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每天都能看見各種各樣的國際新聞，國際局勢和國際政治比以往更引人關注，同時也比以往更令人不解。

事實上，專家學者也在不斷自我拷問：“是我們錯了，還是世界錯了？”一方面，全球進步帶來了日新月異的變化；另一方面，偏見和對立又卷土重來。

這是為什么？北大國際關系學院龐珣教授指出，我們過去習慣的國際政治是“冷”的，政治邏輯在“冰冷的”理論制度框架內展開，外交官們在談判桌上精確計算利益、權衡實力，而現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充滿焦慮與憤怒的“熱政治”時代。

龐珣，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長聘教授、北京大學全球風險政治分析實驗室主任。

這本《焦慮與憤怒時代的全球風險政治》，正是她為這個世界開出的一份診斷報告。

1

風險即政治

從利益計算到風險驅動的底層邏輯

在這本書開頭，龐教授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視角：國際政治的底層邏輯正在從“利益驅動”轉向“風險驅動”。

在傳統的現實主義邏輯中，國家行為體被視為冷冰冰的計算器，即便競爭也是為了利益最大化。然而，這種冷靜的理性主義忽略了一個關鍵的“隱藏變量”——風險。

風險的政治維度被忽視了，英國人類學家道格拉斯認為，風險問題是政治問題而非技術問題，烏爾里希·貝克提出，風險誕生即政治，政治與科學通過風險相互纏繞。

道格拉斯（1921—2007）認為，關于風險的一切都“并非關乎危險的事實，而是關于風險如何被政治化”。

風險不再僅僅是外部的偶然沖擊，它已經內化成了政治運作的燃料。許多現象在“冷政治”框架下是極其不理性的，但在風險的“熱政治”邏輯中卻有著冷酷的合理性。

在這種轉變中，那種追求效率最優的“一元理性”正在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理性之間的激烈碰撞——人、社會和政治的意圖總是多元的，無法同時加以最大化。

2

風險何在？

被風險扭曲的時間感與空間觀

在理解了風險的政治本質后，我們必須進一步審視它如何像一個強引力源，扭曲了政治展開的坐標：時間與空間。

在龐教授看來，傳統的國際關系理論往往是“時間盲”且缺乏空間想象力的，它將時空視為一成不變的背景；而風險政治則賦予了它們全新的、極具張力的生命。

圖｜《鍋蓋頭》劇照

首先是“時間性”的重構。現代政治正變得前所未有地“深陷未來”。但這個未來不再是充滿希望的宏大愿景，而是一個充斥著偶然性與猜測的“認知黑市”。

因為風險在本體上是不穩定的，未來在任何時刻都像是一種虛構的博弈。這種不確定性讓政治趨于極致的保守，人們不再關注如何獲得未來的福利，而是一心撲在預防“損失型未來”上。

在這種邏輯下，當下和未來的每個時刻，都成了下一個“不容錯過但又為時已晚”的時機。于是，為了重獲可控感，各種緊迫的時刻表和預警系統不斷涌現，塑造了一種過敏且壓抑的政治氛圍。

未來不再敞開大門迎接勇士，而是成為焦慮和憤怒的人們掙扎反抗的對象。

其次是“空間性”的錯位。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來，領土邊界被視為國際秩序的“元規則”。然而，現代風險卻是流動的、無孔不入的，它拒絕承認物理上的內外分割。

龐教授指出，風險的空間性充滿矛盾：它一方面促成了超越國界的全球治理理想；另一方面，它又促使權力回歸最古老的策略——阻斷與隔離。風險的知識往往與地圖重疊，通過劃定邊界來確認“誰”構成了危險。

最終，這種被扭曲的時空觀，使人們在支離破碎的坐標系中，艱難地重塑著全球政治的疆界。

3

焦慮與憤怒

全球政治亂象背后的范式變遷

為什么今天的全球政治充滿了焦慮與憤怒？龐教授指出，這種亂象并非像表面看來那么矛盾和無序，它是“風險—安全”范式對傳統“威脅—安全”范式的全面替代。

在過去，安全就像一盤“國際象棋”，國家分列楚河漢界，應對的是意圖清晰、來源聚焦的物理威脅。然而，當風險成為新的安全焦點時，棋盤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無處不在的復雜網絡。安全不再是消滅某個具體的敵人，而變成了對那些模糊、流動的“不穩定性”進行永無止境的管理。

