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d a Rowdy English Nobleman Mastermi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美國的獨立戰爭通常被視為一場在本土打響并取得勝利的戰役。然而，一本新書指出，這場戰爭實際上是由遠隔重洋的跨國精英階層所推動的。

本文即將刊登于2026 年 6 月 15 日的《紐約客》雜志，印刷版標題為“Disorderly Duke.”作者：亞當·戈普尼克（Adam Gopnik）是一位專職作家，自 1986 年以來一直為《紐約客》撰稿。

里士滿公爵收藏塞弗爾瓷器，鐘情巴黎，支持約翰·威爾克斯，與托馬斯·潘恩交好，并助力奠定了美國革命的思想基礎。插圖：Ben Wisman

美國人希望將美國革命“美國化”。我們承認幾位獨樹一幟的哲學“祖父”——洛克、孟德斯鳩以及其他幾位——的存在，也認可幾位超級好友的助力，比如拉法耶特。在我們的想象中，拉法耶特宛如“海王”般降臨，為華盛頓這位“超人”（以及漢密爾頓筆下的“蝙蝠俠”）保駕護航，共同組成一場啟蒙時代的正義聯盟。然而，美國人始終縈繞于心的觀念是：這場革命完全是由美國本土力量所推動的。機智的杰斐遜、沉穩的華盛頓、好爭辯的亞當斯，還有那既憨態可掬又幽默風趣、談情說愛的富蘭克林——我們渴望它成為一種從田間到餐桌般的意識形態本土主義行動。我們抗拒這樣的看法：這場革命或許其實是出自一群精英階層之手——一群具有國際視野、受過良好教育、跨越國界的群體——不妨稱之為“伏爾泰階層”。他們曾在巴黎沉迷于性冒險，在倫敦和波士頓則熱衷于政治鼓動。我們一心認定，這一切都應發生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

然而，近年來，涌現出大量精良的歷史著作，它們確實將革命視為源自這一跨越國界的群體。在賈斯汀·杜里瓦日十年前出版的《反抗帝國的革命》一書中，我們了解到，所謂激進輝格黨人形成了一個橫跨大洋的聯盟，其思想“在波士頓、布里斯托爾和孟加拉蓬勃發展，而對混亂與放縱的擔憂則引發了哈德遜河谷及英格蘭各郡鄉村精英的警覺。”（杜里瓦日此后已離開學術界，他嘆息道：“盡管美國史學界對美國例外論多有批評，但我認為許多歷史學家其實仍深陷美國例外論的窠臼。”）近期法國學者對拉法耶特的研究，則更多地強調他的角色并非單純的超級好友，而更像是一位具有監督職能的盟友。

這種觀點——即美國革命是由他人促成、在別處發端的——在政治理論家、古典學者兼哈佛大學教授丹妮爾·艾倫的新書《激進公爵》（Radical Duke，Liveright出版社）中，從未像如今這般被如此強烈地提出。盡管該書的體例不過是一部關于查爾斯·萊諾克斯（1735-1806），即第三代里士滿公爵的全新傳記，但它卻為美國革命的英國起源提出了一個極為大膽的論斷。“殖民地走向革命的每一步行動，其先兆都已在英國顯現，”艾倫向我們保證道，“人權觀念、革命理論以及對人民主權的呼吁——所有這些思想，早在倫敦便已萌芽，遠早于殖民地。”本書的觸發事件是幾年前艾倫在西薩塞克斯的一份檔案記錄中發現了一份神秘而極早期的《獨立宣言》副本，該副本源自這位公爵的文獻資料。自此之后，她便孜孜不倦地追尋著里士滿公爵在那場暴力動蕩中留下的痕跡——正是這些動蕩先于并塑造了我們的革命。在她的敘述中，里士滿的確浮現出作為這場革命之始祖的形象：他通過自己的理論思考、幕后議會與論戰中的巧妙運作，以及對托馬斯·潘恩的贊助，成為這場革命的真正奠基人。

艾倫認為，里士滿不僅是革命的締造者，更是現代政黨——即跨越階層、志同道合人士的集會——的奠基人之一，也是首位提出“以選區為基礎的現代民主代表制”理念的人，主張各選區人口規模應均等。更令人稱奇的是，她還添上了一絲頗具陰謀論色彩的精彩推斷：臭名昭著的“朱尼厄斯書信”——這一系列在1760至1770年代震撼英國政壇與王室的信件，竟然是里士滿暗中操刀之作！而她的這位英雄人物，則身處一個精心挑選、偽裝巧妙的激進作家圈子的核心，其中還包括潘恩和埃德蒙·伯克等人。

