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四十年，中國出現過兩次時代性的紅利。第一次是人口紅利，第二次是城市化紅利。

參與其中的人，最終被時代抬升到一個他自己原本無法企及的位置，而留在原地的人，事后才意識到自己錯過了什么。

而今天，多數人覺得這種紅利已經徹底消失。

但其實，中國的第三次紅利才剛剛開始。

所有時代紅利的底層邏輯

在討論什么是中國的第三次紅利之前，我們要先回答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那就是什么樣的機會才能被稱為時代紅利？

如果回顧過去四十年所有能真正改變命運的機會，雖然它們看起來千差萬別，但底層邏輯幾乎不變。

每一次時代紅利，本質上都是一種關鍵生產要素，從被嚴重低估的舊體系，向能夠正確定價這種要素的新體系遷移過程。

作為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原理，生產要素只有5種，分別是土地、勞動、資本、知識與組織。要素的價格不取決于它本身的稀缺性，而取決于它所處的體系是否有能力把它的價值最大化。

同一塊土地，在一套體系里一文不值，而在另一套體系里卻可以寸土寸金。兩者的區別并不在于這塊地，而差別在給土地定價的體系。因此每當一種舊要素在舊體系中被嚴重低估，而新體系正在開始孕育時，要素會自發地從估值洼地流向估值高地。這個流動的過程，就是紅利。

而卷入這個要素流動的參與者，其身價都會被大幅提高。這種抬高不取決于他更努力或更有遠見，僅僅取決于他是否站到了要素重新定價的洪流里。

如今回頭看，改革開放以來的財富積累者，他們無一不是主動亦或者后知后覺被動參與了這場洪流中。

這便是過去四十年中國社會財富流動的客觀規律。

因此要理解中國第三場時代紅利是什么？我們先要說明白中國前兩次時代紅利究竟是如何發生。

第一次紅利：被重新定價的勞動力

第一次紅利的官方名字叫人口紅利，但絕不是說中國人多，所以有紅利。

如果人多就是紅利，那作為全球人口數量排名第一的印度，他的紅利本應比中國還大。同理，孟加拉的人口密度更高，理論上紅利應該更密集。但現實是它們都沒有走出與中國相似的增長曲線。

真正構成紅利的，是將中國勞動力價值從被嚴重低估狀態中糾正，重新定價的這個過程。

為了更好理解這個紅利釋放的過程，我們要先回到80年代之前的中國。

1978年，中國大約有8億農民，他們生活在人民公社體制下，彼時土地是集體的，當時一個壯勞力一天的工分和一個老人、一個婦女的工分差距非常有限。并且由于所獲得的報酬幾乎一致，勞動者往往缺乏工作動力。

在這種機制下，一個農民的邊際生產力是多少？

學界普遍認為，到1973年中國農村的邊際勞動生產率就已經接近于零。換句話說，當時從一個生產隊里抽走一個壯勞力，整個生產隊的產出幾乎不會下降。

這是什么概念？

相當于中國農村每年新增勞動力，不僅沒有產生更多價值，反而在不斷稀釋原有資源。在1952年至1972年的25年中, 中國農村人口增加了55.6%，但人均占有量卻從3.29畝減少到1.85畝。大量勞動力陷入無地可耕的困境，使得農村勞動力價格異常廉價。1978年在土地最貧瘠的福建地區，農村年均收入甚至僅有119元，而同時期作為亞洲四小虎的泰國，其人均年收入已經超過700美元。

這就是被嚴重低估的生產要素（勞動力要素）。

1980年的改革開放通常被視為中國經濟騰飛的起點，許多人認為是政策讓中國一下抓住了紅利，但如果我們復盤同時期的印度，他們也在80年代初啟動了吸引外資政策，但卻沒有得到預想的成功。