“棋盤”意象已成為過時的戰略思維。

這種范式的轉向引發了深層的心理震蕩，首先就是本體安全感的喪失與焦慮的泛濫。當風險管理滲透進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國家和個人往往陷入一種疲于應付的狀態，原本清晰的自我認同和秩序感被打破。

為了擺脫這種由于不可控而產生的深層焦慮，憤怒便作為一種情感防御策略登場了。通過回到地緣政治的“心理地圖”，人們將漫無邊際、難以名狀的焦慮轉化為對特定對象的地緣對抗與憤怒。

然而，這種情感政治的回歸陷入了一個深刻的悖論。龐教授犀利地觀察到，人們越是動員全民去識別和管理風險，風險就越是在治理的過程中層出不窮。最終，人們在風險的迷霧中，通過憤怒尋求確定性，卻往往制造了更大的風險。

焦慮試圖追求關于風險的客觀真相，而憤怒拷問的重點是“究竟是誰的錯”。焦慮和憤怒既是兩種相悖的政治力量，但又可以策略性地相互轉化。

在轉化與循環中，焦慮與憤怒既是全球亂象的誘因，也是風險政治留給時代的劇烈陣痛。

4

重思“風險”

一個有史以來不絕的話題

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原院長賈慶國教授為本書撰寫的序言，為我們理解風險的政治性提供了一條線索。

風險的本質在于“未知”，而人類文明的進步，本質上就是不斷嘗試將這種“防不勝防”的未知轉化為“可感可控”的確定性。

在蒙昧的古代，這種辨識權被壟斷在祭司與巫師手中，他們通過神權敘事緩解群體的焦慮；隨后，這種權力轉移到了如孫武、諸葛亮般的智者手中，他們用理性與經驗取代了鬼神；直到近現代科學革命爆發，人類才第一次擁有了量化風險、驗證因果的精密工具。

科學革命的到來，改變了人類認知風險的路徑，但是風險絕非“純粹的客觀過程”。

然而，龐珣教授在這部著作中揭示了一個更殘酷的真相：風險辨識從來不是一個純粹客觀的科學過程，它始終籠罩在三重陰影之下。

首先是認知的局限，無論是海量數據還是人工智能，都無法完全模擬社會系統的深度復雜性，這讓我們的預測往往帶有先天性的盲區。

其次是情緒的迷霧，風險自帶的焦慮感會像放大鏡一樣，將微小的波動幻化為致命的威脅，甚至讓似是而非的偏見演變為社會共識。

最復雜的則是政治的博弈，誰擁有了辨識風險的話語權，誰就握住了政策方向與資源分配的權柄。正如氣候變化議題背后，傳統能源企業為了自身利益，千方百計主導“氣候風險話語權”。

只有穿透認知局限、情緒效應與政治博弈的重重干擾，我們才能利用科技手段真正看清風險的底牌。

5

何去何從？

一條通向"以人為本"的全球政治路徑

如果你堅持看到了這里，或許也難免陷入一種深深的無力感：如果風險無處不在，如果焦慮與憤怒無法避免……

龐珣教授并沒有止步于冷峻的診斷，她提出了一條通向“以人為本”的全球政治路徑：焦慮和憤怒雖然是兩種負面情緒，卻也有它們的積極意義，既能夠揭示那些曾經被掩藏和忽略的問題，也賦予政治變革以慎慮和勇氣。

她還指出，追求安全并不意味著消滅風險，甚至不等同于控制風險。接受不確定性和風險，避免在焦慮和憤怒的驅使下產生對風險不可容忍的態度和傾向，或許是克服“安全越追越跑”悖論的唯一出路。

在這個焦慮與憤怒的時代，唯有重新拾起對他人的信任和對“人之為人”價值的堅守，人們才能在波濤洶涌的風險之海中，為人類文明找到那枚沉靜的、理性的錨點。

關于“焦慮和憤怒”“風險”“熱政治”等，

是否帶給你一些新的啟發？

歡迎在留言區展開說說。

身處焦慮與憤怒的風險時代，

如何從消滅威脅到管理風險？

北京大學龐珣教授帶你拆解

風險背后的認知、情緒與政治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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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資料來源：

《焦慮與憤怒時代的全球風險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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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風險時代中

不被焦慮淹沒，不為憤怒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