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城雄
在剛結束的2026國際電路與系統研討會上,華為公司正式發布“韜定律”,以“時間縮微”替代西方主導半世紀的“幾何縮微”,為后摩爾時代的半導體產業提供了全新方案,在社會上引起廣泛討論。
一項技術方案,為何會引發如此關注?這是因為,它不僅是一家企業的技術突破,更是在被技術封鎖持續擠壓的局面下,中國科技力量突圍升級之路的縮影。這種一邊化解眼前壓力,一邊為長遠的規則重塑布局,可謂是“連消帶打”。
半個多世紀以來,全球半導體產業基本沿著摩爾定律快速發展,不斷縮小晶體管尺寸、換取性能提升的“幾何縮微”正是其核心路徑。如今,這條路已逼近物理極限:晶體管縮至原子級時,會頻繁發生量子隧穿效應,導致漏電和功耗失控,無法穩定工作。此外,一條3納米制程芯片的生產線所需投資超過了200億美元,全球只有極少數企業能繼續跟進。
更嚴峻的是,在工藝之外,先進制程也已成為地緣博弈的工具。技術封鎖、出口管制、設備禁運,先發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手段,試圖將后發者鎖死在既定軌道之外。我國半導體產業對此有著切身體會。
面對這種局面,如果單靠硬碰硬地追趕制程,很容易落入被動。提出新路徑,換個維度解決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了。“韜定律”就是這個思路的產物。簡單來說,這一方案就是通過創新架構、協同優化,以時間效率換取系統性能。其要義不在于否定摩爾定律,而是基于現有成熟工藝,提供了一條生產尖端芯片的新路徑。
這個方案也并非天方夜譚。據報道,過去6年,基于這一定律,華為已在手機、服務器等領域量產近400款芯片,以實際行動驗證了這條道路的可行性。這不僅是“彎道超車”,更是一種務實的應對,在將挑戰和競爭轉化的同時,搶抓先機去定義下一階段的競爭維度。
這種打法,在半導體行業外同樣清晰可見。比如,稀土行業就是典型之一。我國稀土儲量占全球已知儲量的1/3以上,但很長一段時間里,產業形態停留在原料出口階段,高端提純和深加工技術也掌握在外國企業手中,價值鏈大頭流向海外。自上世紀80年代起,我國團隊在高純度稀土分離等技術上實現反超,此后經過數十年產業整合與技術迭代,我國逐步掌握了從采礦、分離到材料制備的全鏈條優勢,這才造就了如今在全球稀土供應上的定價權和在標準制定中相應的產業地位。
再比如新能源汽車。在燃油車時代,面對發動機、變速箱等核心零部件的技術壁壘和專利布局,國產車企長期處于追趕狀態。但隨著發力新能源車、切換了技術軌道,原有的專利護城河在很大程度上被國產車企繞開。進入智能化階段后,它們更憑借本土復雜的交通場景和海量的行駛數據積累,在自動駕駛算法和座艙交互體驗上形成差異化競爭力,助力中國一步步從“汽車大國”邁向“汽車強國”。
從稀土到新能源車,它們的共同邏輯,都在于不糾纏正面競爭,而是通過技術軌道的切換或突破,重新設定競爭維度,并在新維度上建立自己的話語權。此次半導體產業提出的新路徑,本質上是同一種思路的延續。
事實證明,通往山頂的路不止一條。一項技術路線能否成立,終究要靠全球產業鏈的共同驗證,在討論、質疑聲中改進,才能在競爭中站穩腳跟。因此,保持開放合作的姿態,讓技術路線在交流和碰撞中走向成熟,既符合產業發展的長期利益,也契合科技進步的內在規律。中國尋求的從來不是關起門來另搞一套,而是在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的過程中,為世界提供更多可選擇的方案。這條路走通了,受益的不會只是中國自己。
當今世界,科技創新空前密集活躍,大國之間科技博弈更加激烈。科技自主是一個逐步積累、逐步驗證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沒有捷徑可走。我們既要巧用“化勁”、布局“取勢”,在關鍵領域也要下苦功夫,扎扎實實把根基筑牢。
?一項重大原創成果的誕生,折射的是一個國家蓬勃向上的創新生態。“韜定律”的誕生之路走得并不輕松。它既是外部極限施壓下逼出來的突圍,更是我國科技長期積累、厚積薄發的果實。隨著越來越多這樣的原創成果持續涌現,中國必將為全球科技進步貢獻更多智慧和力量。(作者是中國科學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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