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貸型受賄犯罪認定難點與突破

作者：楊曉穎，山東省青島市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 蘇津冬，山東省青島市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四級檢察官助理 王皓冉，山東大學

摘 要：借貸型受賄以民事借貸為掩護實施權錢交易，具有隱蔽性強、認定難度大等特點。實踐中圍繞主觀故意的推定、犯罪既遂的把握以及受賄數額的計算三大核心問題存在較大爭議。對借貸型受賄的精準認定應以“權錢交易”本質為核心，綜合審查借貸真實性、職務關聯性、還款意愿等要素。面對受賄故意滯后、行賄故意缺失、分段收息等復雜形態，應將實質判斷與動態認定相結合，準確認定此類犯罪。

關鍵詞：借貸型受賄 行為模式 權錢交易 職務關聯性

全文

以民事借貸之“名”行權錢交易之“實”的借貸型受賄犯罪，是新型隱性腐敗的典型樣態之一。對借貸型受賄犯罪的準確認定，是檢察機關落實“協同防治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部署，踐行“高質效辦好每一個案件”基本價值追求的重要體現。2003年，最高法《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明確指出，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借款為名向他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并為他人謀取利益的，應當以受賄論處。然而，實務中針對借貸型受賄罪與非罪的認定，尤其在主觀故意的推定、既遂時點的確認以及受賄數額的計算上爭議頻發。

一、借貸型受賄典型行為模式與構成要件

借貸型受賄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借貸等民事形式掩蓋權錢交易本質的受賄犯罪形態。總體而言，借貸型受賄可分為“債務型受賄”和“債權型受賄”兩大類。

（一）債務型受賄

債務型受賄是國家工作人員以借款人身份從請托人處獲取資金后，通過借而不還或債務免除等方式不履行償還義務，從而變相收受賄賂的行為。

1.借而不還型受賄。此模式指國家工作人員以借款為名獲取資金后，長期拖欠或明確表示不予歸還，使借款實質上演變為賄賂。司法實踐中認定的關鍵在于識別權錢交易的本質，需綜合審查借款事由合理性、手續正當性及借款后有無還款或催討行為等客觀表現。理論界對認定標準存在分歧，有觀點強調行為人應當是有還款能力而不還。亦有觀點主張，行為人還款能力并非認定受賄的根本依據，出借人有催討行為亦可構成受賄。本文認為，應結合《紀要》的綜合認定思路，把握住“以借為名向他人索取財物，或者非法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核心前提，只要雙方達成將不還款作為權錢交易條件的合意，即可認定受賄。

2.債務免除型受賄。此模式指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利，雙方原有的真實債權債務關系被免除，以此輸送利益。2016年“兩高”發布的《關于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明確規定，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包括債務免除等可以用貨幣計價的財產性利益。其表現形式包括直接免除本金、利息，以及在借款之初即約定長期無息使用巨額資金等特殊情形。后一情形中，長期無息占用巨額資金實質上等同于債權人讓渡了預期利息收益，構成變相的利益輸送。無論形式如何，其核心在于國家工作人員通過債務獲得了財產性利益。

（二）債權型受賄

債權型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以債權人的身份，通過虛構債權或向請托人“放貸”并收取畸高利息方式變相收受賄賂的行為。通常包含虛假債權型受賄和高息放貸型受賄兩種模式。

1.虛假債權型受賄。此模式指國家工作人員與行賄人虛構借貸關系或虛增借款金額來獲取非法利益。認定關鍵在于借貸雙方是否存在職務上的請托關系；還需甄別借貸關系真實性，如借款必要性、款項去向等。

2.高息放貸型受賄。此模式以遠高于市場水平的利息作為權力尋租的對價。畸高利率是顯著標志但并非唯一標準，核心仍在于借貸背后是否存在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的權錢交易本質。即便約定利率未明顯超出法律保護上限，若缺乏真實借貸背景而是利益輸送，同樣應以受賄論處。

二、借貸型受賄認定標準解構

（一）主觀故意的認定

受賄罪是故意犯罪，但在借貸型受賄中，直接證明此故意極為困難。實踐中，被告人常以民間借貸或經濟糾紛為由進行辯解，而如何從形式合法的“借款意思表示”中，穿透性地識別出“受賄真實意圖”，成為首要難題與爭議焦點。

受賄的故意包括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前者指行為人明知所獲財物與其職務行為的對價，后者指其具有索取或收受財物的決意。因此，主觀故意是區分合法借貸與受賄犯罪的分水嶺。《紀要》規定，認定以借款為名受賄，應綜合判定多種因素，例如借款后是否有歸還的意思表示及行為、是否有歸還能力、未歸還的原因等。此外，借款雙方關系背景、職務關聯也是揭示權錢交易本質的關鍵。如果有證據證明國家工作人員自始便無還款意圖，或出借人從未期待收回本息，這種明顯違背常理的借貸行為便可推定雙方主觀上已將款項性質默認為賄款。

（二）既遂時間節點的認定

由于借貸關系具有持續性和階段性，其著手實施與受賄既遂的時間節點，往往與傳統型受賄“一手交錢、一手辦事”的模式不同，民刑法律關系的交織使得何時認定犯罪已經“完成”成為影響追訴時效起算、犯罪形態認定及共犯責任劃分的關鍵。

