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互聯網興起以來，《中國最失敗的城市改名》就時不時流傳，失敗的經典案例被認為有六個：“蘭陵改棗莊，常山改石家莊，九原改包頭，瑯琊改臨沂，廬州改合肥，汝南改駐馬店”。因此“蘭陵美酒郁金香”“常山趙子龍”“汝南袁紹”，就成了土掉渣的“棗莊美酒郁金香”“石家莊趙子龍”“駐馬店袁紹”了。希望用此表達懷古心態，或者對現代人亂改地名的不滿。

這其中我的家鄉占了兩個：蘭陵和臨沂。以至于幾乎每次被人問及我的籍貫后，別人再加問一句，棗莊是不是以前叫蘭陵？甚至非常權威的《中國國家地理》也采信這個說法，認為棗莊原來就是蘭陵，臨沂原名瑯琊，是近現代最典型的改名失敗案例。

筆者今天要談的是，段子就是段子，終究都是經不起學術考究的，當做笑話聽聽可以，但是切莫信以為真。

1. 棗莊由七百年歷史的嶧縣發展而來，與現在的臨沂市蘭陵縣無任何地理重疊關系，兩千多年來蘭陵地望一直在今天的蘭陵縣蘭陵鎮附近，本地人從不把今天的棗莊地界當做古蘭陵。

廣義上的棗莊是指今天棗莊地級市管轄的五區一市，即市中區、薛城區、嶧城區、臺兒莊區、山亭區和滕州市。地處西部的薛城、滕州都是歷史悠久，千年傳承的古地名，并且距離蘭陵比較遠，大家自然不會覺得它們是從蘭陵改名而來的。

容易讓大家引起誤會的是狹義上的棗莊，即今天的市中區、嶧城區，也就是棗莊地名的發源地，或者是以前的嶧縣地界，它們毗鄰現在的臨沂市蘭陵縣，那么他們是不是古代的蘭陵呢？筆者先詳細捋一捋（狹義上的）棗莊和蘭陵的各自行政設置演化。

棗莊（舊嶧縣一帶）在先秦時期屬于薛、繒等東夷小國，秦漢后置承縣，因處齊魯楚文化交界地帶，行政歸屬飄忽不定，在隋代及之前先后屬于薛郡、彭城郡、東海郡、蘭陵郡。

而蘭陵縣始于戰國末期，縣治所就在今天的蘭陵縣蘭陵鎮，荀子曾任蘭陵令，蘭陵鎮上至今還保存荀卿墓。由于齊魯兩國政治保守、不設郡縣，因此，歸楚國統治的蘭陵也就成了今天山東境內的第一個稱為“縣”的地方。

蓋因臨近曲阜，以及荀子留下來的文化遺產，蘭陵在秦漢魏晉時期成為全國四大儒學中心之一，望族輩出，其中以蕭望之家族、匡衡家族、疏廣家族為最。西晉時期，蘭陵縣升級為郡，治所在承縣（也就是今天的棗莊市區），但是同時保留蘭陵縣，對地望很講究的中古時代，仍然把蘭陵文化發源地蘭陵縣作為地望，而非治所承縣。這也好比，盡管明清的北京城分別歸宛平和大興管轄，但是從來沒有人認為大興城或者宛平城是京師。

（蘭陵因為秦漢魏晉時代的豐厚文化遺產積累，成為古代最著名地望之一，宋代之前幾乎每個朝代都有以蘭陵命名的貴族爵位。隨著電視劇《蘭陵王》的走紅，最近十來年，冠以“蘭陵”的影視、游戲作品也層出不窮）

進入隋代之后，蘭陵郡消失，承縣和蘭陵縣要么同屬于彭城郡，要么同屬于沂州，如《元和郡縣志》載：“蘭陵縣城，在沂州承縣東六十里。”元代之后，承縣、蘭陵縣都被撤銷，蘭陵縣管轄地絕大多數部分都劃歸沂州府臨沂縣，同時保留蘭陵鎮；承縣原管轄地設置嶧州（非常短暫）或嶧縣，從明洪武年鑒至清末，一直屬于兗州府管轄。這種行政的分流也導致兩地文化漸行漸遠，嶧縣文化逐漸魯西南化，所以今天的棗莊方言與蘭陵方言截然不同。

進入民國后，嶧縣城北的棗莊村誕生了中國最早的現代化企業之一的中興煤礦公司，北京、天津、上海很多豪門都在棗莊中興的股份，如徐世昌、黎元洪、張學良、周自齊等，中興還發行了全國第一支工業募資股票，猶如今日之華為、長鑫存儲。于是棗莊地位日漸崛起，超越了嶧縣，最終在1961年發展成為一個地級市。

