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故事純屬虛構。人物、地名、校名、時間線、職務均為虛構創作，不指向任何真實事件或真實人物。）

甘棠墨客 鄧啟金

一

案發后第三天，13月35日，上午九點半。

江城賓儀館最大的告別廳——百合廳，門楣上掛起了黑紗。廳堂面積一百八十平方米，是正廳級干部的標準配置。地面鋪著深灰色大理石，墻面用米黃色軟包，頂上懸著三盞水晶吊燈，光線被調到最柔和的檔位，照得整個空間像一潭死水。

這場追悼會是匆忙召開的。前一天下午，法醫剛剛走完流程——沒有解剖，因為死因明確：多處銳器刺創致失血性休克死亡。法醫拍照、取證、縫合創口，前后用了不到四個小時。遺體縫合完畢，賓儀館連夜化妝、入殮，校辦通宵趕制挽聯、花圈、主持詞。

一切必須在今天完成。因為明天，省里還有一個重要的教育工作會，校領導都要參加。拖到后天，就“不合適”了。

尤其是不能在高考期間辦喪事，這太忌諱了。本來江城官場大地震還余震不斷。

正中央的長條桌上，擺著趙正綱的遺像。照片選的是他五十八歲那年拍的證件照——頭發染得烏黑，眉頭微蹙，嘴角帶著一絲若有若無的笑意，目光越過鏡頭，看著某個遙遠的地方。那是一個習慣了發號施令的人的眼神，不是在看人，是在審視。

遺像兩側，挽聯用金粉寫在白色絹布上。上聯：一生勤勉育桃李滿天下；下聯：半世清廉守初心照人間。落款是“江城理工大學黨委、行政”。

沒有人問這幅挽聯是誰寫的。也沒有人問“半世清廉”四個字，到底經不經得起推敲。

靈堂兩側擺滿了花圈，密密麻麻，從門口一直排到主席臺兩側，再折返回來，像兩面白色的墻。

但一個細心的吊唁者會發現：沒有一只花圈是以個人名義送的。

左邊第一排，最大的那只花圈，挽帶上寫著：“中共江城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廳敬挽”。第二只：“中共江城理工大學委員會、江城理工大學敬挽”。第三只：“江城理工大學工會、離退休工作處敬挽”。

然后是各個學院：機械工程學院、電氣與信息工程學院、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經濟管理學院、文法與新聞傳播學院、理學院、外國語學院……每一個學院都送了，落款全是“XX學院黨委、行政”，沒有一個人單獨署名。

右邊那一排，是社會團體和行業組織：“江城省高等教育學會”“江城省機械工程學會”“江城理工大學校友總會”“江城理工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趙正綱生前在這些組織里掛著副會長、副理事長之類的頭銜，每一只花圈上都有這些頭銜，像一串干枯的榮譽勛章。

最角落里，有幾只花圈落款是“XX公司”“XX集團”——那是基建處聯系的施工單位和供應商。他們的挽帶上寫的是“沉痛悼念趙正綱副校長”，字跡工整，印刷體，看不出任何感情色彩。

沒有人以“弟趙正明”或“兄李建國”這樣的個人名義送花圈。

沒有人寫“老友”“同學”“兄弟”。

那些和他一起喝了二十年酒、唱了二十年歌、在飯桌上摟著肩膀喊“正綱兄”的人，那些在牌桌上輸給他幾萬塊還笑著說“趙校長手氣好”的人，那些在他面前彎腰低頭、敬酒敬到嗓子啞的人——他們送來的花圈上，全都掛著一個單位、一個組織、一個職務的名稱。

他們的名字，藏在那一長串冠名里，像一滴水藏進大海，安全、體面、不留痕跡。

二

九點剛過，百合廳門口就開始有人來了。

黑色的轎車一輛接一輛開進賓儀館停車場。來的男人全是深色西裝、白色襯衫，女人全是黑色套裝或素色連衣裙。他們下車后先在停車場抽一支煙，互相點點頭，低聲說幾句什么，然后掐滅煙頭，整了整領帶，緩步走向靈堂。

