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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New Leftists）

實踐導向的辯證法：一種方法

作者:公民伯里克利

一、導言：辯證法的兩個傳統

實踐的馬克思主義需要辯證法，它是一種認識世界與改造世界的工具。更加具體地說，它是當今解放性社會科學內在的工具——指向實踐與社會革命之目標的社會科學之總體，需要辯證法作為其方法論的經絡。只不過這一「實踐導向的辯證法」不同于大眾意義上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事實上也與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觀點不同。

筆者在這里想要去捍衛與發展的辯證法，以盧卡奇之《歷史與階級意識》為源頭，但這是一個盧卡奇未曾充分發展的起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家大多偏離了這一脈絡；至于東歐馬克思主義之中的實踐學派，拾起了它但也沒有走上多遠。實踐導向的辯證法，最終成為了一種不絕如縷的脈絡。這里「未竟的工作」，更多不是指哲學家不曾交出好的哲學答卷，而是指沒有完成馬克思的任務：「讓哲學以方法的姿態融入到社會科學的實踐之中，且切實地改造世界」。

這篇文章嘗試去重新挖掘這一傳統，但更多不是以思想史研究者的態度，而是以一個渴望保衛馬克思的社會科學工作者的態度——當代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需要怎樣的辯證方法？這種背景之下，本文分成以下四個部分：

1. 首先，筆者會嘗試對于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思想史作出簡要的分類——特別是指出「自然辯證法」與「社會辯證法」這一基本的區分。而筆者提出的「實踐導向的辯證法」基本上可以說是「社會辯證法」脈絡中的一種，因此，兩個概念在行文之中也會相互替換。

2. 其次，筆者會嘗試詳細地闡述「實踐導向的辯證法」之具體的方法論，且以相關的社會科學分析作為其使用的案例——本文會以社會主義民主作為這一分析的案例。具體而言，實踐導向的辯證法可以分為「實踐辯證法」與「批判辯證法」，且兩者是緊密聯系的。

3. 再次，筆者會指出「實踐辯證法」與「批判辯證法」兩者其實以一種間接的方式分別對應著社會革命之中的工人主體與知識分子主體，而兩項辯證法的結合使用也意味著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的良性互動。因此，本文的觀點也指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去政治轉向」的社會根基——脫離了實踐辯證法的規范辯證法，會向「非主體性的哲學轉向」。

二、自然辯證法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之中的「辯證法」定義紛繁，以至于幾乎缺乏共同之處。若要為盧卡奇、奧爾曼與斯大林的辯證法觀點尋找一個共性，這一共性可以說只能是抽象至極的廢話：「辯證法」（Dialektik） 是一種非連續性的變化過程。

譬如，青年時代的盧卡奇會將其定義為——歷史性的主體在對于世界的「實踐」中，實現規范與事實之統一的的過程：

唯物主義辯證法是一種革命的辯證法，只有當意識的產生成為歷史過程，為達到自己的目的，這個目的來自于人的意志，感覺不取決于人的任意妄為，也不是人的精神發明的所必須采取的決定性步驟時，只有當理論的歷史作用在于使這一步驟成為實際可能時，只有當出現一個階級要維護自己的權利，就必須正確認識社會這樣的歷史局面時，只有當這個階級認識自身，就意味著認識整個社會時，只有因此這個階級既是認識的主體又是認識的客體，而且按這種方式理論直接而充分的影響到社會的變革過程時，理論的革命作用的前提條件，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才能成為可能。（盧卡奇《什么是正統馬克思主義？》

而日后的斯大林則會將其定義為——自然世界之中「運動」的內在規律，即運動是事物內部兩個相互滲透，但相互否定的方面在矛盾之中實現質變的過程：

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黨的世界觀。它所以叫做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是辯證的，而它對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自然界現象的了解、它的理論是唯物主義的。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應用于社會生活現象，應用于研究社會，應用于研究社會歷史。（約瑟夫·斯大林 《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而奧爾曼作為英美馬克思主義者，則會將辯證法定義為一種用于分析社會的方法論，即指出事物的性質是由一個時空范圍內關系主義的「總體」決定的：

