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原華東局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病故后,陳丕顯開始主持上海市委全面工作,并于同年11月正式擔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這位時年49歲、被鄧小平親切稱為“阿丕”的書記,是當時最年輕的省級黨委第一書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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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丕顯
1966年“運動”爆發后,上海作為經濟重鎮和華東局所在地,局勢尤為復雜敏感。面對日益混亂的局勢,陳丕顯的首要任務是盡力維持上海的生產和社會秩序。9月30日,陳丕顯打電話到北京,了解到中央對“運動”的總體精神是“真正做到抓革命、促生產,把當前的經濟形勢扭轉過來”,他迅速將這一精神傳達給曹荻秋等市委領導,并著手采取穩定措施。然而這些力圖恢復秩序的努力,與當時“造反有理”的激進氛圍格格不入,并很快引起了中央文革小組主要成員的注意。
1966年10月,陳丕顯被江青叫到北京,江青試圖拉攏這位掌握著上海實際權力的“少壯派”書記,希望他能配合自己在上海的布局。陳丕顯卻以身體不好為由,婉拒了江青的拉攏,這次拒絕,成為他政治命運急轉直下的關鍵節點。
不久以后,在張春橋等人的直接策劃和破壞下,陳丕顯被定性為“走資派”,成為被打倒的對象。隨后上海的奪權行動緊鑼密鼓地展開:1967年1月4日,《文匯報》被造反派奪權;1月5日,《解放日報》被奪權。輿論陣地失守后,造反派對黨政機關的全面奪權已不可避免。
1967年1月12日凌晨,上海市委大樓被造反派層層包圍,口號聲、砸門聲、玻璃碎裂聲交織在一起。此時陳丕顯在辦公室內接到了周恩來親自打來的電話,周恩來指示他“擔負起領導責任,維持革命秩序,‘抓革命,促生產’”。然而僅幾個小時后,陳丕顯就被造反派抓住,并被押往在人民廣場召開的幾十萬人大會現場。這一天,標志著上海“一月奪權風暴”達到高潮,也開啟了陳丕顯長達8年的囚禁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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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丕顯(右)
2月16日,在陳丕顯被關押一個多月后,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文革小組”部分成員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譚震林在會上問張春橋:“春橋同志,陳丕顯為什么不讓來北京?”
張春橋陰陽怪氣地回答說:“群眾不答應啊!他來不來北京,我們回去同群眾商量一下。”
譚震林聽后大怒:“什么群眾,群眾?老是群眾,還有黨的領導呢!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么東西?這是形而上學!”
最終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老一輩革命家與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發生了激烈爭執,并痛斥他們亂黨亂軍。此事后來被林彪、江青一伙誣蔑為“二月逆流”,他們借此對老同志們進行了更嚴厲的打擊。陳丕顯的遭遇,成為了觸發這場高層抗爭的“引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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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震林
1974年9月9日,被關押7年的陳丕顯在兒子陳小津的勸說下,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我沒有見到您老人家將近八年了,時常想念著您老人家,我對您老人家和親愛的黨有深厚的感情……
我仍在隔離審查中,長期沒有(過)黨的生活,又長期沒有工作,思想落后于形勢太遠了,內心十分著急。我不是叛徒、反革命、死不悔改的走資派,懇切要求主席和黨對我早日從寬處理,給我一點我可以做的工作,得在實踐中徹底改造自己……
8天后,毛澤東對陳丕顯的信做出批示,內容大意是陳丕顯的問題“可作人民內部問題處理”。批示下達約兩個月后,專案組通知陳丕顯可以回家了。
1975年夏天,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開始著手解放和安排一批老干部。在鄧小平的親自關心下,陳丕顯恢復了中斷近9年的組織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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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和陳丕顯
9月29日,鄧小平請示毛澤東說:“陳丕顯同志曾多次提出到北京治病,未予置理。最近,上海市委安排他為市革委會副主任。我的意見,他還年輕(不到60),也有能力,是否可以考慮:先調來北京,然后分配到哪個省去工作。”毛澤東對此表示同意,不久以后,陳丕顯正式出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
“運動”結束后,陳丕顯歷任云南省委書記、省革委會副主任、湖北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等職,他在湖北工作期間,積極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為當地的撥亂反正和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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