沒有人笑，也沒有人哭。表情是一種經過精確校準的肅穆——嘴角微微下撇，眉頭輕輕皺起，目光下垂，像在計算某種悲傷的劑量。

最先到的是省教育廳的一位副廳長。他姓周，五十五歲，頭發稀疏，戴著一副金絲眼鏡。他在靈堂門口站定，看了一眼挽聯，然后從口袋里掏出一張紙巾，在眼眶上輕輕按了按。紙巾是干的。

“周廳長，您來了。”校辦主任孫培元迎上去，聲音低沉。

“應該的。正綱同志是我們教育戰線的老同志了，為江城理工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周副廳長的聲音不高不低，剛好夠周圍五六個人聽到，“太突然了，太可惜了。”

他說“太可惜了”的時候，目光掃了一眼靈堂內部的布置，似乎在數花圈的數量。

孫培元引他到來賓簽到簿前。周副廳長拿起筆，在“職務”一欄寫下“中共江城省委教育工委委員、省教育廳副廳長”，在“姓名”一欄寫下“周某某”，然后簽下了日期。

字跡工整、規范，像填表格一樣標準。

然后是各兄弟院校的代表。

江城科技大學的劉副校長，今年五十二歲。五年前從外校調入，和趙正綱算不上深交，但在各種高校工作會議上碰過面，一起吃過幾次飯。他走進靈堂時腳步很慢，先在遺像前站了十秒鐘，然后轉身對孫培元說：“趙校長是個有魄力的領導，去年還在跟我商量聯合培養博士的事，沒想到……”

他的聲音哽咽了一下，但很快恢復了正常。

“劉校長，您請節哀。”孫培元說。

劉副校長走到簽到簿前，在“職務”一欄寫下“江城科技大學副校長”，然后頓了一下。筆尖懸在“姓名”欄上方，猶豫了零點幾秒，最終還是寫下了自己的全名。

不是“弟劉某某”，是“劉某某”。

他是以“江城科技大學副校長”的身份來的，不是以“趙正綱的朋友”的身份來的。

這個區別，在場的每一個人都懂。

三

九點二十分，江城理工大學的中層干部開始集中到達。

最先出現的是組織部長方志強。他五十四歲，是趙正綱一手提拔起來的。十年前，他還是一個普通的副處級組織員，趙正綱當上副校長后，把他從角落里撈出來，一步步提到了組織部長的位置上。

方志強穿著一件黑色羊絨大衣，里面是深灰色西裝，系著一條黑色領帶。他的臉色很白，白得不正常，像涂了一層粉。眼眶微微泛紅，但沒有人知道那是哭紅的還是昨晚沒睡好。

他走進靈堂，沒有先看遺像，而是先掃了一眼花圈的排列。目光在第一排和第二排之間快速移動，像在清點庫存。

然后他才轉向遺像，站了約莫二十秒，鞠了三個躬。

“方部長，您辛苦了。”孫培元走過來。

“不辛苦。”方志強說，“正綱同志走了，我們要把他的身后事辦好，不能讓他走得不安心。”

“正綱同志”三個字，語氣和他說“某位同志”沒有任何區別。

然后是人事處長韓繼明。四十八歲，精明干練，是趙正綱最得力的干將。人事處的職稱評審、人才引進、崗位聘任，每一項工作都由他執行趙正綱的意志。他是趙正綱最信任的人之一，也是這所學校里最清楚趙正綱那支筆意味著什么的人。

韓繼明穿了一件藏青色的西裝，沒有打領帶——這是整個靈堂里唯一一個不打領帶的男人。表情很平靜，平靜得像一潭死水。他甚至沒有在遺像前站太久，鞠了躬就退到一邊，跟方志強站在一起。