畢竟，幾乎沒有人會否認，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以某種速度并以這種或那種方式發生著變化和相互作用，歷史的和系統的聯系屬于現實世界。困難則一直都在于如何充分地思考這些變化和相互作用，如何才能不歪曲它們，如何才能給它們以應有的關注和重要性。辯證法是解決這個困難的一種努力，其解決方式是擴展我們關于任何事物的觀念，把任何事物的形成過程及其所屬的更廣闊的相互作用的背景，都當成它本身的各個方面。只有到那時，對任何事物的研究才會立即使人卷人對它的歷史和包含它的系統的研究。

辯證法用關于“事物”的“過程”觀（包含著事物的歷史和可能的未來）和“關系”觀（把一種事物與其他事物之間的聯系當作該事物本身的一部分）取代了關于事物的常識（認為事物有其歷史，但與其他事物之間的聯系是外在的），并以這樣的“過程”觀和“關系”觀重構了我們關于現實的思想。（伯特爾·奧爾曼《辯證法的舞蹈》）

這三名哲學家的「辯證法」相差極大，唯二的相同之處就是「關于變化」與「非連續」了。

而觀點的分野，究其本源，這是因為在馬克思與恩格斯之間發生了一個突變。馬克思雖然將「黑格爾的辯證法顛倒了過來，以尋找其合理的內核」，但延續了黑格爾辯證法最為核心的一個特征：「辯證運動」一定圍繞著主體展開。黑格爾辯證法的內核是「理性在一個歷史性的運動之中，通過分化出自己的反題來認識自身」。這之中，辯證法的正題與反題在認識之中達成合題。馬克思主義的版本則是以「歷史性的人」為中心。雖然一些哲學家指出（比如，克里斯多夫·阿瑟的《新辯證法與馬克思的「資本論」》），馬克思的《資本論》等后期作品之中「概念展開」的方式同黑格爾的《邏輯學》有相似之處；但我們可以說，馬克思社會科學之內核中的辯證法，依然是圍繞著主體而言的。它呈現了一個這樣的歷史圖景：歷史性的人在實踐之中促成主觀與客觀的統一。而這實際上也含蘊了一個事實，「實踐之中促成合題的辯證法」不可能適用于不受人類影響的自然世界。

而恩格斯在自己的哲學作品之中，則將辯證法發展成了一種脫離主體的「認識方法」——而對此馬克思不曾給出過肯定性的評價。特別是恩格斯未完成的《自然辯證法》一書，提出了自然辯證法的基本觀點「否定之否定、量變到質變以及矛盾雙方相互滲透」后，一直努力試圖將這種方法與自然科學的發現結合，且試圖證明辯證法的方法，是一個可以用于解釋自然科學的一般理論。而在其生前發表的著作《反杜林論》、《路德維?！べM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其思想影響了當時的第二國際思想家與日后的列寧、斯大林等人。最終，第三國際的傳統之中誕生了一種強版本的自然辯證法：「辯證法」是一種自然世界之變化發展的本體論結構。而「自然辯證法」的弱版本與強版本分別作為認識論與本體論，實質上共享了一個基本的特點：

辯證法是適用于無主體的世界的。

這樣采用上述的分類，盧卡奇、斯大林以及奧爾曼分別屬于辯證法的哪一個脈絡便十分清楚了。盧卡奇批評了恩格斯試圖在自然世界之中尋找辯證法的努力，且將辯證法明確地與社會革命的實踐相聯系—— 這屬于社會辯證法的傳統。而斯大林與奧爾曼則分別屬于自然辯證法的強觀點與弱觀點。事實上，馬克思主義傳統之中的大多數辯證法觀點，皆可以歸入這三類——特別是自覺的關于辯證哲學的探討。

而在哲學層面去探討社會辯證法的思想家，相對少很多。盧卡奇以及西馬脈絡之中的馬爾庫塞可以歸入這一范疇，而南斯拉夫哲學家馬爾科維奇也可以列入其中。而另外一個不算是嚴格意義上馬克思主義哲學家的社會學家吉登斯也在其作品《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之中，指出了馬克思之思想，中的「社會辯證法結構」，而這個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辯證法也構成了日后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

