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兒時路 落筆皆山河

來源：《香港文藝》　|　楊海蒂、 武向春　

武向春：海蒂老師，您好！你的單篇散文《重行故地兒時路》在2025年榮獲第二十一屆百花文學獎散文獎，授獎詞稱其為“返鄉的文學朝圣”：作為在外贛籍文藝家，以故鄉題材斬獲大獎，于您而言最特別的意義是什么？
楊海蒂：向春老師好！謝謝您的關注和鼓勵。以故鄉題材榮獲百花文學獎，于我而言，其意義是特別且多維的，它超越了單純的文學技巧鼓勵，觸及了文化、情感、社會乃至歷史的多個層面。
故鄉是個人精神成長的搖籃，承載著他最初始和最私密的情感記憶，我能榮獲此獎，首先意味著我回到了自己的精神原鄉，也意味著拙文觸動了評委和讀者內心最柔軟的部分。與其他文學獎不同，百花文學獎除了要得到專業評委的認可，還須有廣大讀者的支持（網絡投票）。非常感謝評委老師和讀者朋友！
回歸故鄉題材，是我文學創作的“尋根”之旅。《重行故地兒時路》不只是還鄉之作，它也是時代的縮影、地域的“精神方志”，一個鄉村的命運，往往能映照出一個國家的歷程，折射出整個時代的宏大敘事。在寫作中，我力求做到：以“小切口”展現“大歷史”，以微觀歷史折射宏觀時代，努力為我的父老鄉親“樹碑立傳”，通過文學的力量，讓他們已掩埋的人生故事被看見和記住，讓讀者朋友能感受到我故園土地的溫度和氣息。
《重行故地兒時路》在《香港文藝》發表，被《散文海外版》轉載，榮獲百花文學獎，被收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獲獎作品選集，意味著它多少具有了檔案般的文化價值。
這個獎不只是頒給我個人和這篇作品的，也是頒給生我養我的故鄉、頒給我的父老鄉親和那片承載著歷史文化記憶的土地的。無論走得多遠，我的根始終深植于故鄉的泥土之中。我的文字已與故土建立了牢不可破的生命聯結，在一定程度上，我也算是聊以告慰了祖地和自己的心靈。

武向春：觸發您重走兒時故鄉路的直接契機是什么？行走中哪些場景、細節讓你非寫不可？
楊海蒂：2023年秋，承蒙江西省文化促進會邀約，為“武功山生態文化講壇”講座，回到闊別幾十年的大安里，觸發我塵封心底的記憶，又適逢新創刊的《香港文藝》雜志約稿，因緣具足。重行故地兒時路，可以說任何場景都打動著我，幾乎所有細節都讓我難忘，非要強調重點的話，那就是鴨主堎的荒蕪、琉璃塘的大雨，在楊佳田見到小學老師、在市上失聯故人，都讓我至今意難平。

武向春：《重行故地兒時路》文中融合個人記憶、家族往事、鄉土變遷、生態肌理，在寫作中您是如何平衡私人情感與公共表達？
楊海蒂：甫一動筆，情感便如決堤之水洶涌澎湃，但我不時告誡自己：公共表達是要有尺度和邊界的，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需要理性的觀照，筆墨應該節制。好的散文，需要情感的投入，也需要智性的抽離。
對熱切的情感，必須冷靜打量，對私密的過往，務必加以審視，保持距離感讓作品不至于淪為自我宣泄，要呈現出人道情懷和人格力量。盡量尋找具有公共性的場景，盡量表達個人獨特的生命體驗，通過具體的“小”，折射時代的“大”，讓私人記憶成為人類共情的注腳，讓回望歷史成為眺望未來的基石。
成功的故鄉書寫，是從“我”出發，最終抵達“我們”。當讀者從你的作品中看到了他自己故鄉的影子、感受到了濃郁的思鄉情，“私人情感”與“公共表達”便水乳交融了。