“韓處長，節哀。”方志強說。

“節哀。”韓繼明重復了一遍，聲音沒有任何起伏。

兩個人并肩站著，看著陸續進來的人，偶爾低聲交談一兩句。有人注意到，韓繼明的嘴角微微上揚了不到一秒鐘，然后迅速收了回去。

財務處長陳敏華來的時候，穿著一件黑色的連衣裙，外面套了一件米白色的風衣。她是少數幾個眼眶真正發紅的人之一——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因為昨天晚上她加班到凌晨兩點，整理趙正綱生前最后簽批的一批財務單據。那些單據里，有一筆三百二十萬的基建預付款，趙正綱簽字時把日期寫錯了，改了一次，又寫錯了，最后用修正液涂了重寫。

她看著那張涂改過的單據，忽然覺得那個簽名像一道符咒——現在，符咒的主人死了，這張單子還能不能走賬，她不知道。

陳敏華鞠完躬，站到了方志強和韓繼明旁邊。三個人的站位很微妙：方志強在最左邊，韓繼明在中間，陳敏華在最右邊。之間各隔著半米，不遠不近，不親密也不疏遠，像三根插在花瓶里的假花。

四

九點二十五分，趙正綱的家屬到了。

來的是他的妻子秦淑芬，五十八歲，比趙正綱小兩歲。她穿著一件黑色的棉質外套，頭發胡亂地攏在腦后，臉上沒有任何妝容。眼睛腫得像兩個核桃，嘴唇干裂，整個人像一株被霜打了的植物。

身后跟著趙正綱的弟弟趙正明，還有一個年輕的男人——趙正綱的兒子，趙思遠。

趙思遠今年二十六歲。在英國讀了兩年金融碩士，回國后進了上海一家私募基金。那家基金的一個合伙人，是趙正綱多年前在省里的一次招商引資會上認識的。那頓飯后，趙正綱幫那家基金在學校的一個校辦企業改制中拿到了優先認購權。作為回報，基金給了趙思遠一個“管培生”的名額，底薪八十萬，外加年終獎，入職不到一年就參與了一個數億的項目。

案發那天清晨，秦淑芬接到電話時渾身發抖。她先打給了趙正明，然后打給了兒子。趙思遠正在上海陸家嘴的公寓里睡覺，接起電話，聽到母親說“你爸走了”，沉默了很久，然后說了一句“我訂機票”。上午十一點，他從虹橋起飛，下午兩點半落地武都。在飛機上哭了一次，空姐遞了紙巾。下飛機后他就沒再哭。

今天是他在武都的第三天。

走進靈堂，看見父親的遺像，他的腳步頓了一下。那張照片他沒見過——父親什么時候拍的？在哪個照相館？他不知道。

秦淑芬一進靈堂，就看見了那只最大的花圈——“中共江城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廳敬挽”。她盯著那行字看了三秒鐘，然后目光移到遺像上。

忽然哭了出來。不是壓抑的啜泣，而是一聲短促的、撕心裂肺的嚎叫：“正綱——！”

趙正明趕緊扶住她。趙思遠站在一旁，表情僵硬，像一個不會演戲的演員被臨時推上了舞臺。他不知道該做什么——是該哭，還是該扶著媽媽，還是該站直了別動。

靈堂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過來。那是一種復雜的目光——有同情，有尷尬，有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煩躁，因為家屬的失控打破了追悼會的節奏。

“嫂子，節哀。”方志強第一個走過來，握住秦淑芬的手，聲音低沉而有力，“正綱同志走了，我們都在。您有什么需要，隨時跟我們說。”

秦淑芬抬起頭，看著方志強，嘴唇哆嗦著：“志強啊，你趙哥他……他怎么就……”

她說不出“死”這個字。

方志強拍了拍她的手背，沒有說話。表情是標準的哀悼表情——眉頭緊鎖，嘴唇抿成一條線，目光沉痛而堅定。但他的手只握了三秒鐘就松開了，然后不著痕跡地后退了半步，把空間讓給了后面的人。