（馬克思認為）人類意識受主體和客體之間的辯證性交互作用所限制，在這一交互過程中，人類積極形塑了它生長于其中的世界，同時后者也形塑了前者。（安東尼·吉登斯 《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

思想的探討完畢——自然辯證法發展的脈絡細節會在復述中展開，這是一個頗為有趣的思想社會問題——現在的問題是：本文的作者為何會支持一種「社會辯證法」的觀點？

最為常見的一個理由是自然辯證法——特別是其強觀點——實質上回歸到一種前反思的自然本體論之中，而在科學哲學已經發展反復至今的今天，直接宣布自然世界的發展有某種內在結構，或者是用曲折的方式進行這一聲稱——自然辯證法只是一種認識自然的方法，但是這一方法是對于自然的如實反映——皆展現出了一種對于唯物主義原則的傲慢姿態。理念沒有資格要求電子與鳥巢蕨按照辯證法的方式運動。不過這其實不是自然辯證法最為根本的問題，最為根本的問題在于排除了主體，以至于讓實踐的革命性難以展開?！皋q證法」等同于一種客觀世界運作的自然規律之時，社會現象之中主體性的作用也就被排除在外了。而當我們宣布歷史唯物主義只不過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自然辯證法在社會領域的應用時，自然世界的「機械性」也蔓延到了社會的世界之中，歷史幾乎必然展開為一種決定論的歷史。而這樣一種「宿命論的歷史觀」對于革命中的實踐者而言，意味著怎樣的策略指導呢？

最后，除了「唯物主義的問題」與「主體性的問題」之外，社會辯證法相比于自然辯證法的長處還在于：它是一種更加可靠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簡單來說，「社會辯證法」的社會想象是這樣的：歷史的發展是一個觀念與現實在「主體」的調節下互動的過程；而這會比自然辯證法之中將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系想象成不對稱的機械互動要強得多。而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話語來解釋也就是說：社會辯證法可以將「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這樣的關系展現為辯證的關系。二者不再是機械的所謂決定與反作用的關系。

當然，這里的探討還顯得略為抽象——特別是對于研究社會科學的朋友而言——文章接下來就會展開上面談到的社會辯證法的具體構造。文章不會根據盧卡奇或者是另外某一位哲學家的觀點進行介紹，而是會將「社會辯證法」視為一種研究社會現象的方式——本文以社會主義的民主為例來進行分析。

三、實踐與批判：實踐導向辯證法的二重性

一言以蔽之，「社會辯證法」發生在主體與客體之間。這里的主體不再是一個哲學概念，而是指具有能動性的個人與社會團體。比如一個參與到革命之中的工人是一個主體；一個工會組織同樣是一個主體；而最終，整個階級最終也是一個主體，只不過「階級主體」可以缺乏自我意識、一盤散沙；同樣也意味著可以構成充分的自我意識——這意味著可以通過社會組織為中介形成一致的行動。馬克思主義傳統之中分別將前者與后者稱之為自在的階級與自為的階級。而客體，指的是社會中的能動性主體的活動場所，即客觀的歷史條件——器物、社會制度、乃至于歷史本身?？梢哉f最為宏觀的辯證關系，正是發生在「主體—階級」與「客體—歷史」之間。而這兩者辯證關系最好的展現也就是馬克思的這一段文本：

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路易·波拿巴與他的霧月十八日》）

這里或許是一個展開「社會實踐本體論」的地方。但這不是本文的追求，甚至也不是本文的興趣之所在。而關于這一問題，吉登斯在自己的「結構化理論」之中已經有所嘗試，不，其最終的一套「結構化」（structuration）的社會本體論更像是一系列潦草的拼圖?；蛟S，賦予資本主義世界不斷變的「實踐性的辯證過程」一個本體論的描述，是一個不可能、甚至無意義的任務。事實上，馬克思主義的一項教誨就是，以主觀的思維試圖捕捉客觀上破碎的資本主義世界是不可能的，即使是認識之單方面的「總體」之實現，同樣只能在社會革命勝利、甚至共產主義實現之后。因為主體與客體的關系是相對的：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本身自然是一個行動主體，但是對于其中的政治家而言，它是一個客觀的斗爭場域。而比起用具體的概念展開具體的理論，以主體與客體的語言描述這些運動事實上不會幫到我們太多——至少這不是本文的重點。簡而言之，本文不希望像黑格爾或者是《資本論》中的馬克思一樣，想用辯證法的語言完美地捕捉「資本主義社會的總體」，而是想呈現在每一個主體與客體的辯證關系之中，「具體的辯證法」是怎樣展開的？