改革開放真正改變的，是讓這數億被鎖在土地上的勞動力，第一次有了流動的機會。

隨著包產到戶讓大量勞動力得以脫離低效的工分體系，與此同時廣大農村加工制造合作社開始建立，后來這些合作社被統稱為鄉鎮企業，被視為中國80年代的經濟奇跡。

這些鄉鎮企業不僅給了廣大農民除了種地以外的第二條出路，也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前20年的重要經濟支柱。到90年代初，全國鄉鎮企業數量達到2000萬家，其生產總量占當年社會總產值的三分之一%，這些家門口的企業讓1.3億農民得以離開土地，流向價值鏈更高的加工制造業。

而更對于更有勇氣的人，南方經濟特區讓他們擁有了更高的勞動定價。

1992年南方談話之后，廣大農村勞動力開始了第二次大規模流動，從鄉鎮前往勞動力要素定價更加充分的南方就業市場，涌入正在崛起的珠三角工廠。

而這二次流動的價值，也和上一次有了質的飛躍。

如果說鄉鎮企業是把勞動力價值，放進國內工業體系重新定價，那么南下就是把他們放進了全球市場來定價，其價格的提升也是驚人的。以1997年國家統計局農調隊統計，珠三角地區的外來務工收入能達到同時期中部地區的一倍以上。

為什么同樣一個人從村口的鄉鎮企業，走到珠三角工廠收入就會再上一個臺階？

因為給他定價的體系升級了，鄉鎮企業面對的是國內市場，出口工廠背后站的則是全球市場。南方談話之后，外資工廠在珠三角密集鋪開，這些玩具與電子加工產品幾乎全部銷往歐美。勞動者對應的不再是村口集市的購買力，而是大洋彼岸消費者的購買力。或者說，一個勞動者的收入，對應的是他擰螺絲釘所服務的那個市場的購買力，而不是他擰螺絲釘的辛苦程度。

可以說勞動力還是那個勞動力，但在此過程中完成了從農業體系流向工業體系的遷移。

那么這種定價的差距有多巨大？

1980年至1995年，中國農村人均純收入從每月16元增長至114元，看似已經有了較大增長。但同時期外出務工的月收入已經達到每月448元，也就是三個月的工資等于一位農民一年的收入。而如果是當時珠三角地區，農民工調查月收入已經普遍接近800元，也就是1名珠三角務工人員工資，等于老家7人種地收入加總。

同一個人沒有變得更聰明，卻僅僅因為從一個舊體系遷移到一個新體系，他的收入被抬高了將近十倍。

這就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次時代紅利的本質，是勞動力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再被大幅低估后重新回歸真實價值的過程。

而參與這個過程的人，比如90年代南下的務工人員，只是邁出了第一步，讓自己接入了那個能正確定價要素的新體系，就獲得了如今來看難以想象的回報。

但更多身處那個時代的群體卻很難看到這一點，無論是背井離鄉的風險，還是脫離舊體系的不穩定，都讓很多人望而卻步。

只是當幾十年過去，整代人命運已經劇烈分化后，回頭看才發現那條遷移的路上站滿了被時代抬高的人。只是那時勞動力要素的定價差已經被磨平。

2008年后，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開始枯竭，劉易斯拐點被反復討論。2012年開始，大量外資工廠因勞動力價格提高開始遷往東南亞地區，曾被大幅低估的勞動要素，已經基本完成了充分定價。

改革開放后普通人的第一次紅利，到此結束，勞動密集型產業開始大規模退出市場。

第二次紅利：城市土地價值的回歸

第二次紅利的官方名字叫城市化紅利。

但這五個字也同樣讓人容易產生誤解，仿佛只要城鎮化率上升，只要城市變大，紅利就會自然發生。

但事實并非如此，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國的城鎮化率確實在上升，但那段時間真正賺到錢的并不是城市居民。

1984年到1995年，是中國加工制造業的黃金期。江蘇、浙江、廣東的民營經濟迅速崛起，無論是浙江的紡織品、廣東的電子、還是江蘇的輕工業，這些故事的主角都不是城市。

由于加工制造業需要大量成片的工業用地，而城市主要地段已用于商業、居住和行政辦公，根本沒有成片土地留給工廠。反而是郊區因為土地便宜與約束少，容易形成加工業生態，由此形成了90年代特有的郊區經濟超越城區經濟的景象。

