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那天下午三點多，太陽還毒著，我剛把一筐子濕衣服晾上鐵絲繩，腰還沒直起來，就聽見婆婆在屋里頭扯著嗓子喊：“秀蘭啊——你過來一下！”
我手里那件汗衫還滴著水，啪嗒啪嗒砸在水泥地上，濺起一小撮灰。我抹了把額頭的汗，聞見自己胳肢窩那股酸味，心里頭一陣發堵。
進了堂屋，婆婆正歪在那張老藤椅上，手里搖著蒲扇，腳邊放著一筐沒剝的毛豆。她頭也不抬，下巴往筐子那邊一指：“這毛豆你給剝了，晚上你公公想吃毛豆燒肉。”
我“嗯”了一聲，蹲下來就剝。竹筐邊沿磨得我大腿根生疼，蚊子嗡嗡地往腿肚子上叮。我心里那股火，憋著憋著就冒上來了——我嫁進這個家八年，從早到晚就沒歇過。洗衣做飯、喂雞掃院、伺候公公吃藥，哪一樣不是我？小姑子月月回來一趟，婆婆能笑得跟朵菊花似的，連茶都親自端。輪到我，連口熱水都得自己倒。
可你要說婆婆刻薄吧，她又不罵我。你要說她苛刻吧，她也沒短過我吃穿。她就是那么一種人——使喚起你來，理直氣壯，仿佛天經地義。
我老公建國是個老實人，在鎮上的水泥廠上班，一個月回來兩趟。我跟他抱怨過，他總是搓著手說：“媽年紀大了，你多擔待。”擔待，擔待，我擔待了八年了。
那天剝著毛豆，我手指頭都剝紅了，指甲縫里全是綠汁子。婆婆又開了口：“剝完了把灶臺擦一擦，油膩得不像話。還有西屋那床被子，趁著太陽好拿出來曬曬。”
我“嗯”都嗯不出來了，喉嚨里像塞了團棉花。
就在這時候，院門“吱呀”一聲被推開。我抬頭一看，是隔壁的春嬸。她一進來就壓低了嗓子，神神秘秘地湊到我跟前：“秀蘭，你婆婆那點事，你曉得不？”
我一愣：“啥事？”
春嬸瞄了一眼堂屋，把我拽到院子角落的棗樹下，開口就是一句話——把我整個人給震在了原地。
“你婆婆，”春嬸嘬了一口牙花子，“當年嫁過來的時候，可不是你公公明媒正娶的。她是帶著你大姑子來的。你大姑子，根本不是你公公親生的。”
我手里的毛豆“嘩啦”一下撒了一地。
春嬸接著說：“你婆婆頭一個男人在煤窯塌方里沒了，她一個寡婦帶著丫頭，沒人要。是你公公他媽心善，看她可憐，才讓你公公娶了她。村里這事，老一輩都曉得，就瞞著你們這些后生。”
我腦子里嗡嗡的。怪不得，怪不得大姑子月月跟公公一點都不像，連脾氣都不一樣。怪不得婆婆這些年在這個家里，腰桿子從來沒真正硬過，對小姑子那是捧在手心里疼——那是她帶過來的命根子啊。
春嬸拍拍我肩膀走了，留我一個人蹲在棗樹底下。蟬在頭頂上叫得撕心裂肺，我卻覺得渾身發涼。
我重新去把毛豆撿起來，一顆一顆放回筐里。再抬頭看堂屋里那個搖著蒲扇的老太太，忽然就看出了不一樣的東西——她那挺得筆直的背，那不容置疑的腔調，那把家里大小事都攥在手里的勁兒，原來不是囂張，是怕。
她怕這個家不是她的。她怕一旦她松了手，她就什么都沒有了。所以她得使喚人，得當家，得讓所有人都聽她的——這樣她才覺得自己是這屋里的主人。
那天晚上，毛豆燒肉端上桌，公公夾了一筷子，咂咂嘴說：“秀蘭這手藝，越來越好了。”婆婆沒接話，低頭扒飯。我忽然發現，她碗里的肉，全是挑的肥的——瘦的都撥給了公公。
吃完飯，我主動收了碗。婆婆站在灶屋門口，猶豫了半天，開口說：“秀蘭，明天那被子……不曬也行，怪沉的。”
我手里的抹布頓了一下。這是八年來，她頭一回跟我說“不用做”三個字。
我抬起頭，看著她。燈光底下，她頭發白了一大片，眼角的褶子像曬干的橘子皮。我忽然想起春嬸的話——一個女人，年輕輕守了寡，帶著孩子改嫁，在一個不屬于自己的屋檐下熬了一輩子，把所有的不安都熬成了硬氣。
我輕聲說：“媽，沒事，明天我曬，太陽好，曬曬不長虱子。”
她“哦”了一聲，轉身回屋了。背影有點佝僂。
那一晚我躺在床上，聽著窗外的蟲叫，翻來覆去睡不著。我跟建國通了個電話，沒提婆婆的事，只說：“你下次回來，給媽帶盒桃酥吧，她牙口不好，愛吃軟的。”
建國在那頭愣了半天，說：“哎，好。”
人這一輩子啊，誰都有誰的難處。婆婆使喚我，我不痛快，可我現在找到反抗的理由了，卻又不想反抗了。不是我軟，是我懂了——
這屋里的活兒，總得有人干；這家里的強，也總得有人撐。我年輕，我多擔待點，又能怎樣呢？
院子里的月亮，亮堂堂地照在那筐已經剝好的毛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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