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婷

四年一度的足球世界杯又要拉開帷幕了。這不僅是全球足球迷的節日，也是很多平時不怎么看球的人，也愿意跟著湊熱鬧的活動。近幾屆世界杯能帶動的經濟效益已經開始慢慢超過奧運會，顯示足球依然是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講，足球還是最適合對抗當下AI焦慮的運動，因為無論是踢球還是看球都需要跟真實的人和社群綁定。

然而，遺憾的是，中國男足再次無緣世界杯決賽圈，距離2002年那次入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已經過去24年了。如果從那時開始養一個娃，現在都可以回來啃老了。

當然，相信對此感到更加遺憾的會是國際足聯。本次世界杯首次擴軍到48支球隊，亞洲區名額增加到了8.5個。就這樣，中國不僅沒有離世界杯更近，反而在亞洲區小組賽階段就差點出局。如果說中國球迷損失的只是感情，那么國際足聯損失的就是來自中國的贊助和轉播溢價的真金白銀了。這次央視能跟國際足聯就轉播權討價還價，其中一大底氣可能就是中國足球沒能進決賽圈給的。

對于中國足球的現狀，球迷們常常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也經常有這樣的困惑：為什么14億人口中找不出11個會踢球的人？足球的選材范圍比籃球、排球更廣，為什么就是選不出人？這一問題通常被歸咎于體制和人，但其背后的根本性機制，可能比直覺復雜得多。這篇推文想通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看看中國足球未來可能走向何處。

壹：人口越多，足球應該越強？

從樸素的直覺來說，人口基數越大，可選材范圍越大，理論上足球應該越好。但我們也容易想到反例：不僅中國，印度、印尼、美國等人口大國的足球水平也不行，或者說很難穩定達到足球強國的水準。大家可能會說，這跟足球文化（比如南美）以及國家發達程度有關。這些都非常有道理，但還不是故事的全部。

廈門大學的趙燕菁教授曾提出一個關于足球的“規模詛咒”理論猜想。他認為，對一個國家的足球發展而言，最優的人口規模大約在5千萬到1億之間，歐美足球強國以及日韓，基本都在這個人口區間內。他的邏輯是：一個國家職業聯賽能養活的職業球員數量，以及在年輕人就業人口中的占比，決定了足球作為一項職業對普通人的吸引力；而這種吸引力，才是決定足球選材規模的根本因素。

以中國和英國為例，中超和英超的球隊上限都在20支左右，這進而又決定了低級別聯賽（如英冠、英甲，或中甲、中乙）的球隊規模。算下來，中英兩國能容納的職業球員總數，特別是頂級職業球員的數量，不會有太大差異。但中國的青年人口大約是英國的20倍。那么，中國青年選擇足球作為職業的競爭壓力，或者說淘汰率，會遠遠高于英國。對中國普通家庭來說，不把孩子往足球這條路上送，是更理性的選擇。這就是中國特有的“12歲退役”現象的底層邏輯。

只要足球職業崗位的總供給被鎖定，巨大的人口基數不僅帶不來規模優勢，反而會降低社會參與足球的動力——這就是足球“人口悖論”或“規模詛咒”的核心要義。

當然也有人會說，中國人口本身體量大，各類體育運動都出了優秀運動員，足球也不該例外，但為什么始終出不了世界級球星？這就引出了第二個可能反直覺的問題。

貳：相比于籃球排球，足球選材范圍應該更廣，為什么還是選不出世界級球星？

這個問題的前半句話是對的。足球場上既有1.70米的梅西，也有1.95米的伊布，身高并不妨礙他們成為偉大的球星。然而，恰恰因為足球對身材要求過于寬泛，反而讓它更難選材。

像籃球、排球這樣的運動，身高與彈跳就是最大的天賦信號。這些天賦往往在青少年時期就能顯現。因此，像姚明、楊瀚森這樣的運動員，即便基層教練水平一般，也絕不會被錯過。反而是對身高要求沒那么高的后衛位置，一直是中國男籃選材的難點和爭議點。一方面，后衛的選材理念本身存在較大分歧；另一方面，教練在選人時也更方便摻雜私心。這也是足球等運動長期被人詬病的基層教練問題。

相比于籃球，足球并不存在絕對的天賦信號。它的技能點更豐富多樣，位置分工也更復雜，且一些相對優勢會隨年齡發生較大變化。足球是最容易出現“傷仲永”現象的運動。這里面一般可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小時候發育早、身體強壯，在小年齡段大殺四方，但到了成年隊，技術意識跟不上，就掉隊了。另一種是小時候技術意識突出、成就非凡，但長大后身體發育跟不上，對抗不行或頻繁受傷，最終退出天才行列。比如王楚，曾經是法國梅斯青年隊的隊長，與皮亞尼奇、馬內等后來的世界級球星做隊友，拿過歐洲青年比賽的最佳球員，但成年后因身體原因頻繁受傷，打不了高強度職業聯賽，早早退役，實在可惜。

除此之外，足球作為參與人數最多的團隊運動，對比賽經驗的要求也是空前的。不像網球這類靠單練就能自我突破的運動，足球的團隊協作必須在實戰中才能打磨出來。因此，足球人才培養周期極長，往往要到18、19歲之后，才能大致判斷一個球員的前景。作為世界上職業化程度最高的運動，足球對球員認知與非認知能力的要求也是極高的。那些世界級球星，如果不踢足球，在別的領域大概率也能干得很好。某種意義上，足球運動員可以靠培養，但超級球星只能靠篩選。這些因素，決定了足球比其它運動更需要大規模的選材空間。

