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學原理

Skidelsky at Tilton, John Maynard Keynes’s East Sussex home that he bought and lived in for many years

主講人/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

Lord Robert Skidelsky（1939年4月25日－2026年4月），英國著名經濟史學家、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FBA）、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名譽教授、英國上議院跨黨派議員。

校 編：多 爾

來 源：本文譯自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ET）與斯基德爾斯基教授聯合制作的公開在線課程《如何做經濟學，以及如何不做經濟學》之“經濟史”專題講座錄音。

編 者 按

本文根據世界著名經濟史學家、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上議院議員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1939-2026）教授生前的最后公開講座錄音及手稿整理而成。令人深感痛惜的是，斯基德爾斯基教授于4月離世，這是全球學術界與經濟學界的重大損失。教授一生致力于經濟史研究與宏觀經濟政策反思，其撰寫的《凱恩斯傳》被公認為二十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傳記學術巨著。他始終站在批判性審視主流經濟學的最前沿，呼吁學科的多元與智識的自省。

發言人：

這是一門關于經濟學的講座與討論課程。“過去是一個異國他鄉。他們在那里的行事方式截然不同。”小說家 L. P. Hartley在其知名小說《媒人》（"The Go Between"）的開頭便如是寫道。對于經濟學專業的學生而言，歷史學研究是最佳的免疫劑，足以防范那種聲稱他們所學的規律具有普適有效性的斷言。諸位請看，歷史學研究真正揭示的是，經濟學說產生于特定的時間與特定的地點，

旨在闡明那些社會在特定時期的具體問題或關切。它們的發展并非始于某人發現了科學真理的微弱曙光，進而邁向越來越完美的解釋。它們在時間與空間上皆存在局限性。且我認為，這正是歷史向我們昭示的真諦：思想依附于其據以產生的特定境況。我們各節課程的主題之一，便是將經濟思想置于特定的語境之中，將其與當時的社會、經濟及意識形態條件相聯系，從而讓諸位意識到，這里不存在絕對的真理，經濟體制乃是因應其時代的條件而產生的。19世紀最著名的經濟學流派之一——德國歷史學派，正是提出了完全相同的學術主張：不存在普適的真理；適用于某一特定時期的政策，在另一時期可能是錯誤的；必須將對經濟學的理解，錨定在人們所關注的經濟體的具體境況之中。

基于此，可以說經濟學家研究歷史存在兩個理由：其一是促使歷史學臻于至善；其二是促使經濟學臻于至善。我將主要集中于闡述第二個理由。盡管經濟學通過使其更為精確、賦予其更尖銳的框架以及提供更佳的數據而對歷史學有所裨益，但我仍將主要探討歷史學如何能夠促使經濟學臻于至善。倘若歷史學是對具體的研究，而經濟學是對一般的研究，那么歷史學對于經濟學的價值，便在于促使經濟學家能夠使其高度概括更為具體，并承認其局限性。優秀經濟學家賴以提出其假說的典型事實，主要源自于歷史。

然而，經濟史幾乎已經從經濟學課程中被完全剔除。我曾在華威大學講授經濟史課程，但我當時已然意識到，保留下來的此類課程已經屈指可數。正如 William Parker所描述的那樣：

William Parker：“以往通過經濟史課程、經濟直覺以及應用領域給予經濟學家的訓練中，所蘊含的體制語境、社會概念以及道德熱忱，如今皆已被推向邊緣。與此同時，這些領域在一定程度上已被轉化為理論家縱橫想象力的游樂場。”

因此，這些領域不僅在未被邊緣化時遭到了理論家的殖民，它們亦不再是理論家的靈感或教育源泉，而僅僅淪為理論家期望用以踐行其理論的試驗田。在當今時代，經濟學家很難在歷史中尋得一種有助于理解人類境況的有益智識資源。

事實上，他們對過去的入侵更像是一場殖民遠征。經濟學家自恃裝備了普適模型，便將它們作為一種假說，簡單地應用于過去或現在的任何主題，并利用現有的此類數據進行檢驗。這些假說幾乎無一例外都是新古典主義假說。

人類總是追求最大化，因此當他們審視過去時，總能發現追求最大化的個體。隨后，他們便覺得自身關于人類本性的觀點得到了證實。這種入侵的后果，便是剝離了經濟史的傳統內涵。經濟理論通過強加一種歷史模型和不當的檢驗策略，敗壞了經濟史的嚴謹性，而這種策略實質上只是證實了經濟學家腦海中固有的模型。這被冠以一個極為贊譽的名稱，即“計量歷史學”（cliometrics），意為對克利奧（Clio）——古希臘歷史女神的敗壞。