（棗莊煤礦是作為地級市的棗莊地名發源地，也是中國近代工業發源地之一）

所以，從歷史上講，棗莊的歷史發展，與蘭陵一直是涇渭分明的，今天的棗莊由中古時期的承縣、近世的嶧縣發展而來，蘭陵是由中古時期的蘭陵縣、近世的臨沂縣蘭陵鎮等西南區域傳承而來。盡管二者在遙遠的南北朝時期有過行政重疊，但是蘭陵地望在蘭陵，而不在棗莊是確定無疑的。

在本地人的現實認知里，棗莊（或嶧城）與蘭陵也從來是界限分明的兩個地方，棗莊人從來不會覺得自己是從蘭陵改名而來的，蘭陵人更不認同自己曾經變身為棗莊，蘭陵一直存在，不管是蘭陵鎮、還是今天的蘭陵縣。從哪個角度講，棗莊是從蘭陵改名來的，都講不通。

2.臨沂先于瑯琊而存在，早在西漢就有臨沂縣，臨沂地名幾乎不間斷地存在了兩千多年，且瑯琊是一個浮動的地理概念，未必專指臨沂。

再說臨沂和瑯琊的關系。古代瑯琊郡一直是變動的，秦至東漢初在今天山東諸城，距離諸城不遠的青島膠南有瑯琊山以及瑯琊臺，這是瑯琊最早的地望。建初五年（公元80年）瑯琊郡治遷徙到今天臨沂市蘭山區駐地，一直維持到317年西晉滅亡，東晉建立后又在南京周圍設置瑯琊郡，所以今天的滁州仍有瑯琊山，直至隋滅南陳才取消，維持了260多年。

所以，古瑯琊不等于臨沂，它是一個浮動的地理概念，瑯琊郡存在的800余年時間里，臨沂作為郡治時間也就是230多年。

而今天的臨沂也絕非是現代才有的地名，而是一個比全國絕大多數現存地名更古老的名字。根據尹灣六號漢墓出土的木牘，早在西漢時代就設置了臨沂縣，隸屬于東海郡，治所就在今天臨沂市政府所在地蘭山區，縣令秩級為三百石，而蘭陵和郯為六百石的大縣。因此，今天臨沂市區這個地界，先叫臨沂，后叫瑯琊，不是瑯琊改臨沂，而是臨沂一度改叫瑯琊。

又因為臨沂這個地方在兩漢魏晉時代誕生了太多的世家大族，所以，南朝時代曾經在南京周圍僑置過臨沂縣。而今天地級的臨沂市管轄的地界，從北周滅北齊后設置沂州后就非常穩定，我們可以看唐初的沂州包含臨沂縣、顓臾縣、臨沭縣、蘭山縣、費縣、昌樂縣、新泰縣、沂水縣和莒縣，治所在臨沂，基本包含了今天臨沂市的地界。

所以，臨沂是一個西漢就存在的地名，并且一直在今天臨沂市區，說它是近代改名失敗的案例，也純粹是謬談。

類似的還有“廬州改合肥”一說。合肥也是比廬州悠久很多的地名，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劉安謀反被平定后，廢除淮南國，設置郡縣，其中之一就有合肥縣。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就提到：“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東漢末年更有著名的“合肥之戰”。

（合肥逍遙津，當年曹魏與孫吳長期激烈對峙的地方）

而廬州的出現是到了隋代，并且廬州作為州郡路一級行政區出現后，合肥縣一直存在，并且一直是廬州治所所在地。進入民國后，廬州府被廢除，廬州地名消失，合肥縣卻還保留著。所以，新中國成立后安徽省定合肥為省會，并非是改把廬州為合肥，而是合肥這個地名在那里從不間斷地存在了兩千多年了。

即便是廬州存在的時候，合肥縣作為中國文化和經濟最發達的縣之一，本地人也都是更認為自己是合肥人，而非是廬州人。清朝士人都尊稱李鴻章為“合肥”，而不是“廬州”，段祺瑞也有“段合肥”的稱呼，楊振寧一直說自己是合肥人，而不說自己是廬州人。

(合肥李鴻章家族故居，主要是李鴻章之弟李鶴章后人居住的地方）

3.常山是中古地名，石家莊地級市是由近世的正定府發展而來，二者沒有歷史傳承關系。

而說石家莊是常山改名而來的，也無法講得通。今天的石家莊地級市境界，大致而言屬于秦朝至唐代之間的恒山郡、常山郡或恒州，其實這都是一個地方，蓋因為漢文帝（劉恒）后為了避皇帝名字之諱，改名常山郡。漢代和魏晉北朝時期叫常山的時候多一些，隋唐時期則復名恒山或恒州。