他所做的一切，本質上都是政治。身為上議院議員，里士滿一生都受益于一種階級制度——令人費解的是，這種制度既比人們想象的更加森嚴等級，又對新成員的涌入更為開放。一方面，他擁有廣袤的地產和古老而不可撼動的地位——誰也不敢輕易招惹里士滿公爵。另一方面，他卻早已習慣與出身遠較自己卑微的人共進晚餐、暢談交流，無論對方的政治立場如何：主張革命的潘恩來自一個從事緊身胸衣制造的家庭；另一位好友、保守派的塞繆爾·約翰遜，則出身更為樸素的鄉村中下層家庭。里士滿雖貴為貴族，卻從未流露出絲毫勢利之態。

他為何會走向激進？這似乎正是人性中個人與政治交織的必然結果。在18世紀60年代，他因新國王喬治三世而備受疏離。正如艾倫所指出的，喬治三世年輕時——在瘋病發作、美國獨立戰爭降臨之前——被普遍視為一位極為開明且受過良好教育的君主，尤其酷愛閱讀孟德斯鳩的作品。然而，喬治卻曾追求過里士滿的十幾歲妹妹莎拉，隨后又冷落了她，轉而迎娶了一位出身低微的德國公主。王室廷臣們認為，與國內貴族聯姻實為下策，因為這會將他卷入黨派紛爭不斷的輝格派政治斗爭之中。（英國王室自復辟以來，本就刻意避免完全成為純粹的英國家族。）于是，莎拉飽受羞辱，令她的哥哥憤慨不已；更糟糕的是，她后來竟因一場私生子懷孕而“徹底崩潰”。幸運的是，她日后嫁給了喬治·納皮爾，成為他的第二任妻子，并與其育有許多子女，從而重新奪回了自己的社會地位。這表明，社會恥辱其實并不像我們通常所認為的那樣不可挽回。

無論如何，里士滿的政治生涯絕非鼠目寸光。他一生都清楚，民主理想的勝利必將限制他所屬階層與家族的權力。正如他的精神后裔、安東尼·特羅洛普筆下的普蘭塔金特·帕利瑟一樣，他深深迷戀著這一理想，卻并不一定指望它能在自己有生之年實現。事實上，他似乎完美體現了輝格黨人那種極其真誠且近乎全然無私的美德：無論推理導向何方，他都甘愿追隨，而絲毫不顧個人得失。

里士滿走向政治激進主義的進程似乎還受到了另外三個因素的推動：他在法國的種種經歷——既有美好的回憶，也有不愉快的體驗；激進的國會議員約翰·威爾克斯；以及，或許最具決定性意義的是，他與潘恩之間那場看似不可能的結盟與深厚友誼。里士滿經常前往的法國是他最鐘愛的地方。然而，他在軍隊中最要好的朋友詹姆斯·沃爾夫——這位日后以將軍身份領導了那場戰役，使魁北克永久納入英國版圖——卻對凡爾賽宮深感厭惡，艾倫確信，里士滿也持相同看法。在與里士滿一同造訪宮廷之后，沃爾夫曾寫道：“成群結隊的男女聚集于此，以最卑恭的姿態向同種生物行禮致意”——顯然，當時的法國宮廷氛圍頗似一場特朗普內閣會議。但在那個時代，絕對主義與風流韻事往往交織在一起。每年夏季前往巴黎時，里士滿收藏了一大批迄今無與倫比的塞弗爾瓷器，并與那位杰出的沙龍女主人兼絕色佳人瑪格麗特·德·康比斯夫人展開了長達數月、隨季節更迭而延續的浪漫情緣。正如里士滿的妹妹贊許地所寫，當時貴族階層普遍奉行多角戀的風尚，“她在各種場合都表現得恰到好處。”（與此同時，里士滿已在故鄉與一位同樣出身貴族的女子締結了一樁經人撮合的婚姻。）康比斯夫人為他帶來了他所亟需的智慧與性愛。通過融入她的社交圈，他逐漸開始欣賞起法國的異見人士狄德羅、伏爾泰和盧梭。而這一切的背后，則是他對孟德斯鳩的研讀——孟德斯鳩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將實用主義與哲學融為一體。