武向春：故鄉的山川 、人文、生態，是文中的敘事背景。您是如何理解故鄉的生態與人文共生？
楊海蒂：自然環境往往決定著人們的基本生存方式和精神氣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是也。比如，溫潤的江南水鄉，孕育了精耕細作的稻作文明和精巧細膩的性格；粗獷的黃土高原，催生了窯洞文化和堅韌頑強的民風；遼闊的大草原，塑造了游牧民族的豪邁與自由；而密集的村落，則培養了農耕民族的宗族觀念與協作精神。要理解故鄉的人文，首先要了解它的地理。
人文并非被動接受自然，而是主動介入，將純粹的自然環境改造為適合人居的“第二自然”，這個過程就是人文對生態的重新塑造；一片土地上，在漫長的歲月里，自然造化與人間煙火相互滋養，最終融為一體。比如，云南紅河的哈尼梯田，原本是陡峭的山坡，但被勤勞的人民改造成宏偉的梯田，它既是生態系統，也是人文杰作，體現了人與自然的合作。又比如，村口的大樟樹下成為村民的議事場合，河邊的青石板成為村婦洗衣聊天的社交場所，這些自然空間被賦予了生活記憶和情感，也成為了村莊人文的一部分。
當生態與人文深度交織，便會形成獨特的文化符號——松、竹、梅不再只是植物，而是被賦予了“高潔”的人格；家山和母親河，往往承載著游子的鄉愁。還有端午的龍舟，源于對水的敬畏，中秋的圓月，寄托對團圓的向往，這些節慶本身就是人與自然節律共鳴的產物。
傳統社會中，受限于技術和認知，人們更多是順應自然，形成一種樸素的甚至是帶著敬畏的共生，而現代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了“征服自然”的思維，故鄉的生態可能被破壞，人文記憶也隨之淡化。當今提倡的“生態與人文共生”，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回歸，它要求人類在發展中必須意識到：破壞生態環境，其實也在切斷文化之根；在修復青山綠水的同時，也在恢復和重建我們的家園感和歸屬感。

武向春：授獎詞提到的“將一紙文字寫成了溫柔的史詩，寫進了故鄉的恩情、生命的尊嚴與對人生的體悟。”您如何用散文承載個體命運與時代變遷？
楊海蒂：《重行故地兒時路》，寫的是真實歷史、真實事件、真實人物、真實經歷、真情實感……散文之美，首先在于“真”。
歷史時刻不是突然降臨的，而是滲透在日常生活的肌理之中，時代變遷是一股巨大的潮流，每個人都在其中沉浮，個體命運是時代洪流中最生動的注腳，每個人都是一部歷史，而宏大的歷史敘事容易讓人感到疏離，散文要寫的，是這股潮流拍打在身體上的痛感，尤其是家族中長輩的經歷，往往是現當代史的縮影，書寫歷史事件對他們人生的顛覆與重塑，書寫時代更迭帶來的幾代人不同的命運，通過故土、村莊、家庭和個體命運的變遷，來折射整個時代的轉型和社會結構的變遷，關鍵在于處理好“小我”與“大我”、“私語”與“回聲”之間的關系。
個人體會，真誠感人直擊人心的寫作，就得采用平實質樸的語言風格。我寧可寫得拙樸，也絕不走語言華麗造作的路子，但要把控好行文節奏，要讓文字像一條河流，時而平緩時而湍急。總之，靈魂在上，技巧在下，修行重于修辭。
要用散文承載個體命運與時代變遷，就是把“我”的故事講給時代聽，也是把“時代”的故事放進“我”的生命里，它要求作者既要有向下扎根的文學態度，又要有向上生長的人文視野。

武向春：我關注到，您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海南工作及生活，從海南雨林到江西故鄉，不同地域的生態書寫，內核有何共通與差異？
楊海蒂：這是一個很有深度的生態文學問題。不同地域的生態書寫，其內核的共通性源于人類對自然生態的關注關切是共通的，無論故鄉異鄉，人們的敬畏和鄉愁是共情的，而差異性則源于各自地理、文化與歷史語境的獨特性，它揭示出每一片地域、每一個民族、每一種文化美美與共又各美其美。