北宋建立后，恒州、恒山、常山等古地名徹底消失，原治所真定縣的地位上升，成為州府一級的行政單位，基本上管轄著原恒山或常山郡的統治區域。真定這名字很穩定，用了七百多年，直到雍正即位后為了避諱改名為正定。

清末京漢鐵路、正太鐵路修通后，處于交匯處的正定府獲鹿縣石家莊村逐漸興旺起來，又加上附近井陘煤礦的開采，石家莊成為河北（或直隸）新興工業中心之一，規模日漸超過了獲鹿和正定，1948年元旦，晉察冀邊區政府正式設立石家莊市，是為中共在華北地區接管的第一個城市。

（千年古城正定，才是石家莊市的主要前身）

所以，今天的石家莊由原真定府或正定府地界管轄的區域發展而來，與古常山郡沒有直接承接關系。二者時差為近1400年，常山與今天石家莊隔了恒山、恒州、鎮州、真定等地名變換。

至于九原和包頭之間，也隔著懷朔鎮、云內州、凈州路、土默特部等行政設置，二者之間也沒有直接歷史傳承。

不過，地名命名順從簡潔高雅的原則，以及文化傳承原則，我們不得不承認有很多改名的失敗，比如汝南改名駐馬店，徽州改名黃山，但是以上幾例最有名的改名失敗梗，都是不成立的。

4. 地名命名又不能一味去找古訓，順從高雅，這是外地人的看客心態，或者文人心態，更重要的是順從當地多數人的習慣，以及現實的區分度。比如北京中關村、亦莊都不雅，中關村是埋死人的地方，非常不講究，但是人家已經叫開了，成了舉世聞名的地方了，你就不要去隨便改名字了。“深圳”是深水溝的意思，也非常不雅，遠遠不如它之前所屬的”寶安“優雅，但是你要是非把深圳改寶安，大家可能就分不清哪是深圳主城，哪是寶安了，類似還有上海與松江關系。

（京東、小米汽車等所在的亦莊，名字也不洋氣）

5. 筆者還要強調的是，不僅僅是近現代，古代很多時候改名也都很失敗，最明顯的有兩次。第一次是古代版川普——王莽上任后，把天下106個郡中的91個，587個縣中的730多個改了名。

有的地方改的是沒文化又粗暴，比如洛陽附近的南陽郡、河內郡、潁川郡、弘農郡、河東郡、滎陽郡六個郡，改名為前隊郡、后隊郡、左隊郡、右隊郡、兆隊郡、祈隊郡，簡直像曼哈頓只有第一二三四五六大街。

(王莽把高端大氣的河洛六郡地名改為土掉渣的前后左右“隊”）

王莽有的方面又很迷信，喜歡用“信、治、安、順、平”，“美、信、睦、善”等。比如武威郡、張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分別被改為張掖郡、設屏郡、輔平郡、敦德郡。武威改叫張掖，張掖改設屏，這叫一個什么腦洞。

王莽還赤裸裸表現出對少數民族的厭惡。比如隴西郡更名厭戎郡，隴西郡狄道縣更名操虜縣，天水郡更名填戎郡，北地郡更名威戎郡，雁門郡更名填狄郡，代郡更名厭狄郡，長沙國更名填蠻國，右北平郡白狼縣更名仇狄縣，高句麗也被勒令改名為下句麗。

最可笑地是王莽把逆反心理也明明白白寫在臉上，非得把以前的有無、陰陽之類顛倒過來，比如無錫改有錫，遼陽改遼陰，谷遠改為谷近，離縣改為合縣，東昏改為東明。

第二個是隋文帝時期，全國普遍的一次地名大改換，上古以來形成的詩意雅意的地名全被撤銷，一律改為單字州，比如余杭改杭州、義安改潮州、滎陽改鄭州、番禺改廣州、會稽改越州、鐘離改濠州、北海改青州、上谷改易州、馬邑改朔州、上黨改潞州、金城改蘭州、天水改秦州。

（除了京城外，隋文帝把所有郡一級地名，整齊劃一簡化為單字的州）

除了京兆或長安名稱兩個字外，隋朝中央政府編戶齊民統治區域地名一律改為單字，無論如何這些改名都很簡單粗暴，就像一些城市把廣告牌都整齊劃一改成同一個顏色，一樣踐踏美學，一樣極端強迫癥。隋文帝的這種性格，調教出隋煬帝其實也就不奇怪了。好在后來各朝各代又撥亂反正，名字多元化起來，不過開皇改制的遺產依舊遍布中華大地，城市地名中依然以帶“州”字的最多。

總之，地名學是一個文化很深的學問，中國歷史悠久，很多地方地名和行政區劃發生過幾十次變化，一些看似有道理的批評，其實二者沒有關聯性。地名既要講究文雅、文化傳承，也要講究實用性，還是尊重當地人的約定俗成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