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夏猶清和。上海申園的邀月堂，清風入弦，琵琶玉潤。

這是5月的浦江之畔，在摩天樓群勾勒的現代天際線下，在上海這座海納百川的國際都會心臟地帶，一枚曲水回廊的古典印章、一處詩意桃源的江南古典園林，正進行著一場以琵琶為主題的分享會。享譽全球的琵琶大師吳蠻，在上海交響樂團主辦的“大師不在臺上”的活動中，聊著一個在西方古典音樂專業語境中很少涉及但卻越來越受關注的話題：

作為中國傳統民族樂器的琵琶如何融入世界交響語匯。

很多人提到琵琶與上海交響樂團，就好比聯想到亭臺樓閣與高樓大廈、阿炳與貝多芬，格格不入。為何會有這樣一場活動？

作為典型西方管弦樂團編制的上海交響樂團，在2025-26音樂季中邀請民樂演奏家吳蠻為駐團藝術家，此前未有過先例——作曲家如陳其鋼、周天，歌唱家如托馬斯·鮑爾、沈洋，演奏家如戈蒂埃·卡普松、王健……皆是主攻西方音樂體系的。

吳蠻的加盟，成就了海派申園的一場特殊的活動，也成就了吳蠻與上海交響樂團過去一年的三場精彩演出。

吳蠻

從民謠抒情到先鋒解構，匯通中西洋流

我以為，在上海交響樂團2025-26音樂季中，作為駐團藝術家的吳蠻在與上海交響樂團的三場現場演出，充分展示了這一古老的琵琶之舟駛入世界交響的洋流三個階段的嘗試和姿態。有幸現場聆聽了三場演出，真正領略了何謂“承古開新，跨語無界”。

2025年9月5日的開幕音樂會，吳蠻與余隆執棒的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繹了趙季平《第二琵琶協奏曲》。趙季平是當代中國樂壇最具中國風格的作曲家之一，而這首琵琶協奏曲，則是一次將蘇州評彈的婉約風韻與西方管弦樂隊編制和協奏曲曲式的宏大敘事相融的可貴嘗試。

在演出過程中，伴隨著厚重弦樂的底色，吳蠻的琵琶以松弛自如、從容主導的姿態，以散板悠然切入。帶著蘇州評彈的溫潤氣韻確立了全曲的音樂基調。吳蠻輪指細膩剔透，面對頻繁的變調依舊不失婉約，每一擊撥奏而都隱隱透出沉穩和力量感。

在一些悠長線條的如歌片段中，可以清晰聽到吳蠻處理上那種纏綿軟糯、獨具韻味的甜美與淡雅，并未有大段的炫技和張揚個性。這一抒情性強的風格貫穿始終。樂隊也表現得相當克制，盡力烘托和暈染著琵琶涓秀的氣質。幾度激越的情緒頂點，吳蠻也是有的放矢，處理得利落果決，余韻不絕。

2025年9月5日的開幕音樂會，吳蠻與余隆執棒的上海交響樂團合作演繹了趙季平《第二琵琶協奏曲》。 攝影：蔡磊磊

2026年5月22日晚的演出，則由指揮家景煥與吳蠻合作，攜手上海交響樂團演繹了美國作曲家盧·哈里森《琵琶和弦樂隊協奏曲》。

盧·哈里森師從考威爾與勛伯格，是20世紀晚期全球屈指可數的大作曲家。哈里森在1997年專為吳蠻量身定做的這首琵琶與樂隊的協奏曲，是首次有西方一線作曲家為中國傳統民族樂器進行的創作。這段“佳話”，真正開啟了琵琶進入世界交響語匯的大門。

這首作品從演奏技術上看難度更高。當晚演出中，吳蠻以清亮通透的定調開篇，以更為進取的姿態引領樂隊，其左手的按音也更為細膩多變。“三套車”中，吳蠻密度均勻、顆粒清澈的輪指極富歌唱性。而“風與梅”中快讀指法切換流暢無滯澀，泛音段落清透空靈，引人遐想。一段“三人共享”的叩擊琴板頗有新意——琵琶竟化身打擊樂器。

