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對中國的全新定位,不僅標志著日本再次踏上軍國主義的危險老路,也意味著中日爭端將踏入新的進程。日本防衛省2026年的白皮書將中國列為“最嚴重的關切對象”和“最大的戰略挑戰”。
之前的日本右翼政客再囂張,也從未將中國納入到如此定位,而高市又憑什么呢?我們來簡單說兩句。
第一,高市的右,是前無古人的右。
小泉純一郎、安倍晉三都是日本出了名的右翼政府,但他們的右從不像高市早苗政府的右。他們“右”得有節制,在對華問題上依舊保持政冷經熱的老樣子,日本政客也多是溫水煮青蛙,慢慢拱火局勢,對待“逆鱗”問題也十分謹慎。可高市早苗一上來就踩了臺海紅線,緊接著又多次發起挑釁,中日關系自然惡化到史無前例的地步。
第二,自民黨在高市手中得到了史無前例的壯大。
高市早苗提前解散日本國會眾議院后,自民黨在重新選舉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績,而這也為推動修憲奠定夯實基礎。這樣龐大的政治資本,為高市提供了瘋狂挑釁的勇氣。
當然,在提供勇氣與資本的同時,右翼意識形態也綁架了高市政府的決策,使其不敢表現出對華緩和關系的態度。當高市早苗的繼孫被曝赴華留學時,右翼的強烈不滿已躍然于紙上了。
最后是中方必須要警惕日本的各種小動作,當年偷襲珍珠港就是不宣而戰,那么現在的日本軍國主義會不會劍走偏鋒呢?不能一味指望美國的管控,對日本應有全方位的監控,才能確保國家安全與地區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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