首先，需要一點抽象——這用奧爾曼的術語也就意味著一種暫時片面的視角、懸置事物之間普遍的聯系來看待辯證的過程。這時，主體與客體的辯證法在具體之處呈現為「思想與現實之間的辯證法」；而這時我們還看不到主體的位置。這里的「思想」實質上意味著一種應然與實然的總體。這樣的一種混雜的形態，其實是大多數社會理論以及社會思想的基本特征——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看上去是客觀的描述，但實質上也有自身的規范維度；同樣的康德的倫理學，看上去是完全規范的表述，但事實上也隱含了一個普遍且平等的共同體這樣的現實投影。因此，思想在一方面描述著現實、同時又渴望對現實的世界立法。主體改造客觀世界的辯證過程之中，思想追求的是「改造世界、隨后與它改造過的世界相符合」。而至于現實，我們不必說太多——它是客觀的。這一客觀性在根本上意味著「它在面對實踐之改造時的惰性」——比如，一個滿懷著烏托邦思想的主體或許想要創造一套社會主義民主的秩序，但是會發現：現實世界的各種因素始終在阻礙著它。

而在這樣的前提之下，思想與現實之間會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辯證法。第一種辯證法中，思想經由社會這一反題，揚棄為新的思想；第二種辯證法中，現實經由思想這一反題，揚棄為新的現實。我們具體可以分別將其稱之為「批判的辯證法」與「實踐的辯證法」。

1. 「批判的辯證法」（dialecticsofkritik）呈現為了「思想」經由思考的主體審視了社會的「現實」，實現「思想」自身揚棄的過程。比如「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在解釋現實世界之中民主運作過程之中的無力時，比如說不能將工人自我管理這樣的「參與性民主」納入理論框架之中，自身產生了斷裂、重組與發展，最終實現了民主理論的更新。

2. 「實踐的辯證法」(dialecticsofpraxis)呈現為社會「現實」經由行動的主體的「烏托邦預構—思想」，實現了「現實」在實踐之中的自身揚棄。比如自由民主實質上呈現為階級社會自我維持的工具，而工人組織基于一種對于「社會主義民主理論」的設想，實踐斗爭之中創造了新的政治秩序。

可以說這兩種辯證法，皆有哲學家提出過。「批判的辯證法」對應著典型的黑格爾式辯證法，這是一個以思想為起點不斷辯證上升達到總體的過程。而日后的耶吉在《什么是批判？》一文之中正式提出了這種方法。一種原有社會中的意識形態無力捕捉社會現實對它的批判，比如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許諾了社會會走向普遍繁榮，但大多數人就陷入了貧窮，思想家就必須去思考這樣一個理論內部的規范承諾與現實成果之間的斷裂。而這一反思與批判的結果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即一個同時具有規范與現實維度的思想。但若只保留著批判的辯證法，那么我們將會在青年黑格爾的范疇之中原地踏步，即不斷反思著現實世界，而現實世界只是離我們的「價值追求」愈發遙遠。

而至于「實踐的辯證法」則是馬克思—盧卡奇的觀點。特別是對于后者而言，「現實—烏托邦—實踐」其中的第二個環節思想其實對應著盧卡奇概念體系之中的「真正的階級意識」。但這一理論的問題在于沒有給出這「真正的階級意識」從何而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廢墟上的匈牙利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這讓盧卡奇堅信：「真正的階級意識」幾乎是會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之下自動產生，即體現為先鋒隊的革命政黨之中。但這顯然是不足夠的：今天的我們知道意識形態并不是覆蓋在反映論的認識上一層面紗，而對事物的理解是在一種「認識—實踐—再認識」之中才可能的，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會說：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這也就意味著一個顯明的答案：「批判的辯證法」與「實踐的辯證法」是互補的?，F實的矛盾是社會變動外生的事實，其內部的張力與矛盾叩問著「思想」。而意識形態的理想基于現實的反思所形成的「新思想」，同時會成為社會自身矛盾通向解決的藍圖；而這個藍圖也會成為主體改造世界的理論武器。以民主理論為例，只需要將之前的描述總結成一個完整的鏈條即可：