“理查德·洛克挽歌”中，吳蠻以極其緩慢而均勻的推拉音，控制每個音的消散過程。看似不經意的一次撥弦，閉眼冥想都是大千世界。至全曲尾聲，吳蠻并未見一味地炫技與沖刺，依舊穩健，以熱情的掃奏營造出質樸的慶典氛圍。

吳蠻與景煥在排練中

6月5日晚的最后一場演出，由英國指揮大師喬納森·諾特執棒，攜手吳蠻呈現了美國華裔作曲家杜韻《琵琶協奏曲“聽書”》的中國首演。這部被譽為“當代琵琶技法的集大成試煉之作”一反常規琵琶作品的聽覺習慣，包含大量先鋒演奏技法，如無固定音高煞音、極限音區跳彈、碎片化即興節奏、多聲部分層掃拂等，演奏難度堪稱“琵琶界的天花板”。

當晚的演出，吳蠻以一段獨奏華彩開篇，左手漸進式的吟揉，便清晰地將傳統琵琶曲情韻中的波動感由寬幅顫音緩緩收束為細密揉弦。吳蠻似乎有意收起輪指的音量。至中段狂暴的段落，樂隊幾乎是密不透風地將琵琶包裹在內。

吳蠻的演奏呈現出相對退卻的姿態，在高難度彈挑、掌捂煞音與大跨度換把協同的斷音節奏中，一保松弛感，且節奏精準，紋絲不亂。時有說書的頓挫氣口，展現了一張一弛的定力。尾聲回歸民間曲調時，依舊是由濃轉淡的弦音與輪指，直至歸于靜默。

三首琵琶協奏曲，琵琶可剛可柔、可主可輔的包容性令人驚嘆，盡顯吳蠻出神入化的藝術把控力。這三首琵琶協奏曲也恰好勾勒出一條從“中國韻味”經由“跨文化對話”最終抵達“世界先鋒”的演進脈絡。

三場音樂會，從中國民樂與西方管弦樂的溫情對話，到以東方美學重構弦樂織體的文化互譯，再到以西方現代音樂的實驗邏輯解構琵琶固有的音色與句法，琵琶這件古老樂器正一步步進入世界當代聲音劇場的中心位置，化身真正匯通中西洋流的“精靈”。

6月5日晚，由英國指揮大師喬納森·諾特執棒，攜手吳蠻呈現了美國華裔作曲家杜韻《琵琶協奏曲“聽書”》的中國首演。攝影：王赟

從音色點綴到文化共情，構建音樂絲路

記得澎湃新聞的一次訪談中，吳蠻就琵琶在現代管弦作品中淪為“色彩樂器”這一現象，如此說過：琵琶和管弦樂團合作，不能只借用音色做點綴，必須凸顯琵琶自身的音樂語言與文化內核。

我以為，文化共情是實現這一凸顯的第一步，也是吳蠻現場演奏給我所傳遞出的最直觀的感受。正如德國思想家雅思貝爾斯所說：“真正的藝術突破歷史與地域的壁壘，在人類共通的生存體驗中找到共鳴點；民族音樂的世界性，正在于它承載了這種可被共情的生存體驗。”

在西方古典音樂中，很多地方民族樂器由于其個性與“交響性”的沖突、音量與聲學融合的難度、作曲與和聲體系的差異等因素，僅作為一種特殊音色被少量使用。如日本的“尺八”因其幽玄的音色，在20世紀的西方音樂中多作為色彩點綴；又如印度尼西亞的“甘美蘭”，同樣也是盧·哈里森十分喜愛的樂器，常被西方作曲家視作一種“音樂原料”植入作品，以增添神秘色彩。

中國的傳統民族樂器二胡、琵琶等，最初所面臨的是同樣的困境。早在18世紀，中國琵琶便已進入歐洲——1756年便記載有西方最早的中國音樂表演。1979年小澤征爾指揮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的由吳祖強、劉德海創作的《草原小姐妹》，被視作第一部真正意義上引起廣泛關注的琵琶協奏曲。但這僅是中國作曲家用西方交響思維創作協奏曲的開端。

