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
約翰·林賽在1971年4月的那個晚上解雇了三千名市政雇員。市長對著NBC的鏡頭說，如果州政府不恢復兩億美元的援助，紐約市將裁掉九萬個工作崗位，這座城市正陷入危機。
1971年12月初，合同在法官助理面前簽完字已經三天了。
Le Club的燈光是琥珀色的，這讓女人看起來年輕，讓男人看起來富有。墻上掛著深色調的油畫，畫的是十九世紀的賽馬和獵狐場景，那些馬和獵犬的肌肉線條里流淌著某種古老的、英國式的自信。
羅伊·科恩包下了后面的私人房間。
他站在門口，手指夾著一支蒙特克里斯托雪茄，煙霧在他頭頂形成一圈不規則的灰色光暈。四十五歲的他頭發已經開始稀疏，但眼睛，那雙曾經在麥卡錫聽證會上盯著證人直到他們崩潰的眼睛，依然像手術燈一樣聚焦。
他曾經說過一句話，后來被紐約法律界反復引用：“我的恐嚇價值很高。我強硬的外表是我最大的資產。我不寫禮貌的信。”
此刻，他正在迎接每一位客人，用的是同一種語氣既像歡迎，又像警告。
第一位到的是《紐約郵報》的莎拉·米切爾。她三十出頭，穿著深藍色套裝，頭發盤成一個精確的結。在全是男人的房間里，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聲明。
“莎拉，”科恩接過她的手，沒有握，而是用兩只手包住，像包住一件易碎品，“你上次寫的那篇關于城市規劃委員會的文章——那個標題是誰起的？”
“混凝土叢林里的權力游戲？”她回答，“編輯改了我的原標題。”
“你的原標題是什么？”
“如何合法地搶劫一座破產的城市。”
科恩笑了。他的笑容從不延伸到眼睛。“今晚你會聽到一些東西。不要引用我的話。”
“我從來不引用你的話，羅伊。”
“這就是為什么你被邀請。”
第二位到的是市議員邁克爾·德盧卡，民主黨人，代表曼哈頓西區的一部分，包括那片鐵路站場所在的選區。
他五十二歲，體型龐大，但頭腦清醒得像一把手術刀。在市政廳的走廊里，人們管他叫“天氣預報員”，因為他總能提前知道哪陣風會往哪個方向吹。
“邁克，”科恩握住他的手臂，“你瘦了。”
“我戒了意大利面。我妻子說我的膽固醇……”
“我不是指那個。”科恩壓低聲音，“我是指你在預算聽證會上投票反對林賽的削減方案。你站在了另一邊。這很瘦。”
德盧卡沒有退縮。“我代表的是西區，羅伊。我的選民在失去工作。我的警察局在裁人。我的消防站在關閉。如果賈維茨中心能帶來兩萬五千個工作崗位。”
“兩萬五千個是我說的數字，”科恩打斷他，“如果你要引用，確保數字準確。”
“那就值得冒一點政治風險。”
“一點？”科恩把雪茄從嘴里取下來，灰燼落在波斯地毯上，“邁克，當一個共和黨人從皇后區走進曼哈頓，要在民主黨人的地盤上建一座以共和黨參議員命名的大樓，這不叫‘一點政治風險’。這叫把腦袋放進獅子嘴里，然后問獅子今天有沒有刷牙。”
德盧卡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說：“獅子有沒有刷牙？”
“這就是今晚要弄清楚的事。”
第三位和第四位幾乎同時到達。一位是大通曼哈頓銀行的副總裁理查德·帕森斯，四十八歲，穿著深灰色三件套，金絲邊眼鏡后面是一雙會計師的眼睛，那種能把任何數字的弱點一眼看穿的眼睛。
另一位是紐約化學銀行的貸款部主管霍華德·克萊因，年紀稍大一些，但穿著更隨意，藍色運動外套，沒有打領帶。
兩位銀行家顯然在門口碰到了，此刻正低聲交談著什么，從他們的表情判斷，大概是關于聯邦儲備委員會上周剛宣布的利率上調。
科恩迎接他們的時候用了另一種語氣：少了一些戲劇性，多了一些商業味。銀行家不需要被威脅，只需要被說服。或者說，在他們面前，威脅要做得像數學一樣精確。
“理查德，霍華德，”科恩說，“進來吧。唐納德已經在里面了。”
最后到的是弗蘭克·奧馬利。他是紐約建筑與施工行業委員會的副主席，一個真正的愛爾蘭裔勞工領袖，那種在工地干了二十年然后才坐進辦公室的人。
雖然他穿著廉價西裝，但他的眼睛里有某種東西，一種在無數次罷工和合同談判中磨礪出來的精明，讓人不敢小看他。“羅伊。”他點了點頭，沒有握手。
“弗蘭克。聽說你的會員上周在市政廳廣場集會上有人受傷了？”
“三個輕傷，”奧馬利說，“憲兵打人從來不用擔責任。”
“咱們今晚不談政治，”科恩說，“只談生意。”
“對工人來說，”奧馬利走進房間，“生意就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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