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對話，向來是亞太安全議題的風向標。5月29日，第23屆香會開幕，但是今年的場面和往年不一樣了——原定的“中國主題專場”沒有了。

主辦方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把原來的“中國在亞太地區合作伙伴關系”專場改成“應對全球競爭中地區緊張局勢”的專場，臨時改題在香會上也很少見。

另外，中國防長董軍連續兩年沒有出席參加了，代表團由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少將帶隊。兩件事情放在一起就很有意思了。

要理解這種變化，首先要了解香會是怎樣運作的。香會由英國智庫IISS主辦，一直都是西方的主場，在這里，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防高官年年出席，臺海、南海問題幾乎成了固定的議題。

2019年香會的時候，會場入口竟然掛著西方對中國的軍力部署圖，中方代表團發現了之后馬上進行交涉，才把圖片取下來，但是這件事情本身也反映了香會的本質。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代表團來了，就是那個被大家圍攻的靶子。

2019年、2022年、2023年以及2024年的香會都由中方防長親自參加，而2020年和2021年的香會因為疫情原因被取消。

2024年，中方防長親赴新加坡，就亞太安全問題做出明確表態，并且對臺灣問題劃出紅線，但是這樣理性的表述，在西方媒體的眼中卻成了“強硬挑釁”。這是中方重新考慮香會意義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該論壇給中國提供的是一個容易被框住的地方：來就有靶子，不來就被人說成是“不透明”。

和去年率團參加的國防大學副校長兼教育長胡鋼鋒少將相比，這次率團的孟祥青雖然也是少將，但是沒有職務，是歷次參加人員中地位最差的一次。

中國防部發言人蔣斌直到5月28日，在記者的再三追問之下才承認參會安排——這樣的“低調確認”本身就是一種表態。

主辦方臨時更改主題，正好證明了中方的判斷：沒有中方高層出席，“圍堵靶子”就不存在了，該場次也就失去了它的意義，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但是參加降級會議并不是退出對話的意思。崔天坤在一次論壇上表示北約把軍事觸角伸到亞洲，并且派遣軍艦在南海、臺灣海峽制造緊張局勢的行為是“不明智”的，在二戰之后，該組織從來沒有在亞洲取得過勝利。

這番話的分量，不比防長在香會發言輕。中方真正想表達的立場，不缺發聲渠道。

澳大利亞國防部長馬勒斯在論壇開幕之前就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訪，并表示現在各國都希望得到更多的“戰略安心”，而中國也因此失去了與之溝通的機會。

雖然這樣說很婉轉，但是其中的意思就是：各國本想借香會來向北京施加壓力，現在這條路行不通了。

目前應該更加注意的是中美兩國軍隊主要的交流渠道實質上已經轉移了。5月13日至15日，特朗普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這是時隔九年之后美國總統再次訪華，也是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繼去年10月在釜山會晤之后的又一次面對面會晤。

兩國元首就妥善解決彼此關切達成重要共識，同意就國際和地區問題加強溝通與協調，在此背景下，“促進相互理解、加深互信、推進務實合作”，給世界帶來急需的穩定與確定性。

和香會的多邊論壇形式相比，在元首外交框架下進行直接溝通，效率和分量自然不在一個量級。中美防務交流的重心已經不再依靠香會，而是通過該渠道不斷向前發展。

與此同時，另一條更根本的渠道正在悄然延伸。在2023年11月舉行的舊金山APEC峰會上，中方提出了“五年五萬”的倡議，即在未來五年內邀請五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

之后匹克球就成了兩國青年交往的新橋梁。

2025年4月，美國馬里蘭州蒙哥馬利郡的青少年匹克球訪華團來到上海、深圳、北京等城市，并且中國最高領導人還專門給訪華團師生回了口信，說“很高興看到匹克球這項運動成為中美兩國青少年交流的新紐帶”，并且還寄語他們要做兩國友誼的新一代使者。

這和半個世紀前的“乒乓外交”精神是一脈相承的，在運動場上的一次握手，往往比國防論壇上的一次發言更能建立起真實可信的信任基礎。

其實中國調整香會參與等級，是出于實際利益考慮的一種理性的選擇，并不是拒絕對話的意思。

到2026年，全球安全的關注點已經大體上集中在中東方向上，因為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發動戰爭所引起的沖突使得伊朗實際上控制了霍爾木茲海峽，戰爭之前全球大約有一半的石油運輸要經過這里。

在這種情況下，香會的亞太議程的核心地位已經變得不穩定了。中方減少對香會的投資，把重點放在元首外交、民間交往上，是務實之舉，也表明中國越來越明白自己的角色在哪里。

論壇的形式可以改變，但是對話的本質不會因此而減少——從元首會談到青少年的匹克球賽場，中美之間多層次的互動仍然在進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