以1999年的杭州為例，其下屬各鎮企業生產總值占全市的63.5%，生產總量遠超城市里的一種大企業，甚至出現了蕭山縣看不起杭州市區的特有現象，而相同景象也出現東莞的長安鎮與佛山的順德縣。

但與郊區經濟蓬勃發展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城市居民不斷下滑的生活質量，以當時中國第一大城市上海為例，人均居住面積4平方米以下家庭高達32.7萬戶，相當于全市七分之一家庭都處于困難戶狀態。再加上國企改革產生的100多萬下崗職工，彼時這個遠東第一大城市正處于前所未有的虛弱時期。

為什么會出現這個情況？

在整個90年代，城市作為一種行政容器，而不是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土地價值處于被嚴重低估的狀態。

事實上，一個城市的真正價值，不在于行政級別或者人口數量，而在于它能否產生足夠強的聚集效應，或者說產生足夠多的第三產業以維持就業。

但80至90年代的中國城市，并不具備這種能力。

當時中國的產業還停留在地段的初級加工業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不到三分之一，服務業薄弱，金融體系初級，研發投入極少。城市居民的就業主體還在國企內，工資由行政體系決定，與商業聚集效應無關。

在此背景下，城市的土地失去了它最核心的經濟功能，而只是作為一種行政資源。換句話說，城市在當時只是一種行政標簽，而不是一種生產要素。

而正是這種極度的低估，為2001年之后的城市土地紅利埋下了伏筆。

2001年中國加入WTO，隨著全球資本和訂單涌入，廣大沿海城市開始第一次真正承擔起一種新角色，即全球產業鏈中的分工節點。由此城市產業生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首先是第三產業的爆發，2000年至2015年，中國開始大規模發展互聯網、金融、咨詢、廣告等高附加值服務業。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不到40%，提升到2015年的50%以上，給城市提供了極為充裕的就業崗位。

其次是產業的大規模升級，中國的研發支出從2000年的900億，一路躍升至2022年3萬億。隨著大規模產業升級完成，中國不僅正式告別了需要大量工業土地的初級加工業，完成了從低端制造業向高端產業的跨越。還誕生了一大批如華為，騰訊等前沿企業。

這使得高附加值企業開始集聚城市，大量高薪崗位開始涌現，城市就業質量大幅提升。2000年至2020年，主要一二線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普遍在7至9倍之間。

自此作為承載這種聚集效應的最重要生產要素，城市土地的價值開始逐漸回歸。

2002年到2014年，一線城市核心區房價的漲幅普遍在10倍到12倍之間，二線城市的房價漲幅普遍在8至10倍。相比較此后過熱的炒房，這一階段的上漲并非泡沫，本質是城市聚集效應在土地上的價值投射。

這也改革開放后，第二次紅利的本質。

是城市土地作為一種重要生產要素，重新回歸它真實價值的過程，

而那些在2000年到2015年之間下決心進入一線城市，并咬牙購買住房者，成為了這段時間最大的贏家，因為他們都參與到了這輪要素的重新定價。

而到了2017年之后，這種重新定價開始放緩。一線城市房價進入橫盤，戶籍價值回落，城市間的人均收入差距不再擴大。

自此，第二次紅利，到此結束。

中國的第三次紅利是什么？

如果我們回顧前兩次紅利的本質，

就會發現它是某種被嚴重低估的生產要素回歸其真實價值的過程，那么第三次紅利的關鍵問題就是：

當下的中國，還有哪些生產要素被嚴重低估？

事實上，當下被嚴重低估的核心要素至少還有兩種，分別是一個完整到全球獨一份的產業鏈，以及全球最龐大的工程師群體與每年千萬級的高學歷人才供應，也就是組織要素與人力（資本）要素。