吳蠻，是琵琶真正走向世界的關鍵推手。在人類共通的生存體驗中找到共鳴點，便是吳蠻之所以能夠實現這一突破的根本。

吳蠻和馬友友在白宮合照紀念

作為中央音樂學院首位琵琶演奏碩士，吳蠻自1990年初赴美起，便開啟了將琵琶推向世界音樂舞臺中心的耕耘。她說過，無論東西方，音樂最深層的感染力來自那些樸素的、普世的情感——比如游子的鄉愁、生命的歡愉、戰亂的悲憫與寧靜的祈禱。

在演奏技法上，她往往不急于炫示輪指的顆粒或速度，而是會在敦煌古譜的“心拍”節奏與絲弦的溫潤泛音里，挖掘出琵琶最能觸動人類聽覺本能的那部分聲音：那種如私語般的吟揉和嘆息，能喚起任何文化背景聽眾對“訴說”與“懷舊”的直覺感受。去年9月5日晚對趙季平《第二琵琶協奏曲》的處理，她模仿人聲低語的輪指所彈出的似斷非斷的惆悵韻味，正合人類傾訴本能的聲音。

在演奏理念上，她將“留白”視為超越語言的交流方式，5月22日晚哈里森的作品中空靈泛音與緩慢的推拉音所營造的冥想般的空間感，恰是全人類所共通的沉思姿態。這首盧·哈里森的《琵琶和弦樂隊協奏曲》，是真正具有里程碑意義的。

吳蠻與哈里森及丹尼斯

吳蠻提到過，1997年，已屆70歲的盧·哈里森在與吳蠻的接觸中，突然做了一個大膽的決定：要為琵琶寫一首協奏曲。作曲名家在晚年做這種極具挑戰性，甚至是冒極大風險的跨領域嘗試，是極為罕見的——保住“一世英名”、少寫有風險的作品，是同代作曲家慣常的心思。

但恰恰是哈里森和吳蠻的這次傳奇合作，并在紐約林肯中心成功首演了《琵琶與弦樂隊協奏曲》——這不僅是西方音樂史上第一部琵琶協奏曲，也是哈里森生前最后一部大型管弦樂作品。

這里，哈里森沒有把琵琶寫成一件“中國色彩樂器”，而是將其作為能夠傾訴人類普遍情感的獨奏聲音。在吳蠻與弦樂隊的平等對答中，東方彈撥的顆粒感與西方長線條的呼吸共同織出人類情感的真實面貌：孤獨、溫暖、抗爭與和解。吳蠻以其在對人類共通性的“文化共情”的多維度探尋，使琵琶完成了從民族樂器到世界性獨奏樂器的身份蛻變。

我對吳蠻關注最多的，恰恰是她完成哈里森《琵琶與弦樂隊協奏曲》之后，與大提琴家馬友友又共同創立“絲綢之路”音樂計劃。

這個計劃成為吳蠻踐行其理念又一宏大的實踐平臺。正如吳蠻所說，“絲綢之路樂團是流動的沒有墻壁的音樂實驗室……用西方樂器和其他國家的傳統樂器揉在一起，打亂、再創作一種新的音樂語言，是非常健康的實驗”。

音樂計劃匯聚來自絲路沿線多國的音樂家，將超越語言的情感主題視作即興對話的起點。在這一平臺上，吳蠻將琵琶帶入波斯、印度、中亞等傳統語境的直接碰撞中。當琵琶的音色與伊朗卡曼恰的哭腔、印度塔布拉鼓的節奏共同講述同一個關于人類共同情感的故事時，樂器間的差異不再是障礙，反而成為豐富共鳴層次的素材。

2017年她參與錄制的專輯《歌詠鄉愁》獲格萊美“最佳世界音樂專輯”獎，我想這正是國際樂壇對這種“共情式跨界”的最高認可。

《歌詠鄉愁》專輯封面

從共享范式到個性語法，走出中國氣韻

作為駐團藝術家的吳蠻，在上海交響樂團2025-26音樂季中三場演出的設計，獨具匠心和巧思。

我以為，在實現文化共情的基礎之上，趙季平《第二琵琶協奏曲》、盧·哈里森《琵琶和弦樂隊協奏曲》、杜韻《琵琶協奏曲“聽書”》，恰呈現了以琵琶為代表的中國民族音樂走向世界的三條核心邏輯：