那么，歷史對于經濟學家的效用究竟何在？首先，歷史是統計數據的源泉。通說認為，歷史為經濟學家提供了一個用以檢驗其假說的觀察場域，是檢驗理論、估計變量間關系以及預測未來趨勢的實證證據來源。經濟史的一項基本工具是時間序列，即在一段時期內記錄的任何統計關系。例如，Angus Maddison對國民收入、人口、增長率等所作的歷史估計，在某些案例中可以追溯至2000年前。顯而易見，無論是歷史性的還是其他類型的統計數據，其價值都在于為反駁純粹的斷言提供了一種檢驗手段。但正是在這種有限的意義上，它們實際上并未告訴你究竟發生了什么，而是表明你不能斷言某些事情；因為倘若你作此斷言，便違背了已知的事實。因此，它是一種對客觀現實的檢驗。但諸位不應為此所迷惑。

Maddison所使用的大多數時間序列，都是在歷史事件發生很久之后才構建起來的。1800年時全然不存在國民統計數據，更遑論某些數據所追溯的羅馬帝國時代了。因此，Maddison的數據屬于估計值，其基礎是當時可獲得的、因不同目的而編纂的、且存在巨大誤差幅度的統計資料。Thomas Piketty關于經濟不平等的統計數據亦是如此。這并非是否認其宏觀上的實用性。

如諸位所知，時間序列分析是計量經濟學的核心組成部分；后者旨在通過統計方法測量兩個或多個經濟變量之間的關系，以此推論其未來的發展路徑。現在，我們可以回想起一些產生過深遠影響的實例。諸如諸多旨在為貨幣數量論建立實證基礎的嘗試；Simon Kuznets為檢驗消費函數而開發的關于國民收入及其組成部分的長周期時間序列；E. F. Denison利用時間序列來估計核心要素投入與產出增長之間關系的嘗試。

此外，還有涉及商業周期、試圖估計轉折點以及動態與加速要素的統計數據。故而在過去30或40年中，此類時間序列的數據庫經歷了巨大的擴張。但正如我們此前所論證的，計量經濟學作為一種檢驗理論的方法，其作用被大大高估了。除了模型設定問題之外，一旦諸位獲得了足夠多的觀察值，便意味著已經流逝了太多的時間，以至于無法再假設相關條件是平穩的。

因此，計量經濟學存在著極其嚴重的瓶頸。進而，那種認為通過將大量數據應用于某一問題便能獲得正確答案或更精確答案的觀點，可能是誤入歧途的。從而導致了這種盲目性：諸位掠奪了過去，占領了這片疆域，繪制了一幅只篩選了寥寥數項事物的地圖，便自以為對正在研究的過去之全貌洞若觀火。對此，Robert Solow針對計量經濟學以及過去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毀滅性的學術批判，直指其對歷史視而不見。

Robert Solow：“諸位即便將計量經濟學家投入時光機中，他們也能立即安身立命成為一名經濟學家，‘甚至無需費神去詢問身處何季、置身何地’。”

簡言之，我們所建構的大多數模型，都依賴于這樣一種假設，即過去的人們在本質上擁有與我們當下完全相同的價值觀和思維過程。然而，倘若諸位研讀真正優秀的經濟史論文，例如 Moses Finley關于希臘經濟的著作，便會發現古代人其實擁有完全不同的動機。

他們進行經濟交易的緣由，與我們當下截然不同。另一位批評家 Kenneth Boulding亦曾指出：

Kenneth Boulding：“反歷史學派導致了一批熟練技術工匠的產生。他們懂得如何操作計算機、運行大規模的相關分析與回歸分析，但卻并不真正懂得誰在其中獲取了核心利益，對經濟體制無知得令人難以置信，對構建經濟學所付出的血、汗、淚全然沒有感知，且對其數據集之外的任何現實同樣缺乏感知。”

