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末，坐落于太平洋腹地的夏威夷群島迎來一場關鍵會晤，中美兩國軍方代表再度開啟面對面磋商，2026 年度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工作組會議在此落地，距離上一輪同類型會談的舉辦已經過去半年時間。

從會議屬性來看，本次會晤歸屬于兩軍常態化年度軍務溝通范疇，看似只是一次流程內的常規交流，但放在時間線里觀察，它恰好落在特朗普 5 月訪華行程之后，成為中美雙邊關系走出此前僵持低谷、逐步走向緩和回暖的標志性動向。就在這場夏威夷磋商落幕四天后的 6 月 2 日，美國國務卿魯比奧公開發聲，敲定了美方的基本基調：對華對話是美國的必選項，不存在回避的空間。

在明確對話必要性之余，魯比奧并未回避現實分歧，直言中美之間各類矛盾與利益摩擦依舊客觀存在。寥寥數語，精準暴露了美國對華戰略進退兩難的矛盾特質：一邊需要依托溝通維系雙邊往來、開展務實協作，另一邊又沒有放棄通過各類手段遏制中方發展的固有思路。

那么，是什么深層因素倒逼中美軍方不得不持續保持溝通對接？魯比奧 “別無選擇” 的表態措辭偏于籠統，背后的現實邏輯可以拆解得更為明晰。

首要誘因，是美國維系數十年的遠洋海上霸權優勢正持續被稀釋。自二戰結束后，美國依托遍布全球的海外軍事據點與頂尖海空遠洋作戰力量，長期推行所謂 “航行自由” 行動。過去憑借代際領先的武器裝備，美軍艦機能夠肆無忌憚抵近他國近海空域、海域活動，依托戰力優勢獲取絕對活動安全空間。

但局勢早已發生根本性轉變，如今中國海軍遠洋部署范圍全面輻射整個西太平洋海域，航母編隊常態化遠赴遠海開展演訓任務；數據層面，2025 年遼寧艦單艦單日艦載機最高起降頻次達到 90 架次，山東艦全年艦載機起降總量穩定在 2000 架次上下，遠洋實戰化能力穩步攀升。

其次，美國分散在全球多地的兵力部署早已不堪重負。俄烏沖突僵持不下、美伊邊境零星武裝摩擦反復爆發，致使美軍駐防歐洲、西亞的現役部隊長期處于兵力緊繃、資源透支的狀態。倘若未來臺海或是南海區域爆發局部軍事沖突，美國很難短時間調配充足作戰力量投入戰事：若是從本土緊急抽調兵力馳援亞太，歐洲與中東關鍵戰略區域的防務部署便會出現巨大缺口，這套困局幾乎沒有折中破解方案。正因如此，五角大樓急需借助中美軍事磋商機制，為一線海空兵力加裝風險緩沖屏障，依靠制度化溝通規避意外誤判、防止局部摩擦惡性升級，這套磋商機制便是美方尋求穩妥避險的制度抓手。

站在中國的立場，推進兩軍常態化磋商同樣具備現實剛需：伴隨我方海軍遠洋作業常態化落地，遠洋科考航行、亞丁灣護航、反海盜任務、跨海區實戰演練等任務頻次逐年上漲，艦艇、戰機在外海與外軍兵力偶遇的場景持續增多。缺少統一規范的海上相遇準則與突發狀況處置共識，一線執勤官兵始終要直面突發摩擦隱患。相較事后針對沖突事故追責問責，事前通過談判敲定行為細則、劃定互動邊界才是穩妥之舉。

依托本次夏威夷會談，雙方最重要的落地成果，便是圍繞《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落地成效復盤，就準則優化完善達成改進共識。具體落地形式，便是逐一梳理近些年一線兵力互動中出現的對峙險情、違規抵近等危險實操，逐項核查現有條款落地短板，區分細化原有規則、補充新增適配條款。磋商內容越細致具象，越能印證雙方都無意走向軍事沖突的核心態度。