韓繼明也走了過來。沒有握手，而是深深鞠了一躬，說了一句“嫂子保重”，然后退開。

陳敏華走過來，握了握秦淑芬的手，說了一句“嫂子，節哀”，聲音很輕，像怕驚醒什么。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沒有人再走過來。其他人都站在原地，用目光表達哀悼，但沒有人邁出那一步。他們的目光和秦淑芬之間隔著一道看不見的墻——那道墻叫“分寸”，叫“合適”，叫“我們是來參加追悼會的，不是來分擔家屬的悲傷的”。

五

九點三十分，追悼會正式開始。

主持人是從江城理工大學黨委宣傳部調來的一個副處長，姓馬，四十出頭，普通話標準，聲音有磁性。他穿著一件黑色中山裝，站在主席臺左側，手里拿著一份打印好的主持詞。那份詞是校辦、宣傳部和家屬三方反復斟酌過的，每一個字都經過推敲——既不能撒謊，也不能說真話。

馬副處長清了清嗓子，開口說道：

“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親友：

今天，我們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在這里深切悼念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江城理工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趙正綱同志。趙正綱同志于2026年13月32日清晨不幸逝世，享年60歲。”

“不幸逝世”——三個字，字字精心。不是“因病”，因為沒病；不是“因公”，因為是在小區里被殺的；不是“意外身亡”，因為太具體。只是“不幸”，只是“逝世”。在場的人都知道這個“不幸”是什么意思，但沒有人會在追悼會上追問。它像一層薄紗，蓋住了下面那灘血。

馬副處長繼續念：

“趙正綱同志的一生，是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的一生，是無私奉獻的一生，是勤勉敬業的一生。他始終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強烈的事業心，投身于學校的各項工作中，為江城理工大學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他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一位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一位深受師生愛戴的領導者。他治學嚴謹，為人謙和，作風正派，廉潔奉公。他的逝世，是我校的巨大損失，是江城高等教育界的巨大損失。”

這一段悼詞，每一個字都經過精心打磨，沒有一個字指向任何具體的事。

“優秀的學者”——不說是哪個領域的學者，不說有什么研究成果。

“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不說教過什么課，不帶過多少研究生。

“深受師生愛戴的領導者”——不說誰愛戴他，不說為什么愛戴。

“作風正派，廉潔奉公”——這兩個詞，在這段悼詞里顯得格外刺眼，像一件借來的禮服，穿在一個不合適的身體上。

臺下的人面無表情地聽著。有人在數天花板的吊燈，有人在看手機，有人在觀察周圍人的表情。沒有人流淚，沒有人哽咽，連假裝擦眼淚的動作都省了。

因為不需要。家屬區在七八米外，看不清臺下人的臉。

馬副處長念完悼詞后，停頓了三秒鐘，然后說：

“下面，請全體肅立，向趙正綱同志遺像默哀三分鐘。”

三分鐘。一百八十秒。靈堂里安靜得能聽到中央空調的風聲。

默哀開始的前十秒鐘，所有人都在低頭。第十一秒開始，有人偷偷抬起了頭。不是不尊重，而是實在沒什么值得默哀的——他們和趙正綱的關系，是上下級，是利益共同體，是權力網絡中的一個個節點，唯獨不是“值得為之默哀的人”。

有人抬頭的幅度很小，只用余光掃了一眼周圍的人。有人則大大方方地抬起頭，看著遺像，眼神里帶著一種說不清的東西——不是悲傷，不是憤怒，而是一種審視，像在看一個已經過期了文件。

分管基建的副校長叫劉長河，五十七歲，比趙正綱小三歲。在趙正綱分管基建的那些年，劉長河是基建處長，是趙正綱的下屬。趙正綱批什么，他做什么。趙正綱不同意的事，他連提都不敢提。去年年底的基建項目評審會上，趙正綱當著所有人的面否定了他的方案，理由是“預算太高”。劉長河點頭哈腰地說“趙校長說得對”，回到辦公室就摔了一個杯子。

此刻，他站在默哀的隊伍里，低著頭，但眼睛是睜著的。他在想：趙正綱死了，基建口的分管領導會不會重新調整？如果自己接了他的位置，那三百二十萬的預付款就不用走那個涂改過的簽名了。