那么，經濟學是否真正促使歷史學臻于至善了呢？諸位當然可以據理力爭，認為確是如此。例如，Fogel所著的《十字架上的時間》（"Time on the Cross"）一書——盡管這并非一個典型的計量經濟學案例，但經濟學家對美國奴隸制的審視，徹底顛覆了關于奴隸制的研究。因為 Fogel確立的學術觀點表明，奴隸制在當時是相當高效的。在此之前，許多人一直辯稱奴隸制無論如何都注定會消亡，因為它是勞動力利用的一種低效形式，而雇傭勞動要高效得多。他的結論是否定的，他指出奴隸制相當高效。這一結論的隱含意義在于，它絕不會自然消亡，因此諸位實際上需要采取巨大的政治干預來改變它。Nick Crafts是一位聲名顯赫的經濟史學家。他同時也是一位接受過正統訓練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因此，他審視過去時，在所有地方都能發現新古典主義理性的證據。

在經濟學與經濟史之間極具建設性的分工中，經濟學家應當基于典型事實提出各種假說，而經濟史學家則應當思考不同的模型在何種情況下以及何處可以適用，以及歷史數據是否適合用于特定目的。Solow得出的結論是，經濟學家應當以更為謙遜的態度對待歷史。倘若他們是以一種探究而非征服的心態去接近歷史，便會發現歷史能夠為他們提供“一系列依附于社會境況的模型，而非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單一僵化模型。”

易言之，他本質上背書了德國歷史學派的方法論。正所謂“量體裁衣，因地制宜”，諸位可以這樣來理解。而不應假定自身的模型具有普適有效性。現在，讓我們來看經濟學在歷史學中的另一項應用，即“周期”（cycles）的概念。

我認為，這同樣是歷史學能夠改善經濟分析的一種途徑。我們深知周期的存在。然則周期為何存在？在一個典型的歷史周期中，社會被描述為如鐘擺一般，在活力與衰退、進步與倒退、放縱與清教主義（puritanism）的交替階段之間來回擺動；這是歷史學家關于周期理念中一個極其深刻的主題。每一次向外的運動都會引發過度的危機，進而導致反作用。

因此，均衡位置幾乎——雖然存在一個概念上的均衡，但諸位從未真正抵達該狀態，而是始終在其兩側穿梭擺動。此處有一個實例，我歷來認為其頗具趣味，它是由一位名為 Arthur Schlesinger的美國歷史學家兼政治經濟學家提出的。他將政治經濟周期定義為：

Arthur Schlesinger：“國家參與在公共目標與私人利益之間持續發生轉移的歷程。”

他所界定的這種擺動，存在于自由主義社會——我想在歐洲我們會稱之為社會民主主義社會——與保守主義時代（我想這屬于右翼）之間。其中，“危機”的概念居于核心地位。諸位請看，當這些自由主義時期或社會民主主義時期存在時，隨著理想主義者向敷衍塞責者妥協，它們屈服于權力的腐敗。繼而，它們被保守主義繼承者所取代，而隨著金融家和企業家利用去管制化的自由來剝削公眾，這些繼承者隨后又屈服于金錢的腐敗。

現在，如果將這一理論套用到例如1970年代至今所發生的事態中，諸位會發現它相當契合；它實現了一種極佳的擬合。因為在1970年代走向崩潰的，正是社會民主主義時代，即美國語境下的自由主義時代。諸位可知，這曾是60年代歐洲“偉大社會”計劃的時代；這便是社會民主主義。而社會民主主義在某種程度上瓦解了。倘若純粹從狹隘的經濟學視角——比方說從 Milton Friedman的視角來看，這是因為它遭遇了通貨膨脹問題。

但倘若將此置于更宏大的語境中，諸位可以說它的瓦解是由于權力的腐敗；它自認為可以包攬過多事務，并試圖取得實際上超出其能力的成果。因而它使其自身負擔過重，隨后走向瓦解，正如我們所知，繼之而來的便是保守主義時期。如今，倘若諸位審視這一保守主義時期，同樣可以從狹隘的經濟學學術視角來思考它：這曾是貨幣主義的時代，是國家退出、削減福利資格以及放棄充分就業承諾的時代。

并且，在本質上復興了對市場的信仰。于是，市場將真正創造出社會民主主義政體未能實現的福祉，從而任由市場主導。當然，諸位在此時亦消除了權力。然而，在保守主義政體中不斷滋長的，則是金錢的權力。最終，金錢的權力——即我們此前探討過的這種無形權力——終結了保守主義政體，因為正是金錢的腐敗引發了巨大的危機，導致人人起而發難。

