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公布的“杰弗里·愛潑斯坦檔案”，并不只是關于一個人的丑聞。它還意外揭開了美國企業權力隱秘結構的一角。

我是一名研究公司金融與公司治理的學者，長期關注愛潑斯坦龐大的商業關系網絡。我與經濟學家瑪麗娜·格茨貝格、葉卡捷琳娜·沃爾科娃共同發現，這名聲名狼藉的金融家實際上讓美國企業界形成了一個更稠密、聯系更緊密的網絡。與愛潑斯坦關系更密切的董事越多，公司隨著時間推移出現可測量的治理失靈就越嚴重，無論公司規模大小，也無論高管名氣高低。

更重要的一點在于，那些看似有價值、因為能帶來接觸機會和連接能力的網絡，也可能助長一種存在嚴重治理問題的社會環境。愛潑斯坦檔案揭示出的，正是一個長期隱藏、規模龐大且與明顯不適任行為相關的網絡。

媒體此前幾乎沒有報道大多數企業與愛潑斯坦之間的聯系。檔案公布后，記者把重點放在最知名、最具轟動性的案例上，這并不難理解。但我和同事發現，在消息曝光后的兩周內，擁有愛潑斯坦關聯董事的公司中，被新聞提及的還不到四分之一。

我們的發現相當醒目。超過2000名上市公司董事曾與愛潑斯坦有直接接觸，包括電子郵件往來或面對面會面。其中約1000人至少參與過5次溝通，這是我們用來識別聯系最緊密人群的門檻。

我們還發現，擁有更多愛潑斯坦關聯董事的公司，隨著時間推移，公司治理狀況明顯更差。這一結果通過有關高管失范、欺詐和腐敗的負面媒體報道來衡量。

借助系統追蹤媒體、監管機構和非政府組織來源中企業失范行為的公司“再風險”數據，我們發現，董事會每增加一名與愛潑斯坦有實質接觸的董事，公司平均每年就會多出約1.7起治理失靈事件。此外，還會多出3.4起違反該董事所在公司環境、可持續發展和治理承諾的事件。

一些最知名的案例印證了這一發現。杰斯·斯特利曾私下稱愛潑斯坦是自己“最親密的朋友之一”。2021年11月，在巴克萊銀行披露監管機構正調查這段關系，并認定他曾誤導調查人員后，斯特利辭去巴克萊首席執行官職務。此后，巴克萊追回了1780萬英鎊獎勵，約合2400萬美元；英國監管機構金融行為監管局還對他處以罰款，并禁止其繼續從事金融服務行業工作。

另一個例子是利昂·布萊克。2021年，在一項獨立審查發現他曾向愛潑斯坦支付1.7億美元，用于稅務和遺產規劃建議，且金額遠高于此前披露后，布萊克辭去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職務。阿波羅也在這一過程中重組了公司治理架構。

在公司層面，也有一些與愛潑斯坦關系之后緊接著出現治理問題的案例。德意志銀行因與愛潑斯坦賬戶相關的合規問題，被監管機構處以1.5億美元罰款；摩根大通則以2.9億美元與幸存者索賠達成和解。

這并不只是相關性。我們研究期間，如果某名與愛潑斯坦有關聯的董事去世——這是任何公司都無法控制的事件——其所在公司在隨后幾年中出現的不當行為事件會明顯下降。換言之，這種關系反映的是某種真實且具有因果性的影響，而不只是治理本就糟糕的公司更可能容忍這類聯系。

這些聯系不僅與更嚴重的治理問題相關。在2026年1月檔案公布后的兩周內，只要某公司首席執行官或董事會成員出現在與愛潑斯坦有關的新聞中，該公司股價也會受到沖擊，平均下跌約3%。這說明，投資者認為與愛潑斯坦的聯系會影響公司估值。

除了對單個公司產生影響，愛潑斯坦的關系網絡還重塑了美國企業界本身的結構。我們發現，他的網絡中的董事會成員，比沒有關聯的成員更傾向于形成緊密聚集。

當我們繪制董事會成員之間的聯系圖譜時，加入由愛潑斯坦居中連接的關系后，整個網絡的密度增加了353%。換句話說，美國大型公司之間原本存在的“隔板”被大幅削弱，彼此之間的分隔程度縮小到原來的三分之一以下。這種密度提升，與其他精英網絡可能產生的效果相近，例如畢業于常春藤盟校所形成的人脈網絡。

在不計入愛潑斯坦關系時，兩家企業之間建立平均聯系，通常需要跨越兩個以上的董事會層級。把這些關系納入后，它們之間通常不到兩個層級就能連通。

這種影響在金融和科技行業尤為明顯，涉及摩根大通、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巨頭。在金融行業的50家公司中，有32家至少擁有1名與愛潑斯坦有關聯的董事，網絡密度增加了550%。

在科技行業，愛潑斯坦的關系甚至把原本互不連通的兩個公司群連接起來，使微軟、蘋果、思科和國際商業機器公司進入同一個連通網絡。相比之下，制造業和醫療保健行業受到的影響較小。

我們的研究更支持第二種解釋。如果一家公司在愛潑斯坦網絡內部變得更深度嵌入、聯系更廣，這本身并不會對應更差的治理結果。但對于網絡之外的董事會來說，如果其成員同時在其他董事會任職，而那些董事會中又有與愛潑斯坦有關聯的董事，那么這種間接聯系會持續預示更多失范事件。

對其中許多企業而言，無論是在治理層面還是聲譽層面，真正全面的清算或許仍在后面。但如今，投資者、董事提名委員會和監管機構已經擁有足夠數據，可以更嚴厲地追問：究竟是誰坐在企業董事會里，他們又長期與什么樣的人為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