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透社 陳堃 版權圖片/微攝

幾年前我們聊綠色金融，感覺離普通產業還有點遠，好像是銀行出于社會責任“順便做做”的事。但看完2025年的數據，這個判斷必須得改了——銀行業正在用真金白銀，把整個國民經濟往綠色方向推。截至2025年三季度末，我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達到43.51萬億元，比年初增長了17.5%，前三季度凈增6.47萬億元，占了同期全部貸款增量的43.9%。差不多每兩塊錢的新增貸款，就有一塊錢流向了綠色領域。你還能說這只是一個“配套”嗎？

在這個數字背后，銀行業綠色轉型正在悄悄激活哪些產業動能？金透社想從四個維度聊聊這件事。

綠色金融的“底盤”已經足夠大了

先把基本盤看清楚了。2025年，國有六大行綠色貸款余額合計超過25萬億元，同比增速都超過了10%。其中工商銀行一家的綠色貸款余額就達到了6.7萬億元，建設銀行6萬億元，農業銀行5.93萬億元，中國銀行4.96萬億元。六家大行加起來，綠貸總量占了全國的一半以上。股份行這邊，興業銀行成了唯一一家綠色貸款突破萬億的股份行，2025年末達到了1.1萬億元；中信銀行雖然不到萬億，但增速很快，2025年綠色貸款同比增長24.83%，五年復合增速超過50%。

如果把這個數字和幾年前做個對比，能明顯感受到斜率在變陡。2019年末，全國綠色貸款余額只有9.9萬億元；到了2024年末，這個數字翻到了36.6萬億元，年均增速超過20%；2025年三季度末，已經站上了43.51萬億的新臺階。五年翻了四倍多，存量已經相當驚人了。

從“給誰放貸”到“怎么放貸”：機制在悄悄變

不過我想說的重點，不是規模有多大，而是“錢往哪兒流”和“怎么流”在發生變化。

過去銀行判斷綠色項目，邏輯相對簡單：你是不是新能源、是不是環保設備、能不能拿到綠色認證？能，就放貸；不能，就靠邊。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傳統高耗能行業需要轉型，銀行不能簡單“一刀切”斷貸，又不能盲目放貸。這時候就需要更精細的工具——比如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

這類產品的核心邏輯是：你的貸款利率，跟你的減碳效果掛鉤。你降碳降得越多，利息就越低。興業銀行在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在浙江湖州，興業銀行杭州分行為超威集團落地了全國首單響應ISSB要求的可持續發展掛鉤銀團貸款，支持動力電池回收利用和低碳技術研發。在廣州南沙，興業銀行廣州分行為光伏電站量身設計了碳減排掛鉤條款，約定在年度發電量達成預設目標時給予利率調減優惠，這種機制實際上是用財務杠桿撬動了真實的減排實效。

再看恒豐銀行在陜西的實踐，金透社實地調研時發現，恒豐銀行將貸款利率與企業碳排放強度直接掛鉤，達標即享優惠，并用央行碳減排支持工具做配套，探索出以“綠色技術”為信用標尺的新路徑。銀行不再是光看抵押物或財務報表，而是把碳排放強度、技術能力這些以前不好定價的因素，納入了風險評估體系。

更接地氣的一個案例，是農業銀行湖南嘉禾支行的“綠鑄貸”。當地一家鑄造企業正潤鑄造，通過技改把碳排放降下去了，貸款利率就跟著降了。銀行把碳排放數據和融資成本直接掛鉤，形成“減排越明顯、融資成本越低”的正循環。一個小縣城里的鑄造企業，也能通過實實在在的減碳動作享受到優惠利率——這才是綠色金融真正下沉的樣子。

從這個角度看，銀行業綠色轉型最核心的變化，其實不是貸出去多少錢，而是信貸決策的“尺子”在換。以前是“看磚頭、看報表”，現在慢慢轉向“看技術、看數據、看減碳的真實效果”。這扇門一旦打開，受益的就不只是幾家大企業了。

產業端被激活的三個“發動機”

40多萬億的綠色信貸砸下去，哪些產業真正受益了？

第一個，是清潔能源和新能源裝備制造。

能源投資這塊，2025年全國能源重點項目完成投資額首次超過了3.5萬億元，同比增長了近11%。風電光伏新增裝機超過4.3億千瓦，累計裝機規模突破了18億千瓦，陸上風電投資同比增長近50%，新型儲能和氫能的投資更是翻了一番。