他的嘴角動了一下，很快又恢復了原狀。

財務處長陳敏華站在第二排，低著頭，閉著眼睛。她看上去在默哀，實際上在算賬：趙正綱簽過的最后一批單據里，有三筆總計四百七十萬的支出，程序上有瑕疵，但趙正綱簽字了。現在趙正綱死了，審計的時候誰來背書？

她想：還好，死的不是我。

六

默哀結束。馬副處長繼續：

“下面，請中共江城理工大學黨委書記宋玉山同志致悼詞。”

宋玉山，六十二歲，和趙正綱搭班子六年。六年里，趙正綱一直想當正校長，宋玉山一直摁著。一個想上，一個不讓。現在趙正綱死了，宋玉山是第一個知道消息的校領導。接到電話時他正在吃早飯，放下筷子，沉默了一分鐘，然后開始安排善后。

沒有人知道他那一分鐘里想了什么。

宋玉山走上講臺，掏出老花鏡戴上，又從口袋里掏出一張打印好的稿紙。聲音很穩，像在給全校開大會。

“同志們，今天我們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在這里送別我們的好同事、好戰友趙正綱同志……”

他的悼詞比馬副處長念的那段更長，但核心內容沒有區別：肯定貢獻，不列舉具體貢獻；贊揚品德，不佐證任何品德；表達惋惜，不解釋為什么惋惜。

念到“趙正綱同志是一位學者型官員”的時候，臺下有人輕輕吸了一口氣。“學者型官員”——既承認他是官員，又給他貼了一個學者的標簽。至于他到底有沒有學術成果，沒人去查。念到“他嚴于律己，寬以待人，是年輕干部學習的榜樣”的時候，臺下分管組織人事的副部長李維安低下了頭。他是趙正綱一手提拔的，從科長到處長用了不到五年。他知道趙正綱“嚴于律己”是什么意思——對自己確實嚴，不吃請、不收禮、不喝酒，但這不代表他不收別的東西。他收的是忠誠，是服從，是隨叫隨到。

李維安低下頭，不是因為哀悼，是因為不想讓旁邊的人看到他臉上的表情。那表情很復雜——有恐懼，有慶幸，有迷茫，唯獨沒有悲傷。

宋玉山念完悼詞，摘下眼鏡，目光在臺下掃了一圈，然后走回自己的位置。

沒有掌聲。

但有人注意到，他走回去的時候，腳步比平時輕快了一些。

七

馬副處長繼續：

“下面，請學生代表發言。”

沒有人上臺。

停頓兩秒鐘。馬副處長看了一眼主持詞，抬起頭，面不改色：“下面，請上級領導致辭。”

沒有人上臺。

臺下有人輕輕咳嗽了一聲。那聲咳嗽很輕，但在安靜的靈堂里，清晰得像一根針掉在地上。

馬副處長的額頭上滲出了一層薄汗。他飛快地翻了一頁主持詞，然后說：

“下面，請家屬致答謝辭。”

沒有人上臺。

秦淑芬坐在家屬區，被趙正明扶著。她根本站不起來，因為校辦的人跟她說的是“您坐著就好，一切由我們安排”。她從沒想過要上臺說話，也沒人讓她說。

馬副處長深吸一口氣，用平穩的聲音說道：

“家屬因悲傷過度，無法致辭，由我代為轉達家屬的謝意。感謝各位領導、各位來賓、各位親友在百忙之中前來送別趙正綱同志。家屬泣謝。”

“泣謝”兩個字，念得很輕，像怕驚擾了什么。

臺下的人面面相覷。沒有學生代表，沒有上級領導，沒有部門負責人，連家屬的答謝都是主持人代說的。這場追悼會，像一個只有主角沒有配角的戲，所有的角色都缺席，所有的臺詞都是替身完成的。