這也釋放出積極信號：原本穩定性偏弱、臨時應急屬性突出的雙邊風險管控渠道，正向著依托成文規則、具備長效韌性的制度化協作模式轉型。美方也慢慢認清現實：依靠裝備代差肆意貼近我方海域實施偵察活動，需要承擔的對抗成本與突發風險持續走高；中國海空作戰實力早已今非昔比，任意一次艦艇、軍機操作失誤，都有可能引燃區域性沖突。

與此同時，中方在會談現場清晰向美方劃定兩條不可逾越的底線：絕不接受任何借航行、飛越自由名義侵犯我國領土主權與國家安全的行徑，堅決抵制各類針對我國的挑釁舉動、近距離抵近偵察騷擾。直白來說，溝通談判可以持續推進，但美方必須叫停各類侵權挑釁動作，不能借著談判的掩護繼續暗中試探滋事。

回過頭再梳理魯比奧國會發言的細節，其表態里藏著明確的取舍與回避。他既坦誠中美分歧長存、雙邊對話無可替代，又重申美國一貫對臺政策不會調整；可當參會議員追問特朗普訪華期間，美方是否以暫停對臺軍售作為籌碼換取雙邊關系回暖時，魯比奧刻意回避了該問題，閉口不明確后續對臺軍售計劃。

這一回避細節，折射出美國政壇在涉臺議題上的內部分裂：一部分勢力妄圖借臺灣問題牽制中國、謀求對華博弈籌碼，另一派則擔憂過激涉臺舉動徹底激化矛盾，引發美方無法掌控的地緣危機。

從夏威夷兩軍會晤，延伸至魯比奧國會聽證會發言，不難看出臺灣問題始終是中美之間最容易觸發矛盾的關鍵節點。往后中美軍方緩和態勢能夠維系多久，核心取決于美方能否約束自身舉動，在涉臺事務、南海抵近偵察等敏感領域切實收斂挑釁行為。

恰逢香格里拉對話會舉辦周期，一項容易被忽略的多邊合作動向頗具深意：新加坡牽頭，芬蘭、瑞典等合計 17 個國家共同敲定《水下基礎設施防御交流指導原則》合作框架，這套合作的核心目標，是守護海底通信光纜、跨境油氣管道等關鍵水下基建的運行安全。值得留意的是，中、美、俄三個世界級大國均不在簽約成員國名單之中。

針對大國集體缺席的疑問，新加坡本土智庫學者給出解讀：這批經濟體數字化程度高、外貿依存度極強，一旦海底通信鏈路中斷數小時，就會誘發巨額經濟虧損與連鎖政治隱患；剔除中美俄這類體量龐大的大國之后，中小國家內部協調合作規則、管控項目落地難度更低。這些簽約國里多數屬于美國傳統盟友，但在直接牽扯本國經濟命脈的水下安全領域，它們選擇跳出原有大國陣營框架自主組隊，這件事直觀體現大國博弈催生的地緣新變化：全球中小國家逐步轉變依附思路，不再把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全盤捆綁在單一大國身上。

把中美搭建雙邊軍事安全護欄、17 國繞開水上大國自建水下安全合作機制兩件事結合研判，能夠清晰察覺現行國際規則正迎來結構性變動。過往數十年間，全球安全秩序長期受美國單邊主導，從第七艦隊全球巡航線路規劃，到海底管線鋪設權限劃分，美國憑借冷戰后獨霸全球的綜合實力，搭建起大量沒有明文簽署、卻被多國被動遵從的隱性國際規則。

如今這套舊秩序正從兩條路徑遭到沖擊：一方面，中國遠洋力量深入深藍海域，依托自身實力提升，推動按照新的力量配比重塑海洋互動規則；另一方面，全球中小國家抱團抱團建群，在大國博弈的夾縫里開辟獨立自主的安全協作空間。17 國落地的水下基建防護合作，大概率會成為后續更多 “去大國主導化” 多邊合作的范本，水下基礎設施領域可以自主締約，未來網絡空間安全、關鍵礦產航運通道管控、太空軌道資源治理等諸多領域，都有可能復制同類自主合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