里士滿公共生活的中心，是成立于18世紀60年代、總部位于倫敦的“鼓勵藝術、制造業與商業協會”。該協會的存在本身便對專制統治構成了有力挑戰。后來人們習慣稱其為“藝術學會”。這個協會匯聚了傳統上地位較低的手工藝與工程技術領域——比如如何在弗吉尼亞州種植葡萄園，或如何在倫敦織造絲綢——同時也吸納了更高層次的哲學與文學議題。它游離于英國王室慣常的贊助體系之外，之所以能帶來變革，部分原因在于其內部運作與政治體制真正實現了民主化：一人一票，甚至在當時極為罕見地賦予了女性同等的選舉權。正如檔案學家D. G. C. 艾倫所指出的，人們對協會職位的選舉格外重視，正是由于這些選舉以一種微型化的形式，生動地展現了未來民主選舉的模樣與氛圍。事實上，日后國王還創立了皇家學院的《建院章程》，作為更具專制色彩的對應機構。

藝術學會是里士滿本地一家頗具特色的第三種性質的機構，堪稱半公共咖啡館。然而，他人生中更具轉折意義的一幕，則是一樁與約翰·威爾克斯有關的丑聞。威爾克斯以相貌丑陋、才華橫溢、思想激進且好色聞名。他曾是臭名昭著的“地獄之火俱樂部”的成員——這個俱樂部堪稱當時那些以撒旦式追求為樂的團體之一（不妨聯想一下我們時代的齊柏林飛艇樂隊），其活動多半不過是醉酒后的荒唐把戲。盡管如此，無論從政治立場還是個人聲望來看，威爾克斯在1760年代竟成功當選為國會議員；隨后卻因先前曾被判犯有煽動叛亂和褻瀆神明的誹謗罪，而遭到執政黨開除。一時間，“威爾克斯與自由”成了整整一代人的吶喊口號，還配有一幅由他的宿敵威廉·霍加斯精心繪制的精彩版畫：畫中的威爾克斯面目猙獰，咧嘴而笑，活脫一個魔鬼模樣。不過，霍加斯身為一位技藝高超的藝術家，即便描繪魔鬼形象，也難掩其魅力十足的特質。令人頗感意外的是，里士滿竟然挺身而出，支持威爾克斯——正如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在1968年力挺艾比·霍夫曼一般——并持續為他奔走呼號，歷經一系列審判與議會辯論，最終促成威爾克斯得以恢復資格。

正是在這一時期，里士滿似乎首次結識了托馬斯·潘恩——當時一位滿懷抱負的論戰家，里士滿很快便慧眼識珠，發現了他的才華與個人魅力。據稱是一項頗具學術價值的發現，艾倫將里士滿置于一群匿名作家的核心位置。這群作家共同策劃并撰寫了“朱尼厄斯書信”，隨后這些書信在《公眾廣告報》上刊發。這些書信文辭雄辯、無所畏懼、廣為流傳，充滿激情地倡導民主，并強烈支持威爾克斯；其中一封信甚至警告國王：“王權雖由一次革命而得，亦可能因另一次革命而喪失。”（當時，《公眾廣告報》的老板被捕，但并未牽連任何一位匿名作家，最終他們在法庭上被宣告無罪。）

朱尼厄斯的身份長期以來一直撲朔迷離。艾倫認為，朱尼厄斯實際上是一群作家組成的聯合體，他們在里士滿的總體指導下行動，其中主要成員包括潘恩和伯克。在亞當·斯密的一部非常早期的傳記中，有一則軼事：議員威廉·杰拉德·漢密爾頓告訴里士滿，有一封出色的朱尼厄斯來信即將發表，但困惑不已的里士滿卻怎么也找不到這封信刊登在《廣告人》上，這似乎暗示著，那封信很可能正是由漢密爾頓所撰。如今，我們可以重新解讀這一故事，認為里士滿其實是在裝傻充愣，故意散布這個謠言，以轉移他人對他的追蹤。

因此，1774年帕恩離開前往美國時，并非他所聲稱的那樣天真無邪的政壇新人。他如今或許可被稱作一名“外部煽動者”，是里士滿特意派去的，旨在將民主的新理念帶到帝國邊陲——一位啟蒙時代的列寧，被派往波士頓港。