1. 自由主義的民主理論提供的「規范承諾」沒有創造一個民主的世界，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民主赤字讓人困苦。面對這樣的理論赤字，學者反思的民主的理想與現實提出了一種新的民主理論——譬如「社會主義民主理論」

2. 民主赤字之中困苦的人，即受到了壓迫與剝削，但是依然無法在政治空間之中表達意見的多數人，基于「社會主義的民主理論」，這樣對于思想建設性的發展投入了現實的斗爭之中，最終創造了新的秩序。

而這一作為「批判與實踐之紐結點」的「烏托邦的思想」，即是馬克思主義之中的「理論」（Theorie）。只不過，理論不會是固定的。它在批判與實踐的過程之中，不斷地與現實互動著發展著——事實上，故步自封、不再向著批判與實踐的辯證法開放的理論，終將不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理論。最終，思想與現實沿著自身的脈絡相對平行地發展著，只不過兩者之間的互動終歸是不對稱的?？陀^的世界之中總會涌現出完全外生的新因素，而主觀的世界只會一方面繼承原有的思想史，一方面迎接現實社會的挑戰，且投入到實踐之中。

這是一個抽象的模型，它同時將主體與客體排除在外。但當我們將這個抽象的模型全部展開之后，主體這個在哲學上「自由的幽靈」也就現身了。主體不在任何一個辯證法之中，它是思想側一系列實踐所構成的「連續統」。不需要后現代思想的教誨，即可知道：主體與客體是相互嵌入，不可分離的。主體與客體一同構成了社會的總體——這意味著兩者身上都沾染著物質性——但主體之所以可以被抽象出來加以描述，是因為它是自覺的。不論是「個體—主體」還是「團體—主體」，皆能夠意識到物質的世界以及自身的需求，同時也會在實踐之中改造著客觀世界。一系列不斷流變的思想，不斷在批判與實踐的雙重辯證之中塑造著自身的思想，一同構成了主體性。而這個主體性的自由，正在于每一次辯證法的展開，皆是一次方向不定的冒險。

我們不生活在一個黑格爾式的歷史宿命論之中，而「主體—思想」對于現實世界的批判性反思有著許多不同的可能方向。一個政黨面對革命之中的強大壓力，可能會選擇將自己原有的思想教條化來統一自身；同樣也可能根本性地自我批判來獲得新生——這意味著每一次思想上的自我批判都存在著多樣的可能。實踐的辯證法也是一樣的道理：設立了「最高綱領」這樣的社會烏托邦之后，即有無數個「最低綱領」作為現實策略的展開——而其中的每一次抉擇都是沉重的責任。因此，可將「思想」在辯證法之中斷裂與接續所形成的這一條流（durée）稱之為主體性，而將這條多重流向的可能性之樹稱之為「歷史性的自由」。

四、辯證法與先鋒隊的政治學

而深入觀察這一雙重辯證法的模型，我們會發現：這一對辯證法構成了社會革命之中一對常見的分異：知識分子與工人。簡單來說，革命之中知識分子與工人的分工——這種分工是異化的——是前者將實踐的經驗總結為理論，而后者將理論的經驗投入實踐。這幾乎完美地對照了兩個辯證法的構造。知識分子的工作表面上看對應著「批判的辯證法」——其是革命理論的生產者，而這一理論正是在舊理論經實驗檢驗的發展中方可展開；而與之相對，無產階級則需要在正確理論的指導之下。這變成了一個與上面的雙重辯證法的一個優美的對應：實踐之中「無產階級」的工作是實踐的辯證法；而與之相對，理論家的工作是「批判的辯證法」。