如果說增加選材供應是提升足球水平的重要途徑，那么——

叁：蘇超會是中國足球的解決方案嗎？

答案是：不是，也是。

去年以來，“蘇超”的火爆及其帶動的各地城市超級聯賽的開展，給了球迷們很多遐想的空間。甚至有球迷認為，“蘇超”們就是中國足球的出路。但這些討論，大多圍繞城市聯賽能否成為足球人才的蓄水池展開。從某種意義上說，城市超級聯賽擴大了足球從業者的職業出路，對增加選材供給確實有一定作用。但這些聯賽本質上仍是業余或半職業比賽，很難真正培養球員、幫助球員提升競技水平。每個城市新增的那幾十個踢球崗位，對于解決“12歲退役”現象，只能算是杯水車薪。從這個角度上說，“蘇超”們并不是答案。

那為什么又說“是”呢？恐怕還得從下面這個調侃說起。

肆：中國足球是國運平衡器嗎？

這可能是傷心中國球迷最有創意的自嘲：一邊是國運蒸蒸日上，另一邊是國足離世界杯越來越遠。這本來是一個典型的偽相關問題，但公眾號大V“九邊”給出了一個有意思的解釋。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因為中國各行各業的蓬勃發展與新機會的涌現，為絕大部分青年提供了相對較好的上升路徑，“卷學習”自然成為比踢足球、搞體育更具性價比的選擇，與之相對，很多小國弱國搞體育可能成為普通人少有的公平上升通道。

回看日本足球的全面崛起，恰好始于其經濟泡沫破滅、“失去的三十年”剛剛開啟的九十年代初，似乎完美契合這一解釋。日本當年因廣場協議后日元大幅升值、出口受阻，加之企業無序擴張、人口轉型、需求萎縮以及政策失當等多重因素，最終引發經濟崩潰。日本青年逐漸喪失了快速的社會上升通道。這時，足球和其他體育運動不僅成為“不壞的選擇”，更成為安放個體與社會情緒的重要出口。

當下中國似乎也面臨一些類似挑戰，但中國足球的崛起，真的要以社會發展減速為代價嗎？在今天，我們有機會、也必須突破這一約束。相比當年的日本，我們同樣面臨社會的巨大轉型，但不是停下來，而是需要從“生產型社會”邁向“生活型社會”。過去幾十年，作為“世界工廠”，我們的人民勤勞勇敢、開足馬力，整個社會圍繞物質生產高速運轉，推動無數個體沿著優績主義路徑，實現了衣食無憂的生活。然而到了今天，對很多人來說，這條路已經不太好走了。

當物質生產的溢價已經極低，當我們擁有全世界最好的制造業與最廉價的消費品，當1000塊錢的空調跟5000塊錢的空調功能差別不大時，當蜜雪冰城2塊錢的甜筒口味也很不錯時，物質消費的增長空間便被鎖定了。那什么是生活型社會呢？人們開始愿意慢下來，追求個體化的幸福，開始看重服務與體驗所附帶的、獨特的、無法被標準化的價值，并愿意為之付費，新消費的齒輪便會開始轉動，全社會也將重新涌現新的發展通道。這也是今年以來國家特別關注并支持服務性消費的原因。

那么這跟足球有關系嗎？回到“蘇超”的問題。如果說“蘇超”們提供了一種解決方案，那是因為它們本來就不是單純的足球項目，而是文旅休閑項目。在這種意義上，“蘇超”們拉動的是足球相關的生活，創造了超越足球本身的需求與市場機會。但僅靠“蘇超”們還不夠。只有當足球真正成為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才能衍生出更廣泛的足球職業路徑。

想象一下：孩子們不用上課外補習班，每天下課后能踢踢球；大人不用加班，周末能約上一場球賽。哪怕只是為了熱愛，只是為了在野球場上踢球更帥，普通人也愿意請足球教練指導技戰術，請運動教練指導體能恢復，請機構組織足球活動，遠征客場支持心愛的球隊和球員。那些無法走上頂尖職業道路的球員，可以成為校園足球或社區足球的教練，可以成為運動指導員、體能康復師，可以成為足球技戰術分析師、體育數據分析師、足球活動策劃師、足球自媒體從業者……這些需求的大量涌現，才能促使更多家庭不讓孩子“12歲退役”，也才能真正為中國足球提供足夠的選材庫。有了足夠的參與者，足球體制改革，理念完善也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而歸根到底，這一切有賴于社會動能的轉換，有賴于社會整體松弛下來。

當下，AI的出現或許會加速這一天的到來。隨著AI能力越來越強，很多人開始意識到，從前“卷學習”的單一路徑不再走得通。為熱愛投入，不僅是一種情緒消費，更可能成為一條真正的人生路徑。中小學生不再圍繞學習和考試組織全部生活，他們更能兼顧個體成長與未來所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是“投資于人”的一種方式。投資于人并不是要所有的人都成為科學家和工程師，而是激發每個人獨特的潛能，并使其有機嵌入到社會的生活與發展中。這可能不再只是“中國足球什么時候能進世界杯”的問題，而是“中國人口高質量發展什么時候能實現”的問題。

最后是最近聽到的一些故事，前面提到的球員王楚，現在開了一個高級足球訓練班，據說收費不低，但各地的孩子乃至職業球員仍趨之若鶩。北京的一些中產熱衷周末送孩子去滑雪，但不再是為了高考加分或成為第二個谷愛凌，而是想著孩子以后成為滑雪教練也能很好養活自己......

最最后，再來一個call back：如果讓我為未來中國人口高質量發展選一個綜合指標的話，我愿意用中國男足在世界杯上的名次來表示。

作者：李婷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