武向春：當下生態文學熱潮中，您堅持的生態文學觀是什么？如何避免概念化、口號化？
楊海蒂：生態整體觀是生態文學觀的核心觀念，它挑戰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并非自然的主宰或中心，也不過是生態系統中的普通一員，整個生態系統的健康與完整才是衡量價值的最高標準。生態文學與自然文學不同，生態文學并非單純描寫風景，而是以平等的視角，講述人與自然的故事，重新喚起人對自然的敬畏感、責任感，引導讀者產生保護自然生態的行動意愿；生態文學懷著對地球的憂慮，重建人與土地的情感聯結，探尋人與自然萬物和諧共生的可能性，并通過文學創作反思生態危機，追問其背后的文化根源、思想方式，對現代工業文明和消費主義進行深刻批判。
生態文學是“文學”，而非“生態學論文”或“宣傳手冊”，一定要避免概念化口號化。要讓生態文學作品真正擁有生命力，寫作者可以遵循以下幾點創作經驗：
從“抽象理念”回到“具體經驗”。概念化源于主題先行，寫作者如果只想著寫“保護環境”，就容易陷入空泛。真實的細節，是抵御概念化的第一道防線，比如，寫“一只受傷的丹頂鶴”，應該寫它如何踉蹌起飛，如何在結冰的沼澤里尋覓最后的食物。
要調動視覺、聽覺、嗅覺、觸覺，比如，讓讀者“看到”松脂在陽光下融化，“聞到”暴雨前泥土的氣息。
要讓思想附著在故事上，比如，寫一個世代打漁的漁民，在魚群消失后如何重新定義自己的生存，通過人物命運讓生態議題自然浮現，來追溯一個地方生態變遷背后的人與事，這樣才能寫出歷史深度。
要善用意象來承載思考，比如，與其寫一句空洞的“過度開發危害大”，不如具體描寫“山被剃了頭，一場暴雨后，混著紅土的泥漿淹沒了村口那棵五百年的老樟樹”。
要讓作品充滿張力，比如，不要只寫“森林能涵養水源”這種概念化口號，更應寫出你對那片森林的依戀；比如，寫土地如何塑造了人的性格，人又如何改變了土地的樣貌；比如，描寫一個孩子第一次看見螢火蟲時的眼神，那種純粹的驚奇比任何口號都更能喚醒人們對自然的美好情感。
當你的文字能喚起讀者對一草一木一蟲一鳥的驚奇、憐惜與熱愛時，你的思想便已抵達，無需概念與口號。生態文學需要打動人，而非說服人。口號化往往源于情感空洞，優秀的生態文學來自獨特的生命體驗。

武向春：武功山的山水文脈、鄉風民俗，如何塑造你的審美與寫作底色？身居異鄉，“故鄉”在您創作中從地理空間升華為精神家園，這一轉變如何發生？
楊海蒂：在武功山下鄉村長大的十年，奠定了我的人生底色，底層生活的經歷，成為刻進我骨子里的文化印記，它們就是我的人生審美與文學寫作底色。它也證明一條真理：不是人控制文化，而是文化控制人。
故鄉，從地圖上的一個坐標嬗變為精神上的寄托，幾乎是每一位創作者和異鄉人都會經歷的內在轉變，飲食口味、語言差異、出行不便、節日思親，都難免讓我們在異鄉生發出孤獨感，在由異鄉口音和多元文化組成的都市叢林中，故鄉是我們的獨特性標簽。隔著空間的距離，故鄉難以隨時抵達和觸及，隨著時間的推移，故鄉會被我們無意識或下意識美化，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話，“故鄉安置不了肉身，他鄉容納不下靈魂”，正是在這種時空阻隔與身心撕裂中，我們的精神家園得以建立。中國是一個農業民族，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遺憾至今還沒出現關于農村的史詩級文學作品，只有寫好了農業、農民、農村，才能寫好華夏神州和中華民族；我才力不逮，且區區一篇散文，當然遠不能寫出故鄉的史詩，但它是我精神反哺故鄉的開端。

