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斯文”以科舉八股與道學為核心，二者的興盛使得“斯文在茲”的內涵需要重新詮釋。一方面是傳統斯文的淪喪，另一方面是士大夫業余精神勃興、工匠地位提升、士商互動加強、商賈知識人崛起促成的“新型斯文”的日漸成形。

“斯文在茲”的重新詮釋

文：陳寶良

科舉八股之學與道學是明代“斯文”的兩大重心。隨著科舉之學與道學的興盛，明代斯文有趨于鄙俗化的傾向。隨之而來者，則是“斯文在茲”得以重新詮釋。這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考察：

其一，儒之鄙俗化。對此，明人謝肇淛已有敏銳的觀察。經他的考察可知，明代的儒者已經開始分化為三類：一是有些儒者為貧賤所驅迫，才發憤讀書，目的在于獲取科第，借此“以明得意”。二是有些儒者一旦獲取科第，志愿已畢，自揣難以超越他人，于是倡導道學之說，或提倡“良知”，或主張“止修”，學說固然有異，但終究不過是拾紙上之唾余而加以刻畫妝飾，自以為奇，借此欺世盜名。三是流為“老學究”，有些儒者自童年時學習經義八股，到白發時尚孜孜不已。名義上獲取了生員（俗稱秀才）的身份，以便與普通民眾有所區別，實則不過是一群妄意求福的愚庸之人而已，對于儒家之道，甚至并無“仿佛夢見”。

明人李樂之說，可以作為謝肇淛說法的佐證。按照傳統的觀念，就學問而言，唯有通天、地、人之學，方可稱為“儒”；就行為實踐而言，只有周敦頤、二程、張載、朱熹之輩，方不負儒者的稱號。

事實卻是，正如孔子所言，儒者亦有君子儒、小人儒之辨。所謂“小人儒”，當然不是尋常之人，但終究難以割斷利名念頭。李樂認為，秦始皇之“坑儒”，所坑者并不全是泛泛讀書之人，恰好是這些“小人儒”。他們非議先王之道，詆毀朝廷之政，自以為高論，借此驚世駭俗。

按照李樂的看法，到了明代，諸如秀才、醫生、卜筮之人，盡管頭戴儒冠，動輒自稱“貧儒”“寒儒”，鄙薄他人為“腐儒”“迂儒”“俗儒”，實則已經失去了儒者的本性與風采，屬于秦始皇“不屑坑”之人。

其二，科舉盛行的結果，致使讀書人不學無術，最終導致“斯文”不“文”。明代的官員大多屬于科舉出身。這些憑借科舉出身而出仕的官員，即使是占據高位的官員，亦不乏不學無術之輩。

如內閣大學士鄭以偉喜歡讀書，然“票擬”非其所長。一次，他看到奏疏中有“何況”二字，誤以為是人名。于是，奏疏票擬旨意道：“何況著按撫提問！”為此，遭到崇禎帝的駁改。又一日，當票擬旨意時，懸筆良久，不能下筆，遭致大學士周延儒等人的哂笑。鄭以偉嘆道：“吾富于萬卷，而窘于數行，致為后生所藐。”無奈，只得掛冠而去。

崇禎十年（1637），安慶生員蔣臣向崇禎帝進呈《皇明薦舉考》，給事中張紹先亦有《薦舉考》，均有“《寶訓》諸書采集成帙，事系陳言”等語。語中所謂“陳言”云云，指的是“條陳”之“陳”。當時的內閣大學士不解其義，輕率道：“《寶訓》稱系陳言，殊欠敬慎，張紹先等著議處。”可見，將“陳言”誤解為“陳腐”之“陳”，導致“傳者笑之”。

此外，崇禎年間，吏部尚書徐石麒等人上疏，請求封于謙后人為伯。這份奏疏由御史黃澍起草。疏中有“與壽亭侯比烈”，又有“都城隍之號空懸”之說。殊不知，上面兩說，大有誤解：一則關羽封號“漢壽亭侯”，其中之“漢壽”為封邑，而“亭侯”才是封爵，“壽亭侯”明顯屬于誤稱；二則所謂“都城隍之號空懸”云云，不過是齊東野語而已，豈可見于上告之奏疏？黃澍亦曾替左良玉起草奏疏，其中有“改謚思宗，是以先帝為不足思”之語。其實，黃澍根本不知“思宗”之“思”，乃謚號之義，而非“思不思”的意思。