為什么會這樣？校辦的人知道答案：學生處問了一圈，沒有一個學生愿意代表“全體學生”發言。校團委也問了，團干部們都說“我們跟趙校長不熟”。上級教委那邊，本來安排了一個處長來致辭，但周副廳長來了之后，悄悄跟校辦說“領導致辭就免了吧，我代表教育廳來就行了”。至于家屬答謝——秦淑芬的狀態確實不適合說話，但更重要的是，校辦的人不知道她會在答謝詞里說什么。萬一她說出什么不該說的話，這場“不幸逝世”的戲就唱不下去了。

最好的安排就是：沒有人說話。

八

“下面，請全體來賓向趙正綱同志遺體告別。”馬副處長的聲音終于有了一絲起伏——如釋重負。

白色幕布緩緩拉開，露出后面的水晶棺。

趙正綱躺在里面，穿著深藍色的西裝，系著絳紅色的領帶，胸前別著一枚黨徽。臉上化了妝——粉底、腮紅、口紅，一樣不少。賓儀館最好的化妝師，手藝精湛，把他的臉畫得比生前還紅潤。

如果不仔細看，會以為他只是睡著了。但仔細看就會發現，他的嘴角有一道細微的縫合線——從嘴角向左耳方向延伸，長約六厘米，被粉底遮住了。那是法醫縫合的。刀傷從口腔內側刺入，貫穿了面頰肌肉。沒有解剖，因為死因明確。法醫拍照、取證、縫合，前后不到四個小時。

他的手放在身體兩側，手指微微彎曲，像是想要握住什么，但什么也握不住了。那支簽了十五年“不同意”的筆，再也不會轉動了。手背上干干凈凈——沒有淤青，沒有針孔。沒有搶救，因為當場就死了。縫合完直接送來了賓儀館。

來賓們排成一隊，從左側進入，繞水晶棺半周，從右側退出。隊伍排得很長，但走得很慢——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因為每個人都在棺前停留了那么一兩秒，看看趙正綱的臉，確認他真的死了。

劉長河排在隊伍中間。走到水晶棺前時，他停下來，彎下腰，盯著那張化了妝的臉看了足足五秒鐘。他在看那道縫合線，也在看那雙再也不會睜開的眼睛。

他想起了去年年底的事。

現在，他看著水晶棺里的趙正綱，心里說了一句話：你也有今天。

沒有說出口。但他的眼神出賣了他。那眼神里有光，一種壓抑了很久終于可以釋放的光。

韓繼明排在劉長河后面。他只停留了不到兩秒鐘，鞠了一個躬，然后快步走開。不是不想看，是不敢看。他知道，趙正綱的死對他來說是一種解脫——但也是一根引線。他是趙正綱在人事系統里最得力的執行者，那些被卡了十五年的職稱、那些簽不下來的調動、那些“再考察考察”的批注意見，每一筆都經過他的手。現在趙正綱死了，如果新來的領導要查舊賬，他第一個跑不掉。

走出告別廳的時候，他點了一支煙，手在抖。

陳敏華排在更后面。她看了一眼趙正綱的臉，迅速移開了目光。她不想看那張被粉底遮住的臉。因為她知道，那張臉上沒有了權力的光澤之后，只是一張普通的老人的臉，甚至比普通人更蒼白、更空洞。

走出告別廳時，她給處里的副處長發了一條微信：“下午三點，處里開會。”然后刪掉了聊天記錄。

九

告別儀式后，是“向家屬表示慰問”的環節。

按照慣例，來賓們應排成一隊，逐一走到秦淑芬面前，握手，說一句“節哀”，然后離開。這個環節通常會持續十五到二十分鐘。

但今天，只用了不到七分鐘。

周副廳長走在最前面。他握住秦淑芬的手，說：“嫂子，保重身體，有什么困難隨時跟組織說。”聲音很溫和，但手只握了不到兩秒就松開了，然后快步走向出口。

然后是宋玉山。他握住秦淑芬的手，說了一句“淑芬同志，節哀”，松手，轉身，走了。他甚至沒有看趙思遠一眼。

然后是各個學院的院長、書記。電氣學院院長張明遠走到秦淑芬面前時，嘴唇動了一下，想說什么，最終什么也沒說，只是點了點頭，就退開了。他的眼神里有愧疚——不是因為趙正綱的死，而是因為他想起了那個名字。他想，如果當年他再強硬一點，再幫那個人爭取一下，也許今天就不會有這件事。

