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人民日報中央廚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2026年的初夏，一部沒有流量明星、全程講潮汕方言的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上映不到一個月即掀起票房狂潮，豆瓣評分穩定在9.1分，影院里坐滿了悄悄抹淚的觀眾——有人散場后立刻給老家打了電話，有人翻出了家里壓箱底的泛黃信封，更多人第一次知道，原來世界上曾有過這樣一種東西：它既是匯款單，也是家書，被叫做“僑批”。

電影里那些寫在毛邊紙上的碎碎念，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濃烈的告白，卻字字都是中國人最樸素也最厚重的愛。而這薄薄一紙僑批背后，藏著的是百萬華人跨越百年的漂泊、堅守與深情，是寫給故土的情書。

來源/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海報

很多觀眾看完電影會問：為什么叫“批”，不叫“信”？最早系統研究僑批的歷史學者饒宗頤在總纂《潮州志》時，特意在《實業志·商業》中首辟《僑批業》條目，為這一民間文化形態正名。他指出，1934年，南京郵政總署曾以“批字不典”為由，要求將僑批局改名為僑匯莊，這其實是對古代文化的膚淺認知。

早在宋代，沈括在《夢溪補筆談》卷三《什志》中就明確記載：“前世風俗，卑者致書于所尊，尊者但批紙尾。”唐代詩人岑參那句“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對應的正是“但批馬尾”的口信形式。也就是說，“批”最初就是晚輩寫給長輩、下級呈給上級的書信稱謂，帶著天然的敬重與謙卑。潮人把海外華僑寄回來的銀信合封叫“批”，衍生出“家批”“批銀”“番批”“平安批”“回批”等諸多說法，正是“承唐宋之典，還于粵閩之俗”，把對家人的敬重、對故土的眷戀，都揉進一個字里。

電影中曉偉和小叔的對話。來源/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預告片

僑批的誕生，是一群走投無路的人，用最笨也最堅韌的辦法守住家的故事。明清時期海禁森嚴，“寸板不許下海”，而潮汕地區地狹人稠，“歲收不足以糊口”，當地人只能“無可奈何炊甜棵”——把耐儲存的甜棵藏在貨船艙里當干糧，坐著船頭漆成紅色的紅頭船，冒著被官府抓捕、被海浪吞噬、被海盜劫掠的風險，沖破海禁遠赴南洋謀生。樟林古港至今流傳著這樣的民歌，字字泣血：“行到樟林港嘴淚汪汪，何日才得家鄉還”“來到暹羅牽豬哥，驢生拼死耐拖磨，賺有錢銀加共減，寄回唐山養公婆”。

當時的航海技術落后，紅頭船在南海中隨時可能遭遇臺風，許多人在航行中就葬身魚腹，能夠平安抵達南洋的，不過十之六七。可只要活下來，第一件事就是想辦法把錢和信寄回家。澄海市收藏家鄒金盛收藏了一份清咸豐三年（1853）批件，沒有信封，只是一張折疊的糙紙，收信人寫在“紙頭”，內容是旅暹僑胞蕭英全寄給兒子蕭炳乾的：“茲托水客帶去洋銀十元，三兄分半元，四嫂分一元，岳母分一元，余下八元補助家中薪米開支。蒙神、天福庇，二地平安，喜之幸甚。”

短短幾十個字，沒有說自己在暹羅割膠有多辛苦，沒有說怎么省吃儉用攢下這十塊洋銀，只報了平安，把每一分錢都安排得明明白白。這就是僑批最本真的樣子：是一個父親、一個兒子、一個丈夫，用血汗換來的、對家人的承諾。而僑批封上常見的“批根”二字，象征著海外赤子對生身之邦“唐山”的“去國懷鄉”“葉落歸根”的文化心態，是維系海外僑胞與故土血緣親情的永恒存據。

