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薩帕特羅被立案并不算太意外，真正讓我意外的是理由，尤其是那套把他置于一個犯罪網絡首腦位置上的刑事構造。馬杜羅總統遭到綁架，以及新任總統與美國政府日益同步，都讓人感覺，委內瑞拉權力結構中某些實質性的東西正在發生變化。

阿萊克斯·薩博被移交，是一個明確信號，表明美國當局想要清算所有以這樣或那樣方式為查韋斯主義工作過的人。

這些人曾在艱難處境中幫助其規避制裁、繞開重重障礙，而這些障礙原本就是要把這個加勒比國家的經濟和社會逼入窒息。考慮到薩帕特羅的公開角色，以及桑切斯與特朗普之間眾所周知的分歧，認為事情最終會從這個方向找上門來，并不算多么冒險。

多年來，右翼一直在談論這個問題，指控這位前首相收受回扣，并始終暗示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存在非法融資。德爾西·羅德里格斯與阿瓦洛斯在馬德里機場的會面風波至今未平，如今還會以更強的勢頭重新發酵。

早些時候，恩里克·胡利亞納談到了這件事。他指出，薩帕特羅被立案的源頭，是美國大使館情報部門的報告。他還補充說，“薩帕特羅檔案”里很可能還會出現更多材料，他就是這樣稱呼這一事件的。

這里有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只要了解美國刑事司法體系如何運作，就會知道，薩博被移交，可能會給馬杜羅總統和西莉婭·弗洛雷斯帶來特別不利的后果，也可能導致一些人被立案。這些人曾以某種方式協助委內瑞拉政府，參與建立金融結構和商業工具，以便繞開北方這個強大鄰國歷屆政府施加的大規模制裁。

此外，外界也知道，這個加勒比國家的政府出手闊綽。這里我不展開具體情形，只想指出一點：反對美國從來都要付出代價；而當對象是其盟友時，它的權力幾乎沒有邊界。斯蒂芬·沃爾特因此把美國稱作“掠奪性霸權”。

沒有什么事情是偶然發生的，尤其是在談到我們的司法權力時更是如此。薩帕特羅這件事，必須放在一個具體而明確、由政治引導的層面上來分析，因為問題說到底就是政治，就是權力。

也許應該追問那個關鍵問題：為什么會對一個政府抱有如此激烈的反對，而這個政府實行的不過是一些力度有限的改革主義政策，并且始終與既有權力結構相容？如果我們真把阿瓦斯卡爾或費霍所說的話當真，那西班牙幾乎已經站在內戰邊緣，桑切斯也成了新的“西班牙列寧”。事實遠非如此，盡管右翼媒體周期性地點燃我們的電視屏幕和街頭輿論。

這個政府之所以招致仇恨，不是因為它做了什么，而是因為它阻止了某些事情發生；不是因為它實踐和捍衛了什么，而是因為在一個對國家統治階層至關重要的時刻，它沒有推進那些本應發生的反改革。

歐盟正在經歷又一次重建，其核心是重新武裝，以及與俄羅斯在2029/3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的定期戰爭。德國霸權愈發明顯，北約事實上正在成為那些遲緩而官僚化機構的真正政治領導。

默茨已經把這套邏輯說得很清楚：放松規制、解除管制，把戰爭經濟置于絕對優先位置，并削減社會權利和工會權利，而且從養老金開始。

如今殘存左翼的最大問題在于，它既沒有能力，也沒有道義勇氣去面對這一周期變化，仍然以為“社會民主主義”“社會歐洲”“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戰略自主”或“歐洲主權”這些詞，還能說明某種與現實或既有社會想象有關的東西。

2024年4月，佩德羅·桑切斯退下去進行“存在主義式沉思”時，就已經知道自己將要面對什么。有人向他提出了一個他本無法拒絕的提議，但他還是拒絕了。在生存者手冊里，沒有退場的位置。

他以一種反應式方式塑造了自己的形象，把右翼加在他身上的說法據為己用，在邊緣處行走，并利用兩極化為自己獲利，以“反對右翼”的姿態來執政。

他捍衛社會權利，但從不觸碰真實權力劃下的紅線。這個“真實權力”，才是真正的權力。作為閃轉騰挪、輾轉回旋的高手，他最終成了左翼的領袖，連那些自稱“替代性左翼”的力量也包括在內。

歷史會回來，也會報復。掌權者知道，1978年體制的“物質憲法”十多年來一直處于危機之中；他們也知道，曾經治理這個國家的兩黨制已經過時，需要一種新的法律——政治秩序，來反映全球例外狀態下新的力量對比。

所謂建立一個先進民主社會，已經成了過去式；社會權利和工會權利被視為陳舊遺物；國家主權則被看作過時而危險的觀念。現在的時代不同了，這是技術法西斯主義、戰爭和預防性反革命的時代。

右翼——包括強硬右翼和激進保守派——想要掌權，是為了與那些真正發號施令、卻并不參加選舉的人嚴絲合縫地站在一起。他們要終結上一個歷史周期，開啟新的周期。

他們要終結的是一種社會經驗。這種經驗曾改變歐洲，使歐洲變得不同；那是在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和極其激烈的階級沖突之后形成的。它確認了大眾在政治中的存在，把勞動階級塑造成具有爭奪霸權志向的主體，并界定了一種以社會變革為基礎的民主類型。

針對薩帕特羅的訴訟還會拖很久。外部事件很可能會對這起案件產生重大影響，而政府的惡化也將大大加速。左翼已經決定把自己的命運與桑切斯政府綁在一起，如今幾乎不可能再回頭。要是以為靠選舉聯合，或者靠魯菲安式的操作就能解決問題，那就是根本沒有看懂局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