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是無數人青春里難忘的一段旅程，頂尖科學家也不例外。今天，我們走近3位院士，聆聽他們當年的高考故事：有陰差陽錯的緣分，也有“考不上就回家務農”的坦然，然而人生的轉折往往就在那一口“氣”中……

陰差陽錯的緣分，把我帶到熱愛的事業中

郭光燦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教授

1960年，我參加高考。那時的高考時間和現在不一樣，當年是7月20日至22日，共3天。福建的7月，天氣非常炎熱，但我當時心靜如水。

郭光燦

試卷發下來，我掃了幾眼后就覺得，沒有能難倒我的題目。考的知識點都來自課本，我答得很順利。唯一沒把握的就是語文作文。事實證明，我所有的科目中，語文確實是得分最少的。

對我來說，高考不是沉重的負擔，整個考試過程都十分輕松。一直到考試結束，我都沒太當回事，更沒有和其他同學“對題”。偶爾聽到別人在那里對答案，也只發表一下“這個是對的、那個是錯的”之類的意見。

我后來從事的是量子光學相關研究。不知道是機緣巧合，還是冥冥中的某種暗示，我清楚地記得，那年高考物理試卷中，光學題格外多。10道大題中的第三、第四道題都涉及光學知識，兩道大題占了19分。我的物理考了99分，只丟了1分。

我之所以考試時一身輕松，除了平時學得比較扎實外，也與高考前發生的一件事有很大關系。

高考前有一天，校長通知我和幾個同學去醫院體檢，但當時并未告知原因。體檢時，醫生隨口說：“你們這幾個人怎么這么聰明，有機會去蘇聯留學！”我們這才知道，自己被選為“留蘇預備生”。

1960年那會兒，能去蘇聯見世面，是非常令人自豪的。本來能從漁村考到泉州五中讀書，已經是做夢都不敢想的事了，現在居然要被送到蘇聯。我當時一激動，血壓噌噌地往上躥，醫生給我反復量了好幾次，血壓就是下不來。醫生知道我們太激動了，就在血壓那一欄隨手填了個“高壓150”。

現在想想，那個血壓大概是混合了巨大的激動、惶恐，還有對未來的憧憬吧。

我們當年是考前報志愿。我的第一志愿當然就是“留蘇預備班”了，但我沒能如愿。一開始我以為是沒考好所以沒能去成，但后來才知道，那時候中蘇關系緊張，國家政策突然變了，我最終沒能走上赴蘇聯留學的路。

第二志愿保住了我——我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下簡稱中國科大）無線電電子學系錄取了。

填寫志愿也有一件有趣的事。記得填報志愿時，我唯一的目標是“學半導體”。那時候根本不懂大學專業是怎么分的，只知道北京大學的半導體專業設在無線電系，就理所當然地以為中國科大也是這樣。結果進了校門我才發現鬧了笑話：中國科大的半導體專業是在物理系。當時，我心里還嘀咕了一下，不過很快就想通了。我琢磨著，既來之則安之，把眼下的專業學好才是最要緊的。

現在回頭看，這是我人生中一個方向性的轉折點。就在我入學的1960年，世界上第一臺激光器誕生了。很快，我們無線電系順勢新開了一個專業——氣體電子學專業，其中涉及“氣體激光”。新專業報名那天，我二話不說就報了名，從此跟光打上了交道。這就是我最初的科學選擇，帶著陰差陽錯的緣分，一點點走到了自己最熱愛的道路上。

多年以后，我常跟年輕人說起這段經歷。人生經常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出路的走向可能出乎意料。高考重要嗎？當然重要。它把我從一個漁村少年推向了科學的殿堂，讓我有機會聆聽嚴濟慈、錢臨照等大師的課，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

但高考從來不是終點。更重要的是，你得找到真正熱愛的東西，并且肯為它下苦功。不管時代把你推到哪個方向，那份熱愛會帶著你去往意想不到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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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完就回去干農活，不知道考了多少分

袁亞湘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研究員

我出生于湖南資興農村，15歲高中畢業后，回老家當了3年農民。因為從小喜歡數學，在干農活之余，我把能找到的初高中教材翻來覆去地看。生產隊覺得我數學好，便要我做保管、出納等工作。

袁亞湘

1977年，我的父親從縣城帶回了恢復高考的消息。他找到生產隊隊長，請求給我一個月假期備考。于是，我脫產了一個月，到曾經就讀的高中租了一間房住下，每天和幾個備考的同學一起復習。學校雖然給我們安排老師指導，但主要還是靠自己做題。

那時，在農村每天就是干農活，沒想過別的。有機會參加高考，就好像參加單位舉辦的五子棋競賽一樣——考不上就考不上；能考上，大概就可以去鎮上工作，不用再當農民了。至于成為科學家，在那時我是從未想過的。

高考的考場設在我的初中學校。當天考了語文、數學，沒有考英語，印象中政治和歷史一卷，物理和化學一卷。我們有位老師押中了語文作文的題目，大致是走進考場的想法、考上大學的志向等。我提前準備了內容，寫了“如果考上了，我會為國家好好學習；如果考不上，我就回去好好當農民”之類的話。

