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具：嚴培明”展覽現場，2026年

展覽至6月28日

圖片來源：和美術館

他追溯并放大繪畫傳統，同時原創語言，凝聚力量的表現，從而讓觀眾直面這個世界被忽視了的現實沖突，感受生命里生與死存在的重量。正如嚴培明自己所言：“我不是浪漫主義畫家，我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畫家。”

2009年，嚴培明作為畢加索之后的第二個藝術家，被邀請在法國巴黎盧浮宮舉辦個展——“嚴培明：蒙娜麗莎的葬禮”。長達四十年的創作生涯中，他的作品在二級市場上的成交價已達百萬美元級別；并被阿布扎比盧浮宮、廣東美術館、蓬皮杜藝術中心、路德維希博物館、余德耀美術館及東京國立美術館等機構收藏。

2026年，他回到中國，在廣東和美術館（HEM）舉辦“面具：嚴培明”展覽，一系列的肖像畫，展示了他對生活深刻的洞察，探討著身份與觀看的方式。

▲嚴培明，《三重自我肖像》，2020年，布面油畫

和美術館展覽現場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嚴培明逐漸以持續創作的單色巨幅肖像畫而聞名。他將自身的東方經驗注入歐洲肖像畫的古典命題，以看似粗獷不加修飾，卻極具表現力的直接畫法，重敘繪畫的原始力量。

在藝術家跨越四十年的藝術生涯作品里，其肖像畫內容涵蓋了巴沙爾·阿薩德、巴拉克·奧巴馬、李小龍和瑪麗蓮·夢露等劃時代人物、文化偶像與時代名流，也有匿名的工人、囚犯、難民、兒童，還有家人至親與自畫像，并延伸至風景與動物。

▲“面具：嚴培明”展覽現場，布面油畫，2026年

嚴培明的調色板多使用黑白兩色，近年來，他對顏色的苛刻有所放寬，加入了更廣泛的選擇。他有時以多聯畫或并置的方式組織呈現，建構出開闊的敘事張力，有時又回到單幅的自畫像，指向個體對外的凝望——創作視角始終展現出一種對自己與世界關系之間持續、重復、循環的思考方式。

▲左：《重影：李小龍》，布面油畫，2007年

右：《大閘蟹》，紙本水彩，2016年

“面具：嚴培明”和美術館展覽現場

如果說嚴培明的單色巨幅肖像畫，最初表現出的是他對古典肖像藝術的現代復興、對歐洲藝術史的持續熱情，那么對題材的選擇，便反映出他對自我身份的拷問與追尋以及對探索復雜人性的持續關注。

“我們人類不能過一種麻木的生活，我們不能躲藏”——嚴培明誠懇的信念呼應著展覽“面具”的標題，透過展覽中的敘事線索，連接起觀看之外的關于生命經驗的交錯境遇。這似乎勾勒出藝術家對“相由心生”和“相非本真”這一對矛盾的反思，同時，又展現出他對現實世界的抵抗。嚴培明以強大的繪畫形塑能力，再現出一張張與觀眾保持直視的面孔，邀請觀眾一步步走近，進入他的畫面，在模糊邊界的繪畫肌理中感受面孔的消解。

▲ 嚴培明，《自畫像》，2022年，布面油畫，攝影 : Clérin-Morin

“面孔”在視覺消解之后還剩下了什么？嚴培明無意解釋，只留下觀眾與肖像眼對眼的凝視，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歷史與當代、情感與理性、現實與再現之間的辯證關系。

“基本上，藝術家可以改變這些——光線、色彩、構圖。圖像只是一個參照點。作為藝術家，我依靠直覺來與之共鳴。”在談及創作方式時，嚴培明曾在采訪中如此回應。

嚴培明的畫面靈感，多來源于特別選擇的已有圖像素材、電影劇照，乃至藝術史經典作品，他對主題的取材，與他對世界的感受息息相關，畫里那些刻意選擇的時代領袖、歷史事件的肖像，甚至是至親葬禮上的人物，都帶有直面生命痛感的情緒。