僑批的特質是銀信合一。有錢無信叫國際匯款，有信無錢叫跨國家書，只有二者合一，才是真正的僑批。在沒有現代銀行、國際郵政的年代，一群普通人憑借著同鄉信任、宗族紐帶搭建起了一條橫跨南海的“生命線”。

最早幫人帶錢帶信的，是往返于南洋和潮汕的水客。他們可能是水手、是行商、是同鄉，憑著一張臉、一個名字，就敢背著滿包袱的銀元走村串戶。原始水客業的經營范圍遠超銀信傳遞本身，涵蓋“人、信、財、物”四大類，幾乎無所不包。在法幣尚未出現、國際金融流通體系完全缺失的年代，水客們憑借對跨地域經濟規律的精準把握，創造出“以物易物”“以貨易銀”的間接金融模式。比如他們會把印尼的特效藥金雞納霜帶回潮汕，按照當時一盒金雞納霜等同于一斗白米的價值換算成銀錢送交僑眷，再從家鄉購進紅糖運往印尼交換金雞納霜，實現了兩地物資與資金的雙向流通。

1932年12月菲律賓宿務陳文苑寄晉江詹建團僑批。來源/福建博物院

除了帶錢帶信，水客還承擔著帶人尋親、護送僑眷出洋的職責，甚至在暹羅華僑社會興起“娶親熱”時，衍生出“包做媒人”“喜事雙包”的服務。這要求水客不僅具備商貿與金融能力，還要深諳中國傳統文化倫理與潮汕民俗風情。隨著下南洋人數的不斷增加，水客的個人能力已經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僑匯需求。清同治年間，專業的僑批局應運而生。

20世紀30年代，僑批業進入鼎盛階段。據汕頭僑批文物館館藏的《潮汕僑批局名錄原始臺賬》統計，僅潮汕本土注冊的正規僑批局就多達137家，在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印尼等南洋國家設立的分支機構超過300個。創立于1911年的汕頭有信銀莊是其中的佼佼者，該莊實收股本十六萬圓，新加坡與汕頭東各占一半，先后在香港、吉隆坡、麻六甲、檳榔嶼以及印尼巴城、坤甸等地設立分支機構。據芮詒塤先生的文章《有信銀莊（批局）瑣憶》中回憶，該莊每月收僑匯淡陰歷月約收港幣一百萬元，平月約二百萬元，旺月可達平月的二倍以上。

從南洋收批，到輪船轉運，再到批腳徒步走村入戶送批，最后把回批寄回南洋，整個流程沒有政府監管，沒有法律保障，全靠“信義”兩個字。僑批局有個鐵規矩：認票不認人。只要拿著收據，哪怕天塌下來，也得把錢送到。抗戰時期，日軍封鎖了南海航線，僑批無法通過海路運輸，批局的人就開辟了陸路通道，從越南、緬甸進入中國，翻山越嶺穿越原始森林，徒步幾千公里把僑批送到僑眷手中。有老批腳回憶，那時候背著幾十斤重的銀元，走幾十里山路，遇到土匪就把錢藏在山洞里，自己餓著肚子也要守著，“那是人家一家人的活命錢，丟了，我這輩子都抬不起頭”。

電影中的僑批。來源/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預告片

就是這樣一群人，用一百年的時間傳遞了數億封僑批，匯回了數十億銀元。在潮汕和閩南，近一半的家庭靠著僑批過日子。僑批里的錢，用來贍養老人、撫養孩子，用來蓋房子、修祠堂，用來辦學校、建醫院。晉江幾百所僑校，從晉江一中到季延中學，每一塊磚瓦都來自僑批；汕頭埠中心市區“四永一升平”的繁華，每一條街都印著僑批的痕跡。有海外學者評價，僑批是潮人商業思想靈活實用的結晶，它在國際民信、郵政體系尚未建立的時代，率先打通了東南亞與中國東南地區的經濟脈絡，開鑿了一條跨越海洋的商貿運河。