一是“母語扎根”，讓民族音樂語言獲得國際通行的協奏曲載體；二是“互譯留白”——哈里森以美國作曲家的“他者”視角，主動采用中國水墨式的留白，讓琵琶與弦樂平等對話，證明“空靈”“通透”的中國式語言反而能擴大美學共識；三是“解構重生”，以對西方傳統范式的解構彰顯琵琶魅力。

三者殊途同歸：琵琶走向世界并非單向輸出，而是不斷在“扎根—對話—破界”的螺旋中，讓中國音樂成為全球當代音樂譜系的有機創造者。

趙季平《第二琵琶協奏曲》，是在扎根民族語言為前提，借助西方“協奏曲”這一創作形式，以“共享范式”即以協奏曲為平臺的琵琶敘事。作品中，琵琶帶著完整的文化身份，平等地與西方交響樂團進行深度對話。趙季平曾說過，“越是民族的東西，越是要與時代同步，越要走向世界、感染世界”。這首作品并沒有讓琵琶去演奏西方的音階與和聲，琵琶旨在邀請西方語匯“走出”自身，在邊界處與琵琶相遇。

吳蠻與美國 New Haven交響樂團

1997年哈里森《琵琶和弦樂隊協奏曲》，琵琶則以獨特的個性介入西方古典音樂的傳統范例，而非僅僅共享同一范式。5月23日申園邀月堂的這場分享會中談得 最多的，便是吳蠻與哈里森就《琵琶和弦樂隊協奏曲》的“傳真式創作”，以及其如何展現琵琶與西洋樂隊在兩種英語語言的“互譯留白”中實現的突破：

在創作時，哈里森向相隔他地的吳蠻傳真了自己創作的寫滿西方式音階的樂譜，但在琵琶演奏的指法標記上卻是一片“空白”——哈里森希望吳蠻參與創作，讓吳蠻基于自己對樂譜的理解，將琵琶的韻味和演奏技巧融入作品中。

換言之，哈里森提供了作品的音階框架，吳蠻則將作品予以“琵琶化”，使得這首作品成為中西跨文化合作的典范：既突破了傳統西方協奏曲的共享方式，又彰顯了琵琶個性化的民族語言扎根古典當代音樂譜系的有機性。

杜韻的琵琶協奏曲《聽書》似乎又進了一步。作為首位斬獲普利策音樂獎的華人女性作曲家，杜韻的這首作曲不僅完全為吳蠻的琵琶量身打造，且以一種后現代的姿態徹底解構了“協奏曲”這一西方古典體裁樣式本身，并將其重塑為一次鮮活、流動且充滿生命力的“當代重生”。

《聽書》中，杜韻將“協奏曲”切割成私人化的片段。吳蠻將其比作一張張不斷生成的拍立得照片：每一張都有自己的情緒、故事和色彩，其中還包括北方的秦腔、南方的南音和京劇元素，合在一起則構成層次復雜的整體。琵琶以說書人的身份在這些片段間穿針引線。這里，西方的音樂范式被顛覆后，中國音樂、中國文化的個性化語言是作品絕對的精神內核和敘事引擎。

《聽書》的成功僅是一例。如今的吳蠻，已積累了一百多首琵琶新曲，并持續探索著琵琶與西方管弦樂融合的路徑。在世界交響語境下，以琵琶等民族樂器為代表的“中國氣韻”，正以獨具個性的新姿態參與并完善世界音樂的語法語匯。

杜韻琵琶協奏曲《聽書》中國首演排練現場

上海交響樂團以“音樂溝通世界”為使命。如何溝通？以什么樣的姿態去溝通？

在樂團2025-26音樂季即將收官之際，我以為，重新回望駐團藝術家吳蠻的三場精彩現場，恰恰提供了對這一使命的最好注解。

從“用世界語言講中國故事”到讓中國故事重構世界語言，即以琵琶作舟，將中華樂韻匯入世界交響的洋流，我想這不僅是吳蠻的愿景，更是無數中國音樂人共同的愿景。就像都市鋼鐵叢林與江南古典園林申園的和諧與互文一般，要讓阿炳與貝多芬的共舞既被我們接受，也被世界接受。

來源：王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