隨后，1780年6月2日，里士滿公爵在上議院提出了一項動議，呼吁實行普選制，取消對男性選民的財產與階級限制。“這是英國歷史上首次提出此類動議，”艾倫寫道，“很可能也是現代世界首例”；鑒于即便是雅典民主制度也對投票資格設有多重限制（不僅要求投票者必須是男性，還須曾服過兵役），這一提議很可能是西方歷史上首個此類舉措。這項提案基于一個簡單而重要的理念——這一理念雖源自孟德斯鳩，卻并不完全依賴于他：只有先明確公民平等的權利，才能真正開始討論行政權的運作問題。

當然，事情最終還是出了差錯——這本就是常有的事。那個時代的動蕩并未催生一場民眾的民主革命，而僅僅引發了一場戈登暴動——一場結局被扭曲的起義，令里士滿深感絕望：這場暴動竟演變成狹隘的反天主教情緒。正如南北戰爭期間紐約市的暴動，原本針對征兵制度階級本質的真正不滿，也被歪曲為針對黑人的仇恨與憤怒。里士滿的理想徹底破滅了，他自己也心知肚明。

奇怪的是，盡管他的極端主義理想已告破，但在英軍于約克鎮戰敗后，他的政治影響力反而與日俱增。里士滿入主政府，并開始與那位酷愛孟德斯鳩著作的國王展開一種默契的合作；兩人共同達成了一種實質上隱含的憲政安排。國王依然位居最高地位，但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憲法約束——這種安排，本質上，至今仍沿用未改。

里士滿的晚年頗為奇特。他的門生佩恩回國后，竟癡迷于一項計劃：在塞納河上修建一座鐵橋。然而，艾倫令人信服地指出，佩恩還帶了一份珍貴禮物——一份1776年出版的《獨立宣言》原件。佩恩認為，這份宣言正是由里士滿起草并促成的。不久之后，佩恩與里士滿徹底決裂。確切地說，佩恩此人猶如一道閃電，既迅疾耀眼，又充滿震撼力；他一旦對誰心生不滿，便毫不留情地反目成仇，而他對所有曾給予他幫助的人，無不如此。惱怒至極的里士滿似乎將佩恩的這份禮物四折后，藏進了自己的文稿之中。

讀著艾倫的這些篇章，人們不禁一次又一次地思考同一個問題：公爵究竟是如何逍遙法外的？他提出的觀點，若出自他人之口，本該被視為叛國之舉，可他卻輕描淡寫地繞過種種質疑，隨心所欲地進出政府。這其中固然有富貴人家的傲慢與身居高位的自得其樂，但也部分源于那些根深蒂固的寬容習性——正是以藝術學會及其周邊“談話沙龍”為代表的群體所培育的這種寬容精神，而已故的尤爾根·哈貝馬斯也曾盛贊過它：將咖啡碟視作啟蒙運動的圣壇。在英語傳記中，最令人稱道的段落之一，便是博斯韋爾對1776年那個命運多舛之年的奇特晚宴的記述——當時，激進至極的威爾克斯與守舊保守的塞繆爾·約翰遜同席而坐，兩人竟成了摯友并一直保持交往。他們二人皆是里士滿圈子的成員，也都樂于就某一觀點展開辯論，從不因對方持不同意見便將其拒之門外。當然，也有其他處理方式。若干年后，雅各賓派才意識到，對付異見的一種手段竟是直接除掉持不同政見者——這一教訓后來被革命者和激進分子們代代相傳。如今，全球精英階層的閑談可謂是最遭人詬病的言論類型。然而，正是通過調和對立的實踐，這種閑談往往成為捍衛自由最可靠的盟友。

我們是否應采納這樣一個大命題——沒有里士滿，就沒有革命？當然，任何單一原因論都難免會陷入困境。事實上，這場革命的實現必然依靠的是多種力量的聯合。只需想想英國對抗納粹主義的歷程，便不難意識到，那場斗爭匯聚了帝國主義者、憲政主義者、頑固守舊的貴族，以及最早幫助溫斯頓·丘吉爾上臺、五年后又合力將其趕下臺的社會主義者。促成美國革命的聯盟同樣五花八門。

