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由于珍寶島之戰，中蘇邊境變得異常緊張，隨時有大打出手的可能。客觀而言，當時我國的國力是遠不及蘇聯的，為了不被“一鍋端”，中央就下達疏散令，讓很多老干部去往地方。

本意是好的，確保能遭到突襲時還留有反擊能力，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出現了區別化對待。大多數被疏散的干部，實際早已“靠邊站”，無實權。這種情況的干部，去的地方往往不太好，有的在農場，有的到五七干校，有的開始休養等等。

并且一旦離京，再想回來就需要上級批準，未得到允許，是不可以擅自離開的。那真是什么時候能自己家都成未知數。因此，眾人都盡可能爭取不被疏散出去，畢竟接近核心，有任何風吹草動也能更早知道、做出反應。

只是，有些事情并非自己能爭取到的，他們被列入疏散名單，已經說明當時不被重視，或者戴著“帽子”，這種情況下不會有人幫忙說話，所以大多數只能接受命令去往地方，從此離家多年。

那么，有沒有人接到疏散令還是留在了北京呢？還真有，開國少將李逸民就是如此，他沒有托到關系，靠的是自己的一套特別辦法，初看會覺得有趣，但仔細想想也很心酸。

李逸民算是較早離休的干部，而且是自己提出的。據他回憶錄中所述，1964年本擔任解放軍報》總編輯和總政文化部部長的他受到了一些人影響，心臟有些不適，就想著干脆開始休養。

可他去體檢后，單子上顯示并無大礙。于是，他就在心電圖檢查前，故意去上下爬樓，然后“趁熱”再做檢查，就有了“異常”的報告，成功開出病假單。

可總政領導并沒有同意李逸民離休，而是決定讓他休一個較長時間的假期。過了幾個月，李逸民還是一樣的態度，才得到中央首長的批準。

福兮禍所依，禍兮福所伏，過早離開崗位，后來的大運動李逸民就相對安定一些，如果不是他主動“湊熱鬧”，可能連沖擊都不會受。

這“湊熱鬧”呢，說的是在1966年他主動要求貼自己的大字報。此時大運動尚未徹底爆發，只在文化和思想等幾個小領域有爭論，李逸民也聽到一些風聲，但不清楚怎么回事，就好奇地去總政看情況。

當看到文化部的幾位副職都被貼上大字報時，他甚至感到有些生氣，覺得自己這個原部長也應該被貼，不貼自己的大字報簡直是不公平。

這時李逸民還沒有當成大事來看，只覺得是以往的運動換了個形式而已，自己應該被指出錯誤、應該跟同志們在一起接受批評。

此后一段時間里，他不斷向身邊的朋友打聽，什么時候會貼上自己的大字報。有人勸他盡量遠離，他通通不聽，一個勁往里湊。

結果幾個月后，那幾位被貼大字報的人被打倒，李逸民才明白為何大家避之不及，也終于意識到自己的做法不合時宜。

所幸他早已不在實權職務上，別人攻擊他也沒多大好處，就對他不上心，大字報上只有三條：“愛釣魚、提倡封建藝術、追求物質享樂。”這跟別人比起來，輕得不能再輕，之后他也沒受到太大的沖擊。

到1969年，中央對在京干部進行了疏散，李逸民也在總政的36人名單里。對于要不要走，李逸民也拿不定主意，就召開一次家庭會議，看看大家的意見。

結果有的孩子認為該走，眼下局勢混亂，遠離是非之地有好處。而有的孩子卻說一旦走了，以后什么事情都搞不清楚，家也會散掉。

李逸民思考過后決定不走，但眼下他是沒有哪個老首長能幫忙了，該怎么辦呢？最終他決定執行“拖字訣”，能拖一天是一天，拖到情況出現變化。

彼時總政實行了軍管，軍管會就派人對疏散名單上的36位老干部動員，讓他們投親靠友，或者接受組織安排去的地方。

其他35人在一番軟硬兼施下都走了，李逸民卻很另類，最開始軍管會的對他說必須走，不能找理由留，李逸民直接不搭理。

后來軍管會代表又派人來打感情牌，說這是組織愛護干部，擔心他們的安全。李逸民想了想，就提出自己想去廬山，對方沒有同意，李逸民接著又說莫干山，對方仍然婉拒。

這本來也是李逸民想要的效果，他提出的兩處都是中央重要干部休養的地方，對方必然不會答應，那他也可以順勢擺出態度。

軍管處代表不蠢，自然明白背后用意，就有些不耐煩地說可以安排去九江療養院，那里生活條件很好，附近還有福州軍區的一所軍用醫院，有什么健康問題可以得到照顧。

李逸民知道不能一次把話說死，就先答應了下來。但答應歸答應，他一直沒走，從69年下半年拖到70年2月，還在對外說正收拾行李。

軍管會有些生氣，去到他家發現沒有一點要動的跡象，就發火質問：“你到底有什么打算？條件也滿足了，怎么還不走？”李逸民也不跟他爭辯，只推說家里東西太多，整理完了一定走。但一段時間過去還是沒有動靜。

軍管會的人再來催，李逸民又表示自己是最近心臟病發作了，沒辦法走，一走就不安全，如果打仗自己也會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送個開水什么的還是可以做的。對方被拖得無奈，憤憤丟下一句“我們要上報軍委”就走了。

如果事情捅上去，那會很不好解決，李逸民想了想，讓兒子先跟著人去九江看看情況。得到的答案是那邊的天氣不好適應，設備也有些老舊，冬天沒暖氣會受不了。

好，李逸民就把這些情況反映上去，說九江那邊的房子小、設備差，需要修繕才能入住。軍管會幫他打申請，要到了一筆錢，結果他又說找不到工人。這幾番拉扯下，又是幾個月過去。

他的一拖再拖，真的達成了自己的目的，到1970年年中，總政的工作在新任主任李德生的帶領下慢慢走向正軌，軍管會的作用被削減，疏散之事也就沒那么嚴格了。

像李逸民這樣的情況，在當年是絕無僅有。單看過程，覺得比較有意思，但仔細想想，一個將軍想留在自己家里都得想那么多辦法，也是有些心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