大臣不學無術如此。至于下層官員之無學，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嘉靖年間，有一位新進士，出任推官一職。此人性格極其執拗。一次，將賈島“推敲”一詞念成“吹敲”。有人糾正道：“‘推敲’之‘推’，應念‘頹’字音。”這位進士道：“這等說，我做的是‘頹官’。”又有一位縣丞，不識字，凡是買一物，即在簿子上畫上此物之形。一次，知縣過來，正值縣丞不在，展簿視之，責怪其所為，于是每行用朱筆直接抹去。縣丞回來后，見此怒道：“你衙內買紅燭，如何也記在我簿上。”

官員之不學無術，也不能全怪他們。因為在“官可賣”的制度安排下，有些官員并非全是科舉出身，而是借助于錢財買入，一旦輸粟塞下，所獲的官位可以高至“列卿”。即使是科舉出身的官員，也多抱著一種“悠哉游哉，可以卒歲”的想法，僅通章句，即可出仕，無須“邃學”。出仕之后，只要能在文書上署名，“茍積歲月，可以致貴”。

其三，斯文日趨淪喪。眾多的史料記載顯示，明代的士人之志，不再是“聞道”，而是追求富貴。

有一則笑談記載，有四人各言其志。一人道：“吾愿腰纏萬貫。”一人道：“愿為揚州刺史。”一人道：“愿跨鶴仙游。”最后一人道：“吾志亦與諸君不殊，但愿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耳。”在這則笑談后面，馮夢龍評論道：“余觀今人口譚賢圣，耽耽窺權要之津；手握牙籌，沾沾博慷慨之譽。”由此可見，明代談圣賢之學的學者，內心所求，仍然不脫名、利二字。

更有意思的是，歷代相傳的《勸學詩》云：“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詩中所言，在于勸誡讀書士子，只要勤學、讀書，自可立身，甚至獲取富貴。然明代成化年間御史馮徽因事而謫戍，導致他不得不改易《勸學詩》，道：“少小休勤學，文章誤了身。遼東三萬衛，盡是讀書人。”這當然是一種憤激之言，但也足以說明如下事實：文章同樣可以“誤了身”。在遼東三萬衛地界上，盡是遭受謫戍的“讀書人”。在專制皇權時代，為官同樣也有諸多風險。這就導致一些官員不得不追求奉迎于上的巧術，“巧宦”隨之應運而生。

明代斯文的墮落，可以從士大夫的“名利心”加以考察。首先，就“名心”而論，明代的士大夫大多功名心太重。

賈繼春與錢謙益堪稱功名心太重的典型。賈繼春此人，功名念頭甚重。早年，因上疏請求優待李選侍，而為東林人士所斥。其后，悔而求用，更是反復無常，忽而支持浙黨，忽而又替東林說話，茫無定向，一切以實現自己的政治利益作為出發點。

至于錢謙益，同樣功名念頭很重，尤其是入閣一事，更是成為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心結。在弘光朝時，馬、阮當政，阮大鋮允諾錢氏入閣，但前提是必須上疏糾劾復社人士侯峒曾、夏允彝。為了入閣，作為東林人士的錢謙益，不惜答允阮大鋮，寫就糾劾侯、夏的疏稿，只是很快弘光朝覆亡，疏糾一事最終未成。

為了保持自己的官位乃至晉升有望，有些官員甚至不惜向權監獻媚，士風隨之瀾倒。如成化年間，吏部尚書尹旻，曾向太監汪直下跪。更為甚者，官員求見汪直，趨走唯諾，叩頭半跪，一如仆隸。當時諺語云：“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蔥。”正德年間，有一位大臣謁見權監劉瑾，投刺時，自稱“門下小廝”。