我們先看看他們被低估的程度。

1. 第一種被低估的要素：中國的完整產業鏈。

2024年中國制造業產值首次占全球比重的30%，但更關鍵的是完整性，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唯一覆蓋聯合國產業分類全部41個工業大類、207個中類、666個小類的國家。這種完整性意味著同一款產品，中國從設計、打樣、生產到交付，可以在200公里半徑內完成，周期是其他國家的三分之一，成本是其他國家的二分之一。

但這種能力所產生的價值卻沒有被合理定價。

2022年，中國的制造業增加值為5億美元，同時期歐洲27國為2.4萬億，美國為2.8萬億。如果剔除通貨膨脹影響，從那一年開始，中國制造業首次從產業鏈上做到了一國等于歐美總和。

但也就是在這一年企業利潤端確實普遍下滑，到2025年增收不增利已經成為全行業共識。這種差距已經與技術無關，而是產業鏈要素定價被嚴重低估。

以最基礎的電動手工具為例，中國廠家給海外品牌做代工，成本價100元，海外品牌打上Logo可以賣到500元，但留給中國廠家的利潤通常只有5元（代工利潤率普遍在5%以下）。這導致產業鏈的真實價值，無論是研發，模具，品控還是供應鏈整合，都被全部被壓縮在那5元之中。而當中國廠家自己出海做品牌時，相同產品可以直接賣到歐洲終端市場，售價可以做到300元，企業從中獲得100到150元利潤。

同樣的產品，同樣的產業鏈能力，定價相差了20到30倍。

這就是當下中國產業鏈（組織要素）被低估的程度。

2. 第二種被低估的要素：充足的人才儲備

中國當下擁有的工程師數量，狹義口徑接近2000萬人，廣義口徑超過6000萬人，這是全球任何國家都不具備的工程師密度。與此同時，中國每年應屆大學畢業生超過1000萬，研究生在讀人數超過400萬，勞動人口中大專以上學歷占比已經達到25%。

這本應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高學歷人才供應池。

但當下的就業市場顯然未能給予充分的定價，考公人數從2019年的140萬上升到2024年的296萬，大量高學歷人才難以找到與其能力匹配的定價。

這并非人才過剩，而是人才價值被低估。

中國當下擁有的產業鏈能力、工程師儲備、高學歷人才規模，在國內體系內被系統性低估。低估的直接結果就是制造業利潤率上不去，工程師工資上不去，大學生就業難。但我要強調這種低估不是因為這些要素本身不值錢，而是國內市場已經無法獨自承接這個體量的要素。

要素的真實價值，從來不是由它的能力單方面決定的，而是由該要素所服務的市場愿意為它的能力付出多少所決定的。

而14億人口的市場，無論怎么消費、怎么投資、怎么內卷，都無法把這套要素體系完整地定價出來。

如果我們回顧前兩次紅利就能明白，要讓如此龐大的要素重新回歸真實價值，只有一條路，那就是將其接入一個能夠正確定價它們的更大體系。

那個體系叫全球市場，這就是第三次紅利的本質，但這與20年前加入WTO大家談論的全球市場不同。

2001年的全球化，是全球市場進入中國，跨國資本帶著訂單、品牌與技術來到中國，中國提供的是土地與勞動力，那一次中國是作為世界工廠被定價。

而這一次，是中國主動走向全球市場，帶著自己的產業鏈能力、工程師儲備、完整供應鏈體系，去直接服務全球消費者，也就是今天不斷被提到的出海。

一個非常殘酷的事實是，雖然我們都知道完整的產業鏈與巨量的人才儲備很有價值，但14億人的消費體量無法單獨消化這套全要素、全品類、高密度的生產能力。只有接入80億人的全球市場，這些要素才能找到足夠大的需求缺口，被重新定價。

實際上，中國第三次紅利的大門才剛剛開啟。

尾記：

如果我們觀察當下出海市場就會發現，與前兩次時代紅利來臨前一樣，許多人看到的不是機會，而是風險。擔憂地緣沖突，害怕陌生市場，不敢遠離熟悉的環境，家里人也在勸你不要折騰。

好像每一次要素重新定價的窗口期，都是這個樣子。

只有等到幾十年后回頭看，才會明白這十年發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