機、大國長臂管轄乃至自然氣候問題時的風險敞口。
在這樣超發債務、貨幣沒處去的全球動蕩下,貨幣一旦扭曲,掌握“貨”的就將比掌握“幣”的更重要。擁有特定資源、航道、或在生產銷售環節占據重要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地位會更得到重視,也必然將不斷受到美西方的拉攏和威壓,各種“集體西方”底色的排他性聯盟,或被西方國家以國內法制裁要求配合為由協助其長臂管轄,或在經貿與技術合作協議中被塞入對特定第三方的“毒丸條款”……而這些突破原有國際規則默契的做法,也將刺激他們以手中的資源為武器,對比他們強大得多的國家坐地起價。
也正因此,在未來至少十年內,我們將看到本位主義、民粹主義與逆全球化浪潮形成各種激流險灘。頭部的超級大國帶頭拆毀規則,傳統的發達國家紛紛棄約,南方國家在經濟壓力下可能債務組團違約,掌握資源的發展中國家則是在規則與違規間坐地起價、左右逢源,這背后的問題則是發達國家超額收益與實際能力長期脫節,通過全球化1.0造成了反噬。
要改變這樣的局面,需要整個南方國家團結起來,探索能夠保障各自合法合理權益的新秩序,這可以說是新時代國際政治的“得民心者得天下”。
四、當前形勢,中國需要做什么?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大三角”上的美俄兩國的發展都已深陷泥潭,對于美國基層民眾最為關切的物價、就業、收入問題,美國政府應對乏力的背后,是美國經濟基礎的產業空心化與上層建筑的體制改革遲緩,最終會將美國的經濟矛盾演變為社會矛盾與族群矛盾,現在仍在積累當中,看不到改善的可能。
而俄羅斯在蘇聯解體以后,始終未能重建科學合理的產業結構,原有的制造業體系也日趨落后,正在成為一個擁有核武器的大號沙特。政治上自蘇聯解體以來,始終未能形成一個傳承有序的領導更替制度,政治穩定問題始終是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思想上也始終未能形成有足夠凝聚力的意識形態,以至于圣彼得堡鬧出同時懸掛沙俄、蘇聯、俄羅斯國旗的奇景。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也始終在被侵蝕,連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的影響力也逐漸式微,疊加俄烏沖突長期化的諸多影響,俄羅斯正在被緩慢放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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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圣彼得堡芬蘭灣這出和稀泥一般的“通三統”。
相比之下,我們已經成為“大三角”中無可置疑最有建設性的一個,中國的制造業冠絕全球,占比仍在不斷擴大;外貿節節攀升鞏固著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中國的高新技術正在厚積薄發,外國“工業王冠上的明珠”已經寥若晨星;依托強大的制造業和科技實力,中國的軍事實力正在迎來劃時代變革的前夜,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將擁有全世界最為強大的常規軍事力量;依托十億人量級的超大規模經濟體,對內改革調結構,對外開放擴市場,我們的“雙循環”將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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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預估的2026全球經濟增長貢獻分布,美俄合計僅為中國的四成。
這些都將是如今的美俄所無法具備的蓬勃。而更為難能可貴的,就是在此時,我們與美俄依然保持著各自的合作。美國懾于國內的經濟形勢,尤其是通脹壓力,已經難以對華徹底脫鉤。中俄之間更是確立了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在俄美關系結構性矛盾、難以重啟的大背景下,雙頭鷹只能更加背靠東方。