這一觀點其實早在盧卡奇分析社會辯證法時就已經產生了。而隨后的第四國際領導人曼德爾也有過相近的觀點。事實上，一般而言自然辯證法與社會辯證法的理論差異會造成一種對于「社會性真理」定義的不同，而這也就會導致先鋒隊理論的根本差異。一般而言自然辯證法，特別是強觀點的自然辯證法，會認為社會實踐的歷史規律是顯而易見、可以輕易由一個先鋒隊組織掌握的。這也容易與一種革命的絕對真理以及隨后先鋒隊的政治特權相關——即知識分子與工人之間是一個主體與客體的灌輸關系，而與之相對，經典的社會辯證法常會代表一種知識分子與工人分工的觀點。比如在對盧卡奇觀點的分析之中，梅洛龐蒂給出了一個極其優秀的展開：

實踐概念的深刻的、哲學的意義是把我們安置在一種不是認識的秩序，而是交流、交換、交往的秩序之秩序中。存在著無產階級的實踐，它使得階級在被認識之前就存在了。它不是向著自身而封閉，它并不充分，它容許甚至呼喚批判的闡述、校正。這些控制是通過一種更高層次的實踐引起的，它在這里指的是無產階級在黨內的生活……黨應該通過讓自己被工人階級所接受來證明自己是工人階級的表達。黨的作用應該由這一事實來證明：在資本主義的歷史以外，還有另一種歷史，我們在那里不需要在主體的角色和客體的角色之間做出選擇。無產階級對黨的承認，并不是對一些個人的宣誓效忠，它把黨對無產階級的承認作為對等物，也就是說，黨的確不是服從于如此這般存在的無產者的各種意見，而是服從于使他們能夠參與到政治生活中的合乎章程的計劃……這種習俗希望，在一個集會中，演說者也和向他們鼓掌的人一起鼓掌：這是因為，他們并不是作為個人出場的，在他們與那些聽自己演講的人的關系中，有一種并不屬于他們的，他們可以為之鼓掌、他們應該為之鼓掌的真理出現。（梅洛-龐蒂 《辯證法的歷險》）

但是進一步深入思考的話，我們會發現在社會辯證法的視角之下，知識分子與工人的分工論同樣存在一個潛在的問題：它實質上意味著主體的割裂。

理論上來說，一個改造世界的主體——譬如我們以不可能割裂的個人為例——會同時使用兩種辯證法，一方面用批判的辯證法來探究「可行的社會理想」；一方面用實踐的辯證法不斷改造現實的社會。

而「現實的發展」與「可行的想象」之間也會不斷地發生雙向的辯證關系。這樣，一個主體才能夠逐漸讓主體與客體實現統一。但是知識分子與工人的分工論，實質上意味著「階級的主體」分裂成了「先鋒隊」與「無產階級」。這首先就造成了主體性的人格分裂，而這種分裂的極端情況也就是故步自封的知識分子與經濟主義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陷入到一種越來越封閉的絕對真理之中，而這種絕對的真理一方面遠離了社會的實踐，另一方面也與無產階級這個真正的歷史主體漸行漸遠。而與此同時，當無產階級只能進行實踐的辯證法之時，即喪失了對于社會藍圖進行批判與發展的可能。

而這一系統性的割裂，可能會有兩個不同的發展后果：

1. 「受背叛的主體」：知識分子團體與工人團體之間的良性互動被切斷，但是前者確保了自身對于后者的政治控制。這一情況下，知識分子在進行批判與反思，但不再是以「無產階級所需要面對的歷史現實」作為「批判的辯證法」的基礎，而是退化成了「官僚—政治精英」，反將無產階級視為客體。而與此同時，政治環境之下喪失了「對于政治藍圖進行批判性反思」能力的無產階級本身，實質上缺乏了主體性，成為了政治精英的政治工具。真正的無產階級失去了自力的性質、退化為「自發的階級」。