武向春：作為在外贛籍文藝家，您如何看待鄉愁寫作與時代書寫的關系？如何用文學力量助力家鄉文化傳播與生態保護？繼《重行故地兒時路》后，下一部創作計劃是否仍圍繞故鄉、生態或行走展開？
楊海蒂：鄉愁寫作與時代寫作，看似一端指向過去，一端指向未來，實則它們并非二元分化，而是當代文學光譜中互為鏡像、彼此滲透的兩種敘事動力。
“鄉愁寫作”不是簡單懷舊，它是對“時代”的溫柔抵抗與精神補給。在城市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大量傳統的村落、方言、習俗正在逐漸消失，鄉愁寫作是一種抵抗遺忘的“搶救性記錄”，它試圖在時代巨輪下打撈那些即將沉沒的文化記憶；崔健搖滾歌曲唱道,“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在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人很容易產生無根無依的漂浮感，鄉愁寫作通過描繪一個穩固的、帶有溫度的“精神故鄉”，為個體生命提供了一種身份認同和情感慰藉。它像一枚定海神針，讓人們在時代的洪流中不至于迷失方向。
“時代寫作”關注的是當下正在發生的巨變，這種巨變恰恰是催生當代鄉愁的根源。傳統的鄉愁可能是“思念回不去的故土”，而時代寫作讓鄉愁變得更加復雜。比如，對進城務工者而言，鄉愁是春節的遷徙；對都市白領而言，鄉愁是對職場“內卷”的逃離；對留守者而言，鄉愁是對遠去親人的遙望；對知識精英而言，鄉愁是向往“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田園生活……
在“鄉愁”中看見“時代”，在“時代”中安放“鄉愁”，鄉愁寫作與時代寫作相結合，作品才能既有歷史的縱深感，又有現實的穿透力。
無論助力家鄉文化傳播還是紅弘揚生態保護意識，文學都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它雖不能像行政命令那樣立竿見影，但能以最柔軟的方式直抵人心，作者手中的筆，就是一根連接過去與未來、人心與山水的紐帶，“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是我的理想和追求。
我將向故土俯下身軀，虔誠記錄下它的點點滴滴：那些正在逐漸消逝的鄉土記憶，那些寶貴獨特的民間手藝、獨特民俗、風土人情；只要是用細膩筆觸去深情抒寫“吾土吾民”，盡心盡力去書寫美麗故園、生態家鄉，文字自然會像種子一樣落在讀者心里，長成無數人心中的向往與守護。
我今年要動筆的作品，的確就是寫故鄉的。承蒙浙江教育出版社厚愛，邀約我寫一本自然人文題材的文學作品，寫作對象由我自己選擇，我不加思索就選擇了寫故鄉，內容將包含生態，“行走”是應有之義。

武向春：謝謝海蒂主席接受我們的采訪，山水有相逢，筆墨皆歸情。期待您常回來，愿故鄉的風物，永遠是您筆下最溫柔的遠方。
楊海蒂：謝謝。衷心祝福我的故鄉和鄉親！

對談者簡介：

楊海蒂，北京市朝陽區作協副主席、海南自貿港名譽作家，著有文學、影視作品多部，作品譯介國外、入選多種選本、用作各種試題和教材教輔，獲百花文學獎、豐子愷散文獎、北京文學獎、孫犁文學獎、金青藤國際詩歌獎（跨文體成就獎）等文學獎項；長篇散文《這方熱土》入選首屆中國“10本生態文學好書”。

武向春，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江西文情報告》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南昌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南昌市散文學會副會長，獲第五屆滕王閣文學獎（文學創作獎）。獲江西省第十九次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第六屆滕王閣文學獎（文藝評論獎），專著入選教育部全國高校出版社主題出版物書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