“我們是中國人，無論走到哪里，都不能忘記自己的根。”這句話，是千千萬萬海外華僑刻在骨子里的信念。而僑批，就是他們身份認同的鮮活證明。喬納森·弗里德曼的認同理論認為，自我觀的建構以“識別”為基礎，而華僑正是通過對鄉音、鄉俗、傳統倫理的“識別”，在異國文化中牢牢守住了中國人的身份。

無論在海外生活多少年，他們寫信用的永遠是漢字，說的永遠是鄉音。翻開僑批檔案，滿紙都是“咱厝”“阿母”“囝仔”這樣帶著家鄉氣息的詞匯。1927年，菲律賓華僑鄭道東給晉江金井留宅的岳母寫了一封短批，開篇便說：“違別以來，荏苒已有月余矣，懷念之思以日具。”他在信中自稱“半子”，懇請岳母多照拂年少的妻子：“令愛年少，更宜指導其一切，是所至望。”短短百余字，將一個女婿對家庭的責任、對閩南宗族倫理的認同展現得淋漓盡致。

1929年4月10日菲律賓馬尼拉林貴選寄石獅林貴生僑批。來源/福建博物院

對教育的極致重視，更是華僑文化認同的集中體現。在他們心中，讓子女讀書識字、傳承文化，不僅是家庭私事，更是維系族群血脈的大事。1946年，在菲律賓謀生的蔡濟達給晉江金井塘東的妻子寫信，特意叮囑：“振忠須督促，使其讀書，不可過分溺愛，使其將來無法調度。”能力更強的華僑將這份責任從自家延伸到整個族群，1947年，華僑蔡寧廣在給哥哥的僑批中說，他已和旅菲同鄉募資商定，年末在家鄉修建校舍。正是這樣一封封僑批的匯聚，才有了如今東南沿海星羅棋布的僑校，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僑鄉子弟的求學路。

即便遠隔重洋，華僑們也從未忘記家鄉習俗。1940年，緬甸仰光的華僑葉水印喜得貴子，第一時間寫信給同安的胞弟，詳細叮囑按鄉俗慶祝：“正月十五務必到祖厝點燈，再到蓮風巖奉上油飯，告知列祖列宗添丁之喜。”一盞祖厝的燈，一碗巖寺的油飯，連接的是海外游子與故土的文化血脈，哪怕身處異國，他們依然按照中國人的方式生活、慶祝、傳承。

葉淑柔和孩子們。來源/電影《給阿嬤的情書》預告片

而當國家有難，這份對家的牽掛就變成了對國的赤誠。抗日戰爭時期，幾乎每一封僑批里都在談論抗戰。1939年，菲律賓華僑康起圖給同安灌口的妻子王氏寫了一封家常信，全篇不過二十句話，卻有十多句在談論抗戰捐款。他態度堅決地說：“凡事中國國民份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此乃當然職責。”如果家里被政府派捐，“多出一點亦無問題”，甚至還叮囑妻子“實在歡喜出本，內助樂為輸將也”。據統計，抗戰期間，海外華僑通過僑批渠道匯回的捐款超過13億元國幣，還有無數的藥品、衣物、軍火。

新加坡陳來水華僑登記證，1938年。來源/泉州華僑歷史博物館

如今，僑批早已退出歷史舞臺，我們再也不用等幾個月才能收到一封家書，動動手指就能視頻通話、轉賬匯款。《給阿嬤的情書》依然能打動那么多人，是因為它讓我們看到了，在那個通信落后的年代，中國人的愛有多深沉、多堅韌。僑批并沒有消失，它變成了汕頭僑批文物館里的展品，變成了晉江市檔案館的數字化數據庫，變成了梧林僑批館里一個個動人的故事，變成了我們血液里流淌的根脈。

這封給阿嬤的情書，也是給每一個遠走他鄉的游子，給每一個堅守故土的親人，給我們生生不息的華夏文明。只要漢字還在，鄉音還在，這份跨越山海的深情永遠不會結束。

編輯：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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