錢從哪來的？銀行是重要來源之一。農業銀行2025年上半年綠色貸款余額就達到了5.72萬億元，其中不少投向了大型清潔能源基地。郵儲銀行新疆分行累計向24個清潔能源項目發放碳減排貸款超過34億元，帶動的年度碳減排量近120萬噸。青海、寧夏、內蒙古那些戈壁灘上的光伏板，背后都有一張或多張銀行信貸的資產負債表在默默托底。

第二個，是傳統工業的綠色改造和超低排放。

鋼鐵、化工、建材這些過去被認為“高碳難改”的行業，正在成為綠色金融的新戰場。煉鋼爐要改成電爐，焦爐要配脫硫脫硝，排放標準一年比一年高，但設備升級一投就是幾億甚至幾十億——這筆錢光靠企業自己根本扛不住。中信銀行河北分行設立了三年500億元的資金規模，專門支持鋼鐵企業的超低排放改造和碳資產開發，配套優惠利率和審批綠色通道。恒豐銀行陜西分行在榆林，通過5億元綜合授信支持當地煤化工企業推廣碳基富氧燃燒技術，單位產品能耗直接降低了12%。

這些產業有一個共同點：體量巨大、碳排放大、改造需求迫切。銀行把錢投進去，不是做慈善，而是看到了轉型之后真實的償還能力和減排收益。當環保標準和銀行信貸形成合力的時候，傳統產業的綠色轉身就不會只是一個口號了。

第三個，是生態環保、垃圾處理和循環經濟。

這塊以前銀行不太敢碰——項目回報周期長，缺乏傳統抵押物。但恒豐銀行在陜西的做法提供了一個思路：當地一家環保企業三秦環保，服務了省內超過75%的重點產廢企業，擁有45大類危廢處置資質，是省內唯一能提供全工藝閉環處置的企業。銀行評估的不是單筆項目利潤，而是這家企業作為“公共服務載體”的持續運營價值，最終以信用方式發放了2000萬元流動資金貸款。

當銀行開始把“公共服務能力”和“環保基礎設施的剛需屬性”視為還款能力的組成部分時，整個循環經濟產業的融資邏輯就會被重新定義。

監管的“大棒”和“胡蘿卜”

當然，銀行業愿意往綠色方向走，除了市場因素，也離不開政策和監管的“組合拳”。

2025年2月，國家金融監管總局和央行聯合印發了《銀行業保險業綠色金融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明確了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環境信息披露等具體要求。2026年4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印發了《碳達峰碳中和綜合評價考核辦法》，首次把“雙碳”目標系統性地納入地方政府政績考核體系。考核壓力往下傳導，地方政府對綠色項目的支持力度就更大，銀行投放信貸的意愿自然更強。

與此同時，央行的碳減排支持工具也在持續發力。銀行給符合條件的碳減排項目放貸，可以拿到低成本的再貸款資金。從新疆郵儲到陜西恒豐，幾乎每個區域都在用這個工具降低綠色信貸的資金成本。有工具可依、有標準可循、有考核可問責，綠色金融才不至于淪為“喊口號”。

中國金融網董事長何世紅指出，綠色金融要在“十五五”期間從“政策任務”真正轉化為銀行的核心業務增長點，就必須回答兩個問題：一是如何構建標準統一、數據可信的環境效益核算體系，把“減碳多少”變成可量化、可審計、可定價的資產；二是如何設計激勵機制，讓銀行在綠色信貸的收益與風險之間找到可持續的平衡。他強調，當前綠色貸款余額已經突破40萬億，但“規模擴張與盈利薄弱”的矛盾依然突出，破解之道在于轉型金融產品的創新和碳金融市場的深度激活。

說回來，銀行業的綠色轉型最大的意義，其實是重新定義了“銀行和實體經濟的關系”。

以前銀行和實體經濟之間更多的是一種“資金搬運工”的關系——你找我借錢，我借給你，到期還本付息，結束。但在綠色金融這個框架下，事情變了：銀行需要深入企業的生產環節，去搞清楚它的排放數據、技術路線、轉型計劃，才能判斷要不要放貸、定多高的利率。

這意味著銀行不再只是被動地“跟著產業走”，而是在用信貸政策主動“引導產業怎么走”。風電、儲能、氫能、綠色鋼鐵、循環經濟、低碳農業——這些產業的崛起，背后都有銀行信貸政策的結構性傾斜在支撐。也許未來回頭看，2025年那一輪銀行業的綠色轉型，會成為中國經濟真正走向“綠”的一個重要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