倘若諸位是像 Pareto那樣憤世嫉俗之人，便會說：此處發生的一切，無非是精英階層的循環而已。諸位知道，一個精英階層讓位于另一個精英階層，而他們同樣腐敗，且同樣容易傾向于這兩種腐敗：權力的腐敗與金錢的腐敗。但倘若諸位像 Arthur Schlesinger那樣，在本質上是一位社會民主主義者，便會在某種程度上認為，無論如何總歸存在一些美好的時期，自由主義時期可以被塑造成一個美好的時期，而保守主義時期則永遠無法企及。但他保持了足夠的超然，得以理解這些鐘擺式的擺動。我不想再過多贅述，因為我認為這是一個極其宏大的課題，它可以向各種方向延展。但請允許我切入學術結論。自18世紀現代經濟學被吸納進主流智識體系以來，經濟學在重塑包括政府在內的經濟主體的動機與行為方面，始終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經濟學深刻影響了歷史的進程。理性經濟計算——這或許是人類在掙扎求生以維持生計時所固有的屬性——我認為在今天所獲得的表達空間，要遠遠超過慣例至高無上的過去。因此，人類在過去的行事方式，未必是其今日行為的可靠指南。

但同樣地，他們今日的行為，亦非其明日舉止的可靠指南。故而，我認為“依附性”才是我想要強調的核心學術觀點。亦即經濟學理論建構的依附性。歷史昭示我們，經濟體具有路徑依賴性；它們的當下是從過去繼承而來的。因而，理解一個共同體的歷史，能夠協助人們評估其經濟可行性。當下與未來，通過社會直覺的連續性與過去緊密相連；我認為這一點毋庸置疑。常規的經濟政策，在德語國家、英語國家乃至拉丁美洲依然存在差異；它們面臨著不同類型的經濟問題，擁有不同的體制。它們擁有截然不同的經濟體；或者更確切地說，經濟學的權重是不一樣的。不可否認的是，美國經濟學對其他所有國家的經濟學進行了一場巨大的智識殖民，以至于倘若諸位真正渴望在經濟學的璀璨星空里登峰造極，就必須身處美國。沒有人能在烏拉圭建立經濟學聲譽，諸位必須前往哈佛，前往芝加哥。在過去，這曾是牛津與劍橋的天下，但它們亦已然黯淡。因此，美國一直獨占鰲頭，但或許中國將逐漸取而代之。

那么，歷史究竟如何促使經濟學臻于至善？請允許我將其歸納為以下幾點：

1. 防范初級錯誤。倘若諸位僅僅盯著數字并尋找相關性，那么像“當時發生了一場戰爭”這種顯而易見的解釋，可能會被諸位忽略。

2. 向經濟學家昭示，其貌似普適的理論并非普適，而是高度依附于特定時間與地點的，從而挑戰他們去提出更優或更謙遜的理論。

3. 明確指明某一特定推導主線所賴以產生、且適用于該主線的歷史條件。

3. 評估將其擴展至其他條件及其他時期的正當理由。如今，在斷言“看，這同樣適用于其他地方”時，諸位必須始終提供正當理由，而“不能僅僅假定其確可適用”。

5. 描述諸如時代與周期等長周期事件，除非是沉浸于歷史之中的學者，否則這些事件將脫離所有人的視野。

通過向經濟學家展示其研究的妥適當時間限制，這可以被證明對其大有裨益。借由理解過去的經濟學是如何被當時的條件與態度所塑造的，我們便能置身于更佳的立場，去評估當下的經濟學，并審視我們自身的偏見。最終，通過理解某一理論原本試圖回答何種問題，我們便能夠在必要時，將其改造以供現代之需。

這正是我在探討思想史研究之價值時所涉及的學術領域。思想史是一個宏大的軍火庫，我們可以從中汲取營養，但我們必須確信——或者不必確信，但我們必須具備這樣一種認識，即它們適用于我們所關注的問題，且對經濟體的歷史透視，能夠為諸位提供關于特定理論可應用于何種問題的真知灼見。故而我認為，經濟史與思想史在此種意義上是相輔相成的。諸位擁有這個思想的軍火庫，而歷史會告訴你它們最適合哪一個時代。

所有這些，在我看來都極具現實相關性，因為針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我們可以應用何種歷史教訓？倘若我們僅僅審訊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我們根本無法走得很遠。這場危機在本不該發生。然而，當得知這是持續困擾各個經濟體的一系列災難之一時，我們便開始反思：“我們的理論究竟出了什么問題，以及我們該如何撥亂反正？”

因此，我認為經濟史是一項極其珍貴的學術工具。我希望我已經成功論證了這一學術主張，即經濟史是經濟學的一項極其珍貴的工具。

特別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