考完試，我就回去干農活了，之后一直沒有主動打聽過結果。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

后來，老師對我說，我的水平可以報考湘潭大學，將來可以到長沙工作。對當時的我來說，能在省城工作當然很不錯了。但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是什么水平，因此不知道自己頂格可以報考什么樣的學校。

報考專業也是老師幫我出的主意。他們建議我填報湘潭大學數理系計算數學專業。當時計算機剛剛興起，我們這些農村孩子聽都沒聽過。因為我喜歡數學，老師認為數學跟計算機掛鉤，可能會有很好的發展前景。后來，縣里貼了錄取榜，是我父親看到了我被湘潭大學錄取的消息。

從我的經歷來看，高考成績在人生中既重要，又沒那么重要。現在中國人平均壽命近80歲，而高考一般是在18歲。從數學角度，人生的“黃金分割點”還沒到呢！人生是一場馬拉松，高考只是開始階段，人生更需要后勁。

我喜歡長跑。在湘潭大學的4年里，我每天早上跑5000米，風雨無阻，這使我原本并不健壯的身體變得越來越健康。我不僅在學校運動會的長跑比賽中拿到名次，身高也從1.69米長到1.77米。

從上學到工作，順其自然的我都沒有預先設立宏大的志向。我一直覺得，人生真正的競爭在后面，而現在有些家長太看重前面了。孩子天性是愛玩的，如果從小就逼著他們學太多知識，可能會適得其反。其實孩子只要懂得不斷努力就行了，早期用力過猛往往是不好的。

我的人生就像跳遠，不設定目標，而是盡量往遠處跳；如果像跳高那樣預設一個高度，跳不過可能就會很郁悶。我唯一要做的是不斷努力，并不強求最終能取得什么成績。

現在的年輕學子生活在一個很好的時代，有互聯網、有各種書店，能夠從各方面獲取知識。我希望年輕學子們一定要珍惜所處的美好時代，不要荒廢，不斷進步。輸贏不在起跑線上，更不在比賽中程，只要保持速度、不斷進步，任何人都會有所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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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轉折往往就在那一口“氣”中

郭萬林

中國科學院院士、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

高考如約而至。作為一名在科研和教學道路上走過了40多年的老師，每到這個時候，我總會憶起那個40多年前的夏天。

郭萬林

1960年，我出生于陜西省眉縣。在那段特殊的歲月里，我曾有7年時間遠離學校。彼時，在家中務農的我，對知識有著強烈渴望，對大自然也充滿好奇。那時能找到的書很少，但只要借到一本書，我便會一口氣讀完，常常借著油燈的一點亮光讀書到天亮。

我清楚地記得，1977年臘月的一個下午，斜陽夕照。我在村口路邊碰到一位剛下班回家的村醫。村醫知道我好學，便把手里一份《人民日報》遞給我。報紙上刊登著作家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報道了數學家陳景潤摘取“皇冠上的明珠”的事跡。這個故事深深打動了我，并在我心里種下科學報國的火種。

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春風吹到關中平原。在兄長的鼓勵和教導主任的關心下，我得以進入高中插班學習，準備應考。

那時，我連26個英語字母都認不全，但我特別珍惜學習時光，全神貫注地投入學習。人生的轉折往往就在那一口“氣”中——我邊學邊補，把別人休息、玩耍的時間悉數投給了學習。僅僅幾個月后，我便在全縣高中數理競賽中獲得第一名。

至今我還記得當年頒發的獎品：一支鋼筆、一把計算尺和一套大的有機玻璃三角尺。它們一直陪我度過了以后的大學時光。

1981年，我以全縣第三的高考成績，被西北工業大學飛機系飛機結構與強度專業錄取。一個質樸的心愿從此生根——“借張桌子，借張椅子，好好學習，畢業后成為一名為祖國建設添磚加瓦的工程師”。

由于格外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我在大學里成績優異，還獲得第一屆免試研究生資格。研究生階段，我更是一頭扎進當時國內剛起步的飛機損傷容限設計領域，并在博士期間提出三維約束參數和三維彈塑性斷裂的理論解。這一成果后來被國際學術界冠以“郭因子”“郭解”。

工作后，我又從一個偶然的實驗現象入手，用十多年時間發現了能從雨滴、波浪、水蒸發中捕獲電能的“水伏效應”，開辟了被國際學術界稱為“水伏學”的全新學科方向。

從秦嶺腳下的勞動少年，到建立“郭理論”的學者，再到開創“水伏學”的國際前沿科學家，我人生跨越的起點正是40多年前的那場高考。

在我眼中，高考最具價值的地方在于，它給了像我這樣的農村孩子一個立于世界科技發展前沿的機會——沿著知識階梯攀得越高，所看到的風景就越美。走進大學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戰在于此后的每一天——你是否足夠自律，是否有開闊的眼界，是否能將個人理想與國家需求緊緊綁在一起。只有做到這些，人生的畫卷才會徐徐展開，呈現出最壯美的風景。

此刻正坐在高考考場上的學子們，愿你們平心靜氣，從容作答。愿你們的每份努力都能被看見，也愿你們在追逐夢想的旅途中，看到屬于自己的最美風景。

轉自中國科學報微信公眾號，《中國科學報》記者趙廣立、陳彬整理。

（本文編輯：劉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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