一般而言，受賄罪以國家工作人員實際取得財物或財產性利益為既遂標準。在借貸型受賄中，對于借而不還型受賄，若借款時雙方即有賄賂合意，則在借款交付之時即告既遂；若該合意在給付后（如借款期限屆滿時）達成，則以合意形成時既遂。在債務免除型受賄中，以雙方達成免除債務的合意為既遂時點，此時國家工作人員實際獲得財產性利益。對于放貸收息型受賄，以實際收取超出合理范圍的高額利息時為既遂，分期收息的，通常以首次收取不法利息時成立受賄既遂。此外，對于離職后受賄的情形，若國家工作人員在職時為他人謀利并約定離職后收受財物，則以實際獲取財物或財產性利益為既遂。

（三）受賄數額的認定

犯罪數額直接關系定罪與量刑，但在借貸型受賄中，如何精確剝離出屬于“權錢交易”對價的部分，是司法實踐中的突出難題。

對于借而不還型與債務免除型受賄，受賄數額通常以未歸還的本金、被免除的債務總額（含本息）來認定，實踐中傾向于以銀行同期貸款利率（LPR）來計算其獲得的財產性利益。對于高息放貸型受賄數額是認定的主要爭議點，實踐中觀點各異。2015年最高法《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26條規定了“兩線三區”標準，該標準后于2020年進行了以“LRP的四倍”取代了原來“兩線三區”的規定。對于應以LPR還是以合同成立時1年期LPR四倍作為扣除合法利息的基準，存在不同觀點。

本文認為，應遵循有利于被告人以及法不溯及既往的基本原則進行審慎判斷。具體而言，對于不同時間成立的借貸關系，應適用行為時法律或司法解釋所認可的利率保護上限（如2020年8月20日前適用年利率24%的標準，之后可參照合同成立時LPR四倍），以此為標準計算可扣除的合法利息部分，超出部分計入受賄數額。此舉旨在實現精準、公平打擊受賄犯罪，但必須結合借貸背景、錢款用途等綜合判斷，防止行受賄人以此掩飾脫罪。

三、借貸型受賄復雜形態的司法認定與理論應對

部分借貸型受賄的情形較為復雜，超出上述典型模式，給司法認定帶來困難，尤其在主觀故意形成時間、犯罪形態等問題上需要深入探討。

（一）主觀故意形成中的特殊情況認定

1.受賄故意的滯后性及認定。實踐中存在國家工作人員在接受財物之初并無受賄故意，而是在其后（通常是在為對方謀利后）萌生非法占有該財物意圖的情形。若機械堅持犯罪故意與客觀行為的同步性，則無法回應此類犯罪“先借款、后謀利、再轉化”的分段式犯罪。對此，本文主張將受賄故意的形成視為一個動態過程，考察借款行為與職務行為的動態關聯。審查核心在于事后產生的非法占有故意是否與先前的職務行為形成對價，應穿透式審查“借款”與“謀利”兩環節，在時間、緣由及具體情境上的緊密關聯性。對于離職后利用借貸模式實施的受賄，根據最高法2000年《關于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離退休后收受財物行為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及2007年“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核心在于離職前有無事先約定。若在職期間無事先約定，離職后的借貸行為因缺乏職務對價的核心要素，通常不構成受賄罪。

2. 行賄故意缺失下的受賄認定。傳統刑法理論強調行賄與受賄的對合關系，但司法實踐中存在行賄方無行賄意圖的情況，如國家工作人員以借款為名強行占有他人財物，出借人迫于職權壓力不敢追討。有觀點認為，行受賄罪雖為對向性犯罪，但罪名認定并非必須相同。本文認為受賄罪的成立并不以對應的行賄故意為前提，只要國家工作人員基于其職務行為，索取了或非法占有了他人財物，無論對方交付財物時是否自愿、是否意在行賄，均侵害了該法益，可構成受賄罪，甚至構成索賄。

（二）犯罪形態判斷的理論突破

1.犯罪未遂與預備的實質界分。傳統理論常將偽造借貸協議等行為視為不可罰的預備行為。但實踐中，部分行為已對職務廉潔性構成現實威脅。本文認為可引入實質危險標準，對于同時滿足“行為明確性”（如指向特定財物和請托事項）與“現實緊迫性”（與職務行為形成緊密關聯）的預備行為，可進一步探討其可罰性邊界。例如，國家工作人員利用審批權要求企業簽訂“高息借款合同”，即使款項尚未交付，其行為已對職務廉潔性造成直接威脅，應認定為已著手實行，構成受賄罪未遂。

2. “分段收息”的犯罪形態認定。對此實踐中存在不同觀點，若視為整體行為，則可能導致第一次約定時即認定為全部既遂；若否認整體性，認為同一犯罪不能存在兩種狀態，則難以評價已收息部分，造成割裂。本文認為，可采納“獨立既遂論”，將國家工作人員每次實際收取超出正常范圍的高額利息都視為獨立、完整的既遂行為。這種認定方式既符合權錢交易的持續性特征，也避免了因部分未遂導致的量刑失衡。

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檢察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