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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越來越多地看到，硅谷及其周邊一些領(lǐng)軍人物開始對當代平等主義觀念表示懷疑，甚至流露出對平等本身的輕蔑。

科技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曾參與推動從 PayPal（貝寶）到 Palantir（帕蘭蒂爾）等公司的崛起。他在2014年出版的《從0到1》（Zero to One）一書中，描繪了這樣一個經(jīng)濟世界：“極少數(shù)人會遠遠超越所有競爭者”，而這種權(quán)力動態(tài)是“宇宙法則”。

去年，埃隆·馬斯克在社交平臺 X 上發(fā)帖稱，“人類似乎越來越像是數(shù)字超級智能的生物引導程序”。這一表述似乎暗示，我們所有人都不過是創(chuàng)造財富的企業(yè)系統(tǒng)中的輸入項。

奧斯汀大學是一所得到蒂爾和其他科技巨頭支持的機構(gòu)。該校校長卡洛斯·卡瓦略（Carlos Carvalho）去年發(fā)表了一場題為《為不平等辯護》的開學典禮演講。

人們很容易以為，這些對不平等的頌歌代表了美國政治中一種新的、非正統(tǒng)的思想脈絡。畢竟，美國人往往喜歡把自己想象成一個深信所有人平等、并且普遍認同這一原則的國家。我們也傾向于說，是的，“人人生而平等”這一理想在《獨立宣言》中首次寫下時確實具有激進意義，但隨著時間推移，它已經(jīng)穩(wěn)步變成了一項不言自明的共識。

事實并非完全如此。

美國長期滋養(yǎng)著一股反平等主義思想，尤其是在經(jīng)濟問題上。卡瓦略博士在演講中承認，我們在“被創(chuàng)造”時是平等的。但縱觀美國歷史，一直有人主張，盡管政治民主與資本主義力量之間存在持久張力，我們?nèi)詰獙W會把不平等視為一種自然現(xiàn)象，甚至視為好事。

這種對平等的懷疑，至少可以追溯到建國者時代。1814年，約翰·亞當斯寫道，教導人們相信“所有人生來擁有平等的能力與稟賦，在社會中擁有平等的影響力，一生享有平等的財產(chǎn)和優(yōu)勢”，是一種“欺騙”。

反對平等的立場，有時帶有明確的種族主義性質(zhì)。1854年，支持奴隸制的作家喬治·菲茨休寫道，《獨立宣言》序言由一系列謊言構(gòu)成，在“廢奴運動興起”之前，這些謊言并未造成問題。他堅稱，人們“無論在身體、道德還是智力上，都并非生而平等”，因此，“他們天然的不平等會產(chǎn)生權(quán)利上的不平等”。

到了19世紀后期，隨著工業(yè)資本主義催生出驚人的財富高度集中，關(guān)于不平等不可避免的新論點開始流傳。耶魯大學政治經(jīng)濟學家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William Graham Sumner）認為，資本主義競爭導致財富集中是無法避免的。他主張，“人人平等這一斷言，也許是人類語言曾經(jīng)表達過的教條中最純粹的謊言”。

與他同時代的安德魯·卡內(nèi)基（Andrew Carnegie），對經(jīng)濟分層的態(tài)度更加矛盾。但在《財富福音》中，這位鋼鐵大亨闡明了自己的看法，即“商業(yè)、工業(yè)和貿(mào)易集中于少數(shù)人手中”符合所有人的最大利益，因為富人由此可以作為社會利益的受托人行事，投資于圖書館、音樂廳等宏大的文化機構(gòu)，而這些機構(gòu)是工人階級靠自身無法獲得的。

到了20世紀20年代，煽情作家兼優(yōu)生主義者西奧多·洛思羅普·斯托達德（Theodore Lothrop Stoddard）聲稱，“天然平等是曾經(jīng)折磨人類的最有害幻覺之一”。在斯托達德看來，經(jīng)濟等級和種族等級相互關(guān)聯(lián)：他理想中的社會秩序，是所謂“北歐人種”相對于所謂“下等人”處于權(quán)威位置；他還把布爾什維主義視為對種族秩序的威脅。

亨利·福特（Henry Ford）在自傳中聲稱，對他來說，在流水線上工作將是一個“可怕的前景”；但他又暗示，對于那些更適合流水線工作的人來說，創(chuàng)造性思考同樣會令人恐懼。他寫道：“毫無疑問，所有人并不平等，任何試圖使人們平等的民主觀念，都只是阻礙進步的一種努力。”

今天一些科技大亨所宣講的福音，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似乎是在為億萬富豪階層的存在提供正當化理由。它與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羅斯·弗里德曼（Rose Friedman）在自由意志主義著作《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中提出的哲學相契合。那種哲學擁抱機會平等，卻對優(yōu)先追求結(jié)果平等持負面看法。他們主張，只要經(jīng)濟競爭向所有人開放，物質(zhì)不平等就是正當?shù)摹?/p>

這種思想也與對進步派理念的挑戰(zhàn)并行出現(xiàn)。進步派理念試圖同時培育公民平等和經(jīng)濟平等。馬斯克經(jīng)常猛烈抨擊所謂“覺醒主義”。卡瓦略博士則贊揚社會分層是社會的基礎構(gòu)件，他說：“民主靠平等運轉(zhuǎn)；自由和卓越靠不平等運轉(zhuǎn)。”

今天圍繞財富不平等和可負擔性的辯論，部分源于一個問題：在一個財富以及對人工智能等強大技術(shù)的控制日益集中于少數(shù)人手中的社會里，機會平等是否還能真正存在。那些試圖安撫我們、聲稱不平等不可避免且有益的人，往往回避一個問題：在我們這個時代，財富極端集中會給民主生活造成怎樣的難題。

不平等所謂美德不斷被重新喚起、重新發(fā)現(xiàn)，這恰恰表明，在《獨立宣言》簽署250年后，平等主義理想仍然保有激進潛能。如此多人試圖反駁美國建國的核心準則，提醒我們：平等這一理念至今仍然強大，也依然具有挑戰(zhàn)性。

菲利普斯-費因博士（Dr. Phillips-Fein）是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

金·菲利普斯-費因是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教授，研究方向為20世紀美國政治史與政治經(jīng)濟史，尤其關(guān)注政治制度與思想、勞工與資本主義史，以及紐約市歷史。她著有《看不見的手：商人反對新政的十字軍運動》（Invisible Hands: The Businessmen’s Crusade Against the New Deal）和《恐懼之城：紐約財政危機與緊縮政治的興起》（Fear City: New York’s Fiscal Crisis and the Rise of Austerity Politics）。哥倫比亞大學官網(wǎng)列明，她現(xiàn)任羅伯特·加德納－肯尼斯·T·杰克遜歷史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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