▲嚴培明，《蒙娜麗莎，最后的綠色微笑》，布面油畫，2019年

和美術館展覽現場

他在澎湃的生命里選擇了可以用以燃燒的一霎，那些萌動著細微生命力的相遇，被畫筆點燃，從此，現實里被忽視的角落得以被光照亮。

無論是藝術史里標志性的《蒙娜麗莎》《教皇英諾森十世》，還是未具名的工人、囚犯和上海兒童——光影與形構從來不是嚴培明繪畫的參照與目的。

▲嚴培明，《鷹》，布面油畫，2014年

他深知，數字時代的復制已能更透徹地滿足觀眾對光與形體的觀看。他重訪與再現的并非圖像本身，而是在另一維度生成的一連串孤立片刻——從嚴培明對它們的思考開始，便與他的生命并行。

他用厚重的筆觸持續回應圖像的復雜化：情緒在片刻的失位感，集體在片刻的精神性，權力結構在片刻如何占據主導。此時，無論是大猩猩還是自畫像，對嚴培明的意義如出一轍：對存在提出當下時代的問題。

▲嚴培明，《大猩猩肖像·自畫像》，2025年，布面油畫

和美術館展覽現場

不同于格哈德·里希特等同樣以圖像資料為藍本的當代藝術家——他們理性地創作，以繪畫制造思辨——嚴培明是以身體帶動情感對圖像進行重新演繹。

他出生在一個廢棄的佛教寺廟里，這似乎冥冥之中奠定了他和這個世界特別的連接方式，他介入，主觀，制造情感，將題材轉為權力、死亡、痛苦的巔峰時刻。重繪是嚴培明介入藝術史的策略，也是面對圖像的客觀存在使之作為情感載體的路徑，重新以生命的體溫賦予時代意義的開始。如薩特所說，人首先存在，碰上自己，在世界上涌現出來，然后才給自己下定義。

▲“面具：嚴培明”展覽現場，2026年

嚴培明面對藍本的重繪，坦誠且充滿表現力，他將繪畫轉向了以身體揮灑顏料的行為實踐。動作的力量、身體的重量、目光所受的牽制，皆匯集于筆端，而落筆并無預設，只待時機一至，順勢而發。現實經驗早已昭示：當行為充盈的狂烈之勢愈盛，其本身便愈容易掙脫理性的羈束，畫筆下的筆觸張力，反倒會在對全局的失控中漸次消解。

然而，嚴培明的畫作從未屈服于“筆觸的流暢與宏大的表現力之間的平衡關系”，從第一筆落下，到畫完最后一筆，身體始終帶動畫筆，在巨大的尺幅里自由奔放。

展覽“面具：嚴培明”所涉及的身份、家族、血緣與生命議題，正是藝術家在跨越四十年的藝術探索中，通過肖像與自畫像系列持續深入、不斷追問的核心母題。

嚴培明曾將繪畫定義為終身的“面具”，他在公開的采訪時，仍然坦誠地提出面具之下的“隱藏”，而當今天在和美術看到嚴培明的自畫像與大猩猩并置時，依然會感慨，他的作品交予觀眾如此廣闊的，對“隱藏”的解讀和想象空間。

▲嚴培明，2025年

圖片來源：Thaddaeus Ropac

攝影：Clérin-Morin

?嚴培明ADAGP 巴黎

嚴培明所意識到的“肖像即面具”的深刻反思，成為他造訪東西方文化時具有溫度的串聯。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面具”的解釋，他并沒有完全遂從根植于儒家的東方面具哲學，將面子作為社交、禮教的道德秩序，或把面具功能性地化身為天人溝通的通靈工具，也沒有全然傾心于西方“他者凝視”下的面孔塑造，他用了一個謙遜且試探的詞——“隱藏”。這個詞的精妙之處在于，對東方智性隱其身而得以和諧，對西方的批判藏其面而迎合的，兩者關系相融合的“面具觀”。