當然,我們要清醒地看到,當前“大三角”格局依然還在存續,美俄兩國除了核武庫以外,還掌握著一些中國所不具備的比較優勢。美國的霸權依然存在,其對于世界秩序的掌控、利用規則施展長臂管轄、利用武力進行干預威懾、利用金融控制資金流向、利用文化進行持續滲透……每一項能力都是中國需要應對或補課的。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的震蕩期,不僅能夠穩住陣腳,還能積極向外拓展影響,特別是一手抓能源、一手抓安保,在中東與非洲開展了一系列地緣布局,強化了在相關國家的權益。俄羅斯在應對美西方制裁時卓有成效的應對,足以作為中國開展反干預、反制裁、反長臂管轄斗爭的參考。俄羅斯的強硬維權對于國家發展的正常節奏是“雙刃劍”,但其中敢于從制度破題、向對方體系出手的成分,也足以為我國未來的海外維權所借鑒。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雖然已經是大三角里最具有建設硬實力的那個,但是我們圍繞制度、手段、思想依然較二者有較大的欠缺,當前依然存在能力不足、效果倒掛的局面。
在商品、基建和資本紛紛出海的同時,我們在運營體系、行業標準、品牌運作等領域仍有不少欠缺,制造大國還沒有完全成長為制造強國。我們在金融體系建設、法審信評等配套服務行業發展、公共商品提供與意識形態輸出依然不足,缺乏與超大規模經濟體相匹配的感召力。我們的對外交往還有待更為豐富的參與協同與工具開發,我們的軍事實力也需要走得更遠,不僅要為“仗劍行商”提供強有力保障,也能讓友好國家可以安心對華合作。
這些問題的懸而未決,將會影響我們應對后續的本位主義、民粹主義與逆全球化浪潮時的效果。不久前俄羅斯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羅曼·倫金在與觀察者網對話時,曾稱中國正處于世界秩序的核心位置,筆者認為以當前條件仍屬言過其實。
中國如今的經濟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我們這階段經濟結構大調整所造成的影響還在蔓延,同樣影響到了群眾就業和收入。我們在過去相當一段歷史時期,債務增長勢頭同樣大大超過了經濟增速,不少地方政府的實際付息支出同樣超過了10%。我們的新增長點現在還需要鞏固,不僅需要國內市場的培育,也需要在出海場景中檢驗成果、開拓市場,帶動雙循環。
而在這千頭萬緒中,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有兩件事,一是參與國際規則制定,二是塑造負責任形象。
我們需要更為深入地介入到國際秩序的構建之中,我們需要將政治與經濟結合起來,更為主動地參與各行各業的行業標準、法律法規制定,將中國方案向著制度化的縱深推進。我們在推動產品和服務出海中,還需要推動從貨幣到思想的“走出去”,形成我們軟硬實力綜合化出海的范式。我們需要以破為立,用好我們的《反外國制裁法》和《阻斷法》,給出海企業一個維權的保障,而這個打破霸權的規矩,就是我們新階段的法則。我們需要積累破立之間的海量案例,去挖掘一個個故事和場景,去充注我們全球治理倡議的內容,讓倡議制度化。
后續若要真正推進美中貿易委員會和投資委員會,我們須先具備這樣一種能力:與美國既談實力的地位,也談實力的規則。
另外,要用好我們的綜合實力,讓挑釁中國的后果能夠以規則的形式,被大家認知到。我們需要從國家主權、地緣環境、經濟安全等維度,挑出若干典型的“人已犯我”的案例,進行著重打擊,形成樣板。尤其是日本這樣體量適中、經濟發達、素有積怨的國家,我們的反擊更要長期而制度化,向著總收全功邁進。我們需要考慮如何用好經濟和外交手段,協助重要合作伙伴反擊美西方的霸凌和制裁。同時,我們也該思考如何在和平年代用好自己的飛機和軍艦,去聯動資本市場最為看重的預期加以引導。我十分贊同基于區域國別的研究,動員各種社會力量,在當事國建立海外綜合服務平臺和海外綜合服務站,并將其作為海外維權第一線的戰斗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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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需要全方位的高效協同、走得更遠……
世界走向失序,必然會更加畏威而不懷德,在失序的風浪之中,中國要走出一條兼顧自身發展和全人類共同發展的新路來,構建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建立從實力地位出發的規則秩序,才能一拳打開免百拳。
上一篇專欄,筆者曾提到要把美國及其濫用的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其實這適用于所有對華挑釁的國家。而這制度的籠子,正可以在這波“大三角”關系演變中,為我們所悉心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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