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上高一了，語文課上到了蘇洵《六國論》，課后語文練習冊上有一道題，他犯了難：

歷代評論家對蘇洵一文推崇有加。明代何景明說過：“老泉論六國賂秦，其實借論宋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謂深謀先見之識矣。”你是否同意這個觀點？請說明理由。

做題多了，他也明白，這樣的題目都是為了讓學生更深入地體會課文主題，可是六國賂秦要怎么和宋賂契丹結合起來談，他就卡殼了。

也正因為他的卡殼，我忽然意識到，原來這篇經典之作，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

蘇洵此文的主旨很明確，就是開頭那句“六國破滅，非兵不利 ，戰不善，弊在賂秦”，強調不可對敵妥協，因為敵國只會得寸進尺。這番話明面上是談戰國七雄的興衰，暗地里就是諷喻宋朝對遼（契丹）議和，林紓說得明白：

觀諸侯之割地賂秦，非謀詘智昏，出一不得已也，即不割亦未必不亡。老泉持論，不為無見。末數語，陰指契丹，特借題發揮耳。

問題是，“借論宋賂契丹之事”不假，但宋是否“卒以此亡”？并不是。

宋遼在1005年訂立“澶淵之盟”后，邊界就此穩定下來，直至遼亡（1125年），百余年間兩國幾乎未再興戰端。北宋之所以滅亡，并不是因為一味對遼退讓所致，而恰是因為未守和約，試圖聯金滅遼，結果反而被金人窺見虛實。也就是說，如果宋人不撕毀和約，聯遼抗金，結果恐怕也不至于那么慘。

蘇洵《六國論》寫于北宋嘉祐年間，有1056年和1059年兩說，不論如何，總之距離澶淵之盟訂立已有半個世紀之久。顯然，他的立論是反對這一和約的，因為這一議和常為人詬病的是：宋每年須向遼供“助軍旅之費”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宋賂契丹”的證據，說到底就是這一條。

“歲幣”看似屈辱，但據估算這點付出還不到北宋財政收入的0.5%，遠比打仗便宜得多。更有甚者，邊境安定后，宋朝僅在雄州、霸州等榷場所獲的貿易順差，都遠遠超過歲幣，也就是說，給契丹的進貢，通過邊貿又賺回來了。

這和“六國賂秦”那種“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并不是同一回事。宋對遼很難說是“割地求和”，也并未導致對方得寸進尺，不斷蠶食侵吞。實際上，當時的遼國已經完全沒了入主中原、一統天下的意愿，也因此，雙方才能在實際利益基礎上達成妥協。

正因遼無意南侵、有意妥協，澶淵之盟時遼對宋在領土問題上還做了讓步。本來遼軍已深入宋境，但訂約之后，所占城池全部歸還，約定“各守舊界”，以白溝河為界，互不侵犯。

當我們立足中原來看待這段歷史時，常常很難意識到一點：在此前長達二十多年的宋遼戰爭中，其實宋朝才是入侵的一方。

從宋的視角來看，發動戰爭是為了收復燕云十六州，似乎那“本來就是我們的領土”；然而，從遼的角度來說，遼立國在先（907年），宋建國在后（960），遼從石敬瑭手里得到燕云十六州時（938年），世上還沒有宋朝。宋遼戰爭，與其說是遼試圖侵吞中原，倒不如說是宋想要重占燕云十六州，而遼迫使宋承認雙方實控線的現狀。

實際上，燕云十六州，遼也已丟了兩州。后周世宗柴榮北伐，曾奪取莫州、瀛洲（今河北保定、雄安、河間等地），史稱“關南十縣”，而遼占有的易州盡管險要，但土地貧瘠得多。澶淵之盟時，遼軍南下，本已攻下關南十縣，議和之后也退出，這就是承認實控的態度。宋付出的“歲幣”，某種意義上說也是為補償遼割讓這十縣之地。

這些說起來都是歷史常識，在初一歷史教科書上，也稱贊澶淵之盟后，邊境兩邊實現了長達百余年的和平，普通百姓得以安居樂業，這可比之前連年戰爭好多了。

一邊認可和談帶來的和平紅利，另一邊又暗示同一份和談是屈辱的，堅決主張不可對敵有任何妥協退讓，教科書這樣不自相矛盾嗎？

和孩子談到這里，他也笑了。當然，話說回來，這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政治和人文的事務，往往沒有絕對的對錯，一種說法是正確的，不等于相反的另一種說法就是錯誤的——有時候，兩者都能成立，取決于各自的立論條件。

我們現在常覺得“和平”無論如何是好的，但落到現實中，那可就不一定了。

宋遼澶淵之盟還可以說是正面的，但后來的宋金紹興和議，歷來都被詬病——岳飛那樣戰斗到底才被贊賞，割地求和那種“領土換和平”，終究只是屈辱。沒有一個原則能適用于所有現實，這必然要讓人做出艱難的抉擇：議和是不是好事？妥協到底對不對？

明人何景明（1483-1521）之所以稱贊蘇洵《六國論》“深謀先見之明”，恐怕也是因為在他那個時代，明朝在土木堡之變（1449年）后，在面對蒙古勢力時轉而處于被動防守之勢，令朝廷上下憂心不已。按照“大一統”的意識形態，朝廷和“蠻夷”就不應該有任何妥協對等，無論“剿”還是“撫”，這兩手最終都以“蠻夷”的順從告終。

歷代文人在“以史為鑒”時，表面上談的是歷史，但其實得出的結論常常都已經抽離了具體歷史語境，而指向現實。

蘇洵、蘇軾、蘇轍都寫有《六國論》，但立論各自不同，蘇洵認為六國“弊在賂秦”，強調不可退讓；蘇軾卻認為六國之所以能久存，重在“養士”；而蘇轍則分析六國亡于不明“天下之勢”，未能聯合起來援助抗秦第一線的韓魏兩國。父子三人各有側重，這不僅是因性情、見識不同，也因他們的現實關懷就不一樣，看到的問題重點自然不同。

后人贊嘆蘇洵“深謀先見之明”，那是以后來兩宋之亡歸結于其議和，至于在邏輯上是否對契丹議和導致了宋亡，也就沒細究了；然而文人議和戰之策，往往“危事而易言之”，試想一下，在當時，如果朝廷采納了他的建議，對遼重啟戰端，這對宋真的有利嗎？

當蘇洵以“六國賂秦”暗諷“宋賂契丹”時，當然是把宋代入了六國的角度，也就是自居為弱勢一方，但他忽略了一點：其實宋才是那個意在一統天下的“秦”。

宋朝960年建國之后，就志在并吞南方諸國，后蜀、南平、湖南、南唐、吳越、南漢、清源軍，一一覆滅，最難啃的北漢也于979年攻下，隨后就是長達25年的宋遼戰爭。

在統一戰爭過程中，宋以軟硬兩手，志在必得，或攻滅，或施壓，吳越即“納土歸宋”，只不過它自視為正統所在，所以這樣的歸并都被視為是正當的，但如果從周邊小國的視角來看，當時的宋才是執行擴張政策的“虎狼之國”。

蘇洵是四川眉山人，也就是說，如果不是因為宋朝滅了后蜀，他本來都不算是宋人。然而，他肯定不是一個地方主義者，至少他的立論根本不曾提到后蜀這些南方小國不該“賂宋”。反過來說，從大一統的角度來講，如果六國沒有“賂秦”，而是成功抗秦了，那中國歷史會怎么走向？

當然，這些就沒法跟孩子講了，至少，這可不是老師想看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