然而，這一事件與前一個世紀的英國革命形成了鮮明對比。盡管后者在余波中不乏平等主義的思潮，但其本質仍帶有宗教色彩且導致了教派分裂。相比之下，美國革命從本質上講，坦率而無可否認地秉持著世俗主義立場。在里士滿的著述中，似乎僅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宗教指涉——他頗為謹慎地指出，所有人類皆可成為民主社會的成員，正如所有人皆可成為教會的成員一樣。不過，這一表述更像是一種策略性論點，而非源自內心深處的強烈沖動。事實上，他所提出的論點是：若要真正贏得重視，教會就必須具有普世性，而非宗派化。誠然，當里士滿日后在一封致侄子的備忘錄中總結人生的點滴與樂趣時，其中竟絲毫不見虔敬之意。

他的核心觀點是：公民身份高于信仰共同體。盡管并非只有他一人持有這一理念，但唯有他能在當時難以直言之時，自由地表達出來。當他談及與愛爾蘭的聯合時，他堅決主張建立一種分權化的政府，并提出了一種全新的共同人性觀——正如他所言：“一種心靈與雙手、情感與利益的聯合。”而美國革命的獨特之處，在于它引入了一個詞，喬治·華盛頓能夠毫不做作地使用——“自由主義”，以及與之相伴的一系列概念。這種詞匯，恰恰屬于那種受過良好教育、具有國際視野的知識階層所獨有；正是這類人群，后來的論戰試圖讓我們免受其影響。孟德斯鳩的言論被注入伏爾泰的腦海，隨后伏爾泰又迫不及待地將這些思想灌輸到夫人耳中，夫人又與她的男友——公爵分享了這些觀點，公爵則將它們轉贈給伯克，再由伯克連同潘恩一起，將這整套思想送往美國……這一切確實在這里發生了，但之所以在這里發生，是因為它早已在別處被構想出來。它的世俗色彩并非其唯一的烙印，然而，這正是它最獨到之處。

在美國迎來二百五十周年之年，我們的任務是使這場革命擺脫地方主義的局限，同時又不過分貶低其獨創性。美國革命所秉持的是一套具有世界主義色彩且世俗化的學說與信念：各種群體和諧共存，不偏袒任何單一宗教團體，而最重要的是，它依賴于一套可靠且大致公正無私的司法體系——我們勉強稱之為“法治”。

這些由人類發起的里士滿革命，其結果也正如人們所料，帶有鮮明的人性特征。美國革命建立了一套設計精良的制度，卻容忍了奴隸制的延續。法國人推翻了延續千年的專制世襲統治，卻很快陷入恐怖與戰爭的泥潭。（公爵的情婦不得不逃往倫敦。）這些思想并非源自美國本土，而是席卷整個西方世界的一股潮流，最初只掌握在少數富有遠見的先驅手中，隨后才逐漸為普通民眾所共享。正如威爾克斯的激進運動一樣，它們起初由寥寥數位博學而憤慨的精英發起，卻點燃了廣大同樣憤慨的民眾心中的熊熊烈火。

如今，一些作家熱衷于將美國建國文件的缺陷歸咎于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的叛國行為，卻拒絕承認，唯有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才有可能創造出這些文件。它們所蘊含的思想在歷史上依然堪稱卓越而獨樹一幟：不同信仰、觀念與群體并存共處，并非出于多數派的勉強妥協，而是所有群體最自然和諧的相處方式。

華盛頓戰后致羅得島一猶太會眾的信，至今仍值得稱道，因為它出自一位保守派、蓄奴的軍人之口，以言簡意賅的方式表達了半個世紀前還無法公開宣示的信念：“如今，我們已不再將寬容視作一種特權——即某一群體對另一群體固有自然權利的縱容。幸運的是，美國政府絕不姑息偏見，不助紂為虐，它只要求生活在其庇護之下的人們以良民之姿自處。” 這些關于寬容與公民身份的觀點，曾一度如此激進，以至于連公爵都難以直言不諱。時至今日，它們依然如此激進，因而始終面臨持續不斷的挑戰。美國革命最富美國特色之處，在于它那場革命性的主張：歸屬感不必由出身、血統或社會地位所決定，公民身份完全可以經由個人選擇、拓展與重塑而獲得。這種理念，曾一度只有極富權勢的階層才敢大聲說出。然而，一場革命爆發后，人人皆可暢所欲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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