其次，就“利心”而論，在明代官場，貪墨成風。嘉靖年間，嚴嵩父子，聚賄漁獵，被京師之人戲稱為“錢癆”。正如趙山人所云，官場墨吏的行為一如“娼家”一般，從最初的“存些廉恥，掩房避人”，直至“徑在大路上，青天白日淫媾，全不怕人看見”。貪墨之極，更是取人不遺錙銖，而己之所有，分毫不舍。古稱：“一介不與，圣人之道也。”對于那些貪墨之吏來說，盡管自小讀圣賢之書，但最多學會“半邊圣人”而已。

進入仕途的官員如此，至于那些尚未入仕的國子監監生、府州縣學校的生員，同樣也是如此。“儒蠹”一稱的出現，即為最好的例證。所謂“儒蠹”，實則屬于“貌儒心非”或“言儒行異”之人。按照儒家的傳統與明朝立國之初的規矩，“士不可得而賣”。這無疑是為了保持作為統治精英的“士”階層的純潔性。自明代中期以后，納粟入監的出現，導致國子監監生的來源日趨混雜。

正如史料所揭示：“市儈富而列胄齒者，佩觹而翱翔；身為徒隸罪人也，網疏而錢通，盤辟雅步而為上舍耳。”換言之，奸徒從容身于“獄市”，轉而變為容身于“太學”。這顯然是一大斯文轉向。市儈、徒隸罪人大量涌入監生隊伍，勢必會對國子監的學風、士風造成諸多不良的影響：游閑之人，“飭而首，縱博塞，招搖而馳騖”；有心計之人，“廢居居邑”；乖巧之人，“游公卿之門，關說為權利”。隨之而來者，則是“儒濫于下”，成為天下的大蠹。

換言之，地方府州縣學校的生員，不再是那些“國之秀民”，即使是“奴仆下材，胥商賤質”，同樣得以僥幸進入地方學校，頭戴儒冠，濫竽充數于士人之列，進而成為不農、不工、不賈的“惰民”。正如史料所言：“古之游民，大半皆駔猾；今之游民，大半皆儒生。”

傳統斯文的淪喪，預示著一種新的斯文行將來臨。揆諸明代社會史的演進，無疑出現了兩大轉向：一是“縉紳余技”之風的盛行、士大夫業余精神的勃興，以及“技即道”之論的興盛。隨之而來者，則是工匠職業精神的崛起，以及工匠地位的提升，甚至與士大夫平起平坐。二是“棄儒就賈”或“棄賈就儒”之風的流行，士人與商人之間出現了一種互動的跡象。隨之而來者，則是商賈知識人的廣泛出現。

工匠、商賈原本屬于職業人士，位列“四民”之末。明代中期以后，一方面，工匠、商賈日趨職業化，其職業精神受到傳統士大夫的首肯；另一方面，工匠、商賈的業余精神日趨活躍，借助于豐富的儒家經典知識與嫻熟的詩文技巧，主動與文人士大夫交游。

換言之，工匠、商賈已經成為一種嶄新的知識人力量而活躍于晚明的歷史舞臺。進而言之，在士大夫與普通知識人之間，逐漸開始角色轉換。士大夫具有一種業余精神，試圖通過業余知識的學習，從而拓展自己的知識結構；普通知識人同樣具有一種業余精神，試圖借助儒家經典知識與詩文技能的學習，從而獲得與士大夫交往的機會。這種各自角色的轉換，實則是為了在知識話語體系中取得一種平衡，進而使傳統的士大夫與職業的知識人之間，具有一種知識與話語對話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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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在茲：明代知識人畫像》

陳寶良 著

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4月

本書是明史專家陳寶良社會文化史全新力作，以“斯文”嬗變為主線，精細地勾勒出了明代社會從傳統士大夫到多元知識人的群體轉型。作者不僅深入剖析鄉先生、文人、名士等士人主體，而且將目光投向商士、工匠、儒醫、女郎等知識人群體，細致梳理了明代知識如何從儒家經典拓展至百工技藝，文化權力如何從少數士大夫下移到更多掌握專業技能的群體之中。書中重塑明代知識人形象，比較全面地展現了明代的知識版圖，揭示出深層的社會結構變遷，對我們理解明代乃至傳統中國社會的文化動力與內在轉型極具啟發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