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聊起中共早期建黨,都只記得先驅們篳路藍縷白手起家,卻很少有人提起那段被慢慢忽略的真實細節。聊黨史不代表要回避什么,真實的歷史本來就是多面的,一大召開前的籌備階段,最撓頭的就是錢的問題。搞組織、印宣傳品、建據點,哪一樣不需要真金白銀?這個時候,受共產國際指派的維經斯基來了,確切可考的經費就至少有2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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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對早期共產主義傳播有個誤區,覺得靠著幾篇進步文章就能攢出一個全國性的政黨。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后,李大釗最早連續發文介紹十月革命,影響力主要集中在學界圈子,遠沒達到能鋪開全國組織的程度。那時候要建成統一的政黨,缺的不只是理論,從人員聯絡到組織落地,樣樣都要花錢撐著。
1920年4月,維經斯基受共產國際指派,帶著一行五人來到中國。他先在北京對接了李大釗,又南下上海見到了陳獨秀,直接提出了建立工人階級政黨的建議。陳獨秀順著這個思路,當年6月就成立了上海共產黨發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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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大城市先后有了黨小組之后,維經斯基提議把分散的小組統一組織起來,這一步直接給1921年召開的中共一大打下了基礎。當年參與建黨的大多是沒穩定收入的年輕人,學生占了很大比例。指望陳獨秀、李大釗幾個少數知識分子靠教書、寫文章賺的薪水,支撐整個建黨籌備工作,根本就是杯水車薪。
維經斯基到底帶了多少經費過來,最早沒有明確的完整記載。當年西伯利亞局曾經派專員去上海,要把價值10萬美元的鉆石變賣成經費,這件事最后有沒有做成,目前沒有定論。但現有確切資料能證明,一位名叫優林的人,已經給維經斯基送去了2萬美元。
施存統曾經回憶過,上海方面每個月能收到維經斯基提供的宣傳經費,大概有一千元。參與工作的相關人員,每個月能拿到30元工資,基本夠開銷不用為吃飯發愁。1920年下半年維經斯基在中國的時候,建黨的各項預備工作搞得有聲有色,進度特別快。
維經斯基的隨行人員里有個叫楊明齋的,是華僑出身的俄共黨員,負責團隊的翻譯工作。1920年7月,靠著到位的經費支持,楊明齋在上海成立了中俄通訊社,專門翻譯報道蘇俄和共產國際的相關消息。之后他又在上海創辦了外國語學社,學生最多的時候有五六十人,劉少奇、羅亦農等人都曾經是這里的學員。
不止上海,全國各地的黨組織建立,都離不開這筆經費的支持。包惠僧回憶過,武漢黨組織成立的時候,劉伯垂從上海帶回了一兩百元,建立機關的所有花費都從這筆錢里出。武漢支部正式建立之后,上海臨時中央每個月還會寄二百元當作活動經費。
這種情況下就能看出來,經費對早期建黨有多重要。1921年1月維經斯基回國之后,上海發起組立馬就陷入了經費無著的困境。好多宣傳書刊沒法繼續出版,連官方的機關報《共產黨》月刊都停辦了。包惠僧后來回憶,那時候窮得離譜,就連派人南下廣州找陳獨秀匯報工作的十多元路費,都拿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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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白了,早期中共本來就是在共產國際的支持下成立的,最初就是以共產國際支部的身份創立的,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后來中蘇關系破裂,對大家的認知沖擊很大,很多人也就下意識忽略了早期蘇俄對建黨的幫助。其實沒必要,歷史本來就是客觀的,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不用刻意抹去哪一部分。
參考資料:中共黨史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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