2. 「非政治的主體」：知識分子團體與工人團體之間的良性互動被切斷，而這一階段展現為兩者之間徹底的分離——特別是知識分子本身撤出了無產階級團體。這一背景之下，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工人團體都呈現為高度的非政治性。知識分子團體退守到大學體系之中，由于其理論研究不再以無產階級的斗爭環境為基礎與問題意識。因此，實踐的理論不再可能，由是退化為經驗研究以及非馬克思的哲學研究。而完全缺乏知識分子個體的無產階級，陷入了自發的情況中，作為一個真正的階級失去了自為的能力。這樣來說，知識分子團體與工人團體之間的「指導關系」很顯然已經可以歸入到第一種情況之中，這實質上體現為階級主體的死亡。

簡而言之，批判的辯證法與實踐的辯證法若完全分離，一個作為社會行動者的主體就已經不復存在。而按照古典的社會辯證法之觀點，知識分子與工人團體之間的「分工關系」同樣暗含著這種主體分裂的危險。這幾乎像是一個需要有一對藏在階級主體之中、不斷爭辯的孩子一同控制的「機械人」(mechanicalTurk)。最理想的狀態，實質上是工人與知識分子這樣一對對立的消失——具有充分理論覺悟的工人自身，即可在探討與辯論之中完成批判與實踐的雙重工作。但這在階級社會之中，或許確實是一個不切實際的要求——知識分子在本質上是握有文化資本的精英，這一群體掌握著大多數工人所缺乏的資源。

這意味著，控制經濟之命脈的無產階級與擁有理論反思能力的知識分子，只有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之中結盟，一同構成這個內涵分裂的主體，才有可能實現革命的勝利。但在這個過程之中，我們只讓這兩個群體盡可能接近、不斷促成其融合，方可能實現社會主義。

這本身或許引向世紀革命者一個常見的觀點——應當壓制自由知識分子的影響力，同時盡早教育無產階級。但這事實上逃避了問題的重點。且不說先鋒隊之中的政黨經營本身就只能被視為是知識分子，而且還是真正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革命過程之中「辯證過程」的分裂以及主體內在的分裂，不只是由于知識分布的不均衡，更在于兩者即使在革命團體之中同樣有著不同的階級利益。實現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只有創造一個無階級的社會。當然，這也毫無疑問是社會革命與總實踐的目標。知識分子同樣可以在這個目標的實踐之中實現自身的階級利益；但對于他們而言也有另外一個選擇，也就是實際上摧毀社會革命，控制無產階級組織讓自身成為新的政治精英。這樣的背叛與墮落的政治學可能會發生在一個社會民主政黨的內部，同樣可能會發生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中。

因此，若想要實現階級主體的內在同一性，不只需要普及知識讓工人盡早成為知識分子，更需要通過某種政治的方式讓知識分子——特別是政黨精英——同工人有著完全一致的階級利益?；蛟S，民主的控制是唯一的答案。一言以蔽之，本文之中探討的社會辯證法基于對于革命主體實踐過程的分析，指出了一個政治學上的結論：知識分子與工人之間的「指導關系」與「分工關系」同樣是危險的。一種更好的答案，或許是平等關系，這一方面意味著要追求知識的民主化，同時也意味著二者政治關系上的民主化。

當然，進一步探討政治學并不是本文的目標所在了。本文之中由辯證法談到革命的政治組織，是基于一個基本的事實：當我們在探討一種實踐的主體知識，不可能忽視那個最宏大的實踐者——自為的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內部的分裂——即知識分子與工人——反映在了兩種辯證法的分裂之中，這確乎是社會存在在社會意識層面的反映了。但很顯然，這一分裂不可能得到哲學性的解釋。不論探討多少先鋒隊的政治哲學，都無力解決這一問題。簡而言之，批判的思想不可能將破碎的現實總體化，哲學的任務只有在哲學之外，才能夠得到解決。

而這也便是本文談到的雙重辯證法的真正用意之所在。它不只是對于社會主義者歷史性實踐的一個描繪，更是一種潛在社會科學方法的基礎。理論上來說，一個完整的二重辯證法過程需要四個不同的環節：社會理想的思想考察、現實社會的經驗分析、反思性的社會藍圖、具體的行動策略，而這每一個環節都需要對應的理論。

原作者：公民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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