但他沒有說出來。他永遠不會說出來。

然后是那些處長們。方志強握了手，說“嫂子保重”，退開。韓繼明握了手，什么也沒說，只是點了點頭。陳敏華握了手，說了一句“嫂子，節哀”，然后迅速松手。

然后，就沒有然后了。

排在后面的人開始不握手了。他們走到秦淑芬面前，只是鞠一個躬，然后轉身離開。有人甚至鞠了躬就直接走了，連眼神交流都沒有。

不是不禮貌，而是不知道說什么。說“節哀”？太假。說“保重”？太輕。說“趙校長是個好人”？他們說不出口。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沉默，然后離開。

七分鐘后，靈堂里只剩下秦淑芬、趙正明、趙思遠，以及幾個校辦的工作人員。秦淑芬坐在椅子上，雙眼空洞地看著前方。手里還握著方志強留下的那張紙巾，已經揉成了一團。

趙思遠站在一旁，嘴唇抿成一條線。他看著水晶棺，臉上沒有任何表情。他已經哭過了，在昨天下午的飛機上。哭不是因為舍不得父親，而是因為他忽然意識到，自己這輩子所有的東西——英國的學位、上海的工作、八十萬的底薪、那個數億的項目——都是父親用那支筆換來的。現在父親死了，這些東西還能留多久？他不知道。

趙正明站在嫂子身后，雙手插在褲兜里，看著空蕩蕩的靈堂，嘆了口氣。

“走吧。”他說。

十

百合廳外面，停車場。

劉長河站在自己的車前，點了一支煙。江城科技大學的劉副校長走過來，拍了拍他的肩膀。

“長河，節哀。”劉副校長說。

“節哀。”劉長河吐出一口煙。

沉默了幾秒鐘。劉副校長四下看了看，確認周圍沒人，然后壓低聲音說：“你們學校，接下來基建口誰管？”

劉長河看了他一眼，沒有回答。但他的手指微微抖了一下——不是因為緊張，是因為興奮。

“還沒定。”他說，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今天的天氣。

劉副校長點了點頭，沒有再問。兩個人在停車場又站了半分鐘，然后各自拉開車門，坐進去，發動引擎，開走。

他們今天來，不是為了送別趙正綱。是為了確認一件事：趙正綱真的死了。

確認完了，就走了。

十一

下午兩點，百合廳被清理干凈。

花圈被搬走，挽聯被摘下，水晶棺被推走。大理石地面上的腳印被拖把擦掉，遺像被裝進紙箱，送到秦淑芬家里。

靈堂恢復了空蕩蕩的模樣，像一個剛演完戲的舞臺。明天這里會舉辦另一場追悼會，一個普通老人的追悼會，沒有這么多花圈，沒有這么多黑車，沒有這么多處長、院長、副校長。

但那場追悼會上，也許會有人以個人的名義送一個花圈，寫上“弟某某敬挽”。也許會有人真正流幾滴眼淚。也許家屬會親自說一聲“謝謝”。

而趙正綱的追悼會上，什么都沒有。

沒有兄弟。沒有朋友。沒有學生。沒有一個愿意以“我”的名義送他一程的人。

只有“某某單位”“某某學院”“某某組織”。

只有職務，沒有名字。

只有哀榮，沒有哀悼。

只有一場精心排練的、每一個環節都滴水不漏的——告別。

對了，還有一件事。

追悼會結束后第三天，校辦收到了一筆匯款。匯款人寫的是那個名字的妻子。匯款金額是五百元，附言寫的是：“喪儀。家屬。”

校辦的人拿著匯款單，愣了很久。

最后，他們把匯款單夾進了一個文件夾，鎖進了柜子里。

沒有人提起這件事。

就像沒有人提起趙正綱到底是怎么死的一樣。

最起碼表面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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