▲“面具：嚴培明”展覽現場，2026年

嚴培明筆下的面具是通往現實存在的路徑，他所畫的每一張臉，是人類為了生存而必須承受的對真我的束縛。

畫肖像，顯然并非為了撕破和挑戰這層束縛，嚴培明更像一個指引精神的智者，在同情生活中悲壯的生命個體時，以身體的繪畫宣泄一種集體性的、東西方共同的、渴望顯現的創傷與力量。這種繪畫哲學，是嚴培明將西方表現主義的創作方式與他跨文化背景里的東西方同有生命強度的平衡。

▲“面具：嚴培明”展覽現場，2026年

如此的平衡，也為嚴培明的作品帶來了更多探討面具“顯現”的可能性，他在不同時候面對圖像的心態變化，為他的巨幅肖像注入了關于身份、象征與觀看的邏輯，作品常以幾條線索相互交織，共同構筑起審視肖像的立體維度。

▲《三重自我肖像》在嚴培明工作室中

圖片來源：藝術家及Clérin-Morin

攝影: Clérin-Morin

? Yan Pei-Ming, ADAGP，巴黎

如《三重自我肖像》以三聯畫的形式將沉思的我、作為教皇的我和旁觀的我并置，在多重的表演性建構中探索跨文化個體身份的撕裂與重塑。在東方思想里，他將自我的撕裂感升華；在西方的思維面，他又用面具打破了“我是誰”被賦予“面孔”的壁壘，以一種表演性的實驗，創造他者凝視下的個體，揭示自我的虛構，又以俯首前瞻的目光，將面具從文化符號升華為對自我期待顯現的信號。

▲“面具：嚴培明”展覽現場，2026年

自由迸發的筆跡仿佛給畫面建構了一種充滿變數的沖突底色，它們交融奔涌，化身為那一群朝觀眾走來的獅子，野性里裹挾著撕裂空氣的爆發，原始的生命力聚集于灰色的線條里，帶著威懾力奔涌，每一處透出的都是氣勢磅礴的對面具的宣告和對面孔的期待。

嚴培明作品里肖像的深度，來自不美化、不抒情、不回避痛苦的坦然直視，它們緊貼當下的生活，每一張面孔都以直視回應了當代視覺語境下對痛感的共通體驗。

▲嚴培明，《紅狼》，2025年

攝影：André Morin

大概從2010年開始，嚴培明的動物系列開始大量展出，完全沿用人物肖像的語言，同樣的氛圍，同樣的筆觸，巨幅尺寸，與人物肖像彼此照應。動物系列并非是自然寫生，他似乎意在把動物當作“另一種人類”，這意味著人類中心主義的失效，將人道主義擴展為所有生命更廣泛的生命倫理。文明與自然的邊界被打破，嚴培明用動物的赤裸生命力，叩問“我們從何而來？人性如何孕育？”

▲嚴培明，《野性角逐：呼嘯之年》，2021年

和美術館展覽現場

他把人類社會的身份表演與面具偽裝，拉回生命演化的宏大時間軸，讓生命本質在進化與文明的張力中被重新看見。人類肖像、動物肖像、歷史人物、風景，這些表面上并無關聯的題材，是嚴培明理性回望現實的表達。

他追溯并放大繪畫傳統，同時原創語言，凝聚力量的表現，從而讓觀眾直面這個世界被忽視了的現實沖突，感受生命里生與死存在的重量。正如嚴培明自己所言：“我不是浪漫主義畫家，我是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畫家。”

以上僅代表個人觀點

《收藏·拍賣》雜志公眾號獨家稿件

收錄于《收藏·拍賣》雜志2026年夏季刊

原標題《當面孔成為面具：嚴培明肖像繪畫中的身份、權力與觀看》

作者：鄭小序

新西蘭懷卡托國立理工視覺藝術碩士

通過策展、影像和寫作等方式

揭示“存在”與“生命”敘事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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