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由于珍寶島之戰,中蘇邊境變得異常緊張,隨時有大打出手的可能。客觀而言,當時我國的國力是遠不及蘇聯的,為了不被“一鍋端”,中央就下達疏散令,讓很多老干部去往地方。
本意是好的,確保能遭到突襲時還留有反擊能力,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區別化對待。大多數被疏散的干部,實際早已“靠邊站”,無實權。這種情況的干部,去的地方往往不太好,有的在農場,有的到五七干校,有的開始休養等等。
并且一旦離京,再想回來就需要上級批準,未得到允許,是不可以擅自離開的。那真是什么時候能自己家都成未知數。因此,眾人都盡可能爭取不被疏散出去,畢竟接近核心,有任何風吹草動也能更早知道、做出反應。
只是,有些事情并非自己能爭取到的,他們被列入疏散名單,已經說明當時不被重視,或者戴著“帽子”,這種情況下不會有人幫忙說話,所以大多數只能接受命令去往地方,從此離家多年。
那么,有沒有人接到疏散令還是留在了北京呢?還真有,開國少將李逸民就是如此,他沒有托到關系,靠的是自己的一套特別辦法,初看會覺得有趣,但仔細想想也很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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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民算是較早離休的干部,而且是自己提出的。據他回憶錄中所述,1964年本擔任解放軍報》總編輯和總政文化部部長的他受到了一些人影響,心臟有些不適,就想著干脆開始休養。
可他去體檢后,單子上顯示并無大礙。于是,他就在心電圖檢查前,故意去上下爬樓,然后“趁熱”再做檢查,就有了“異常”的報告,成功開出病假單。
可總政領導并沒有同意李逸民離休,而是決定讓他休一個較長時間的假期。過了幾個月,李逸民還是一樣的態度,才得到中央首長的批準。
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過早離開崗位,后來的大運動李逸民就相對安定一些,如果不是他主動“湊熱鬧”,可能連沖擊都不會受。
這“湊熱鬧”呢,說的是在1966年他主動要求貼自己的大字報。此時大運動尚未徹底爆發,只在文化和思想等幾個小領域有爭論,李逸民也聽到一些風聲,但不清楚怎么回事,就好奇地去總政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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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看到文化部的幾位副職都被貼上大字報時,他甚至感到有些生氣,覺得自己這個原部長也應該被貼,不貼自己的大字報簡直是不公平。
這時李逸民還沒有當成大事來看,只覺得是以往的運動換了個形式而已,自己應該被指出錯誤、應該跟同志們在一起接受批評。
此后一段時間里,他不斷向身邊的朋友打聽,什么時候會貼上自己的大字報。有人勸他盡量遠離,他通通不聽,一個勁往里湊。
結果幾個月后,那幾位被貼大字報的人被打倒,李逸民才明白為何大家避之不及,也終于意識到自己的做法不合時宜。
所幸他早已不在實權職務上,別人攻擊他也沒多大好處,就對他不上心,大字報上只有三條:“愛釣魚、提倡封建藝術、追求物質享樂。”這跟別人比起來,輕得不能再輕,之后他也沒受到太大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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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9年,中央對在京干部進行了疏散,李逸民也在總政的36人名單里。對于要不要走,李逸民也拿不定主意,就召開一次家庭會議,看看大家的意見。
結果有的孩子認為該走,眼下局勢混亂,遠離是非之地有好處。而有的孩子卻說一旦走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家也會散掉。
李逸民思考過后決定不走,但眼下他是沒有哪個老首長能幫忙了,該怎么辦呢?最終他決定執行“拖字訣”,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情況出現變化。
彼時總政實行了軍管,軍管會就派人對疏散名單上的36位老干部動員,讓他們投親靠友,或者接受組織安排去的地方。
其他35人在一番軟硬兼施下都走了,李逸民卻很另類,最開始軍管會的對他說必須走,不能找理由留,李逸民直接不搭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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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軍管會代表又派人來打感情牌,說這是組織愛護干部,擔心他們的安全。李逸民想了想,就提出自己想去廬山,對方沒有同意,李逸民接著又說莫干山,對方仍然婉拒。
這本來也是李逸民想要的效果,他提出的兩處都是中央重要干部休養的地方,對方必然不會答應,那他也可以順勢擺出態度。
軍管處代表不蠢,自然明白背后用意,就有些不耐煩地說可以安排去九江療養院,那里生活條件很好,附近還有福州軍區的一所軍用醫院,有什么健康問題可以得到照顧。
李逸民知道不能一次把話說死,就先答應了下來。但答應歸答應,他一直沒走,從69年下半年拖到70年2月,還在對外說正收拾行李。
軍管會有些生氣,去到他家發現沒有一點要動的跡象,就發火質問:“你到底有什么打算?條件也滿足了,怎么還不走?”李逸民也不跟他爭辯,只推說家里東西太多,整理完了一定走。但一段時間過去還是沒有動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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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管會的人再來催,李逸民又表示自己是最近心臟病發作了,沒辦法走,一走就不安全,如果打仗自己也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送個開水什么的還是可以做的。對方被拖得無奈,憤憤丟下一句“我們要上報軍委”就走了。
如果事情捅上去,那會很不好解決,李逸民想了想,讓兒子先跟著人去九江看看情況。得到的答案是那邊的天氣不好適應,設備也有些老舊,冬天沒暖氣會受不了。
好,李逸民就把這些情況反映上去,說九江那邊的房子小、設備差,需要修繕才能入住。軍管會幫他打申請,要到了一筆錢,結果他又說找不到工人。這幾番拉扯下,又是幾個月過去。
他的一拖再拖,真的達成了自己的目的,到1970年年中,總政的工作在新任主任李德生的帶領下慢慢走向正軌,軍管會的作用被削減,疏散之事也就沒那么嚴格了。
像李逸民這樣的情況,在當年是絕無僅有。單看過程,覺得比較有意思,但仔細想想,一個將軍想留在自己家里都得想那么多辦法,也是有些心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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