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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國家郵政局的一紙公告,將正處于高速擴張期的極兔速遞推向輿論風口。公告顯示,今年以來,使用“極兔速遞”商標、字號、快遞運單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頻發生產安全事故,場所內多次被查出安全隱患。極兔速遞有限公司作為品牌總部,未按規定實行安全保障統一管理,存在嚴重缺位,國家郵政局依法對其啟動立案調查。
消息一出,資本市場反應迅速而劇烈。極兔速遞港股盤中直線跳水,一度跌超10%,最低觸及7.85港元。
這個靠“野蠻生長”在中國快遞市場撕開一道口子的后來者,正在為規模擴張暴露出的深層問題付出代價。
極兔速遞回應,“極兔速遞中國區高度重視,誠懇接受,堅決服從、全力配合主管部門依法依規開展的各項調查工作。”
國家郵政局公告中,“管理缺位”是定性的關鍵詞。這并非憑空指責,而是指向了極兔龐大加盟網絡的深層隱憂。
極兔進入中國市場僅六年,如今已坐擁約6500個網絡合作伙伴、約19500個網點,市場份額超過11%。從2020年3月進入中國,到2024年全球首次盈利,創始人李杰在致股東信中將其稱為真正在中國“活下來”的標志。從0到11%的市場份額,極兔只用了六年,走完了中國傳統快遞企業三十年的路。
然而高速擴張的另一面,是管理半徑被拉長后的失控風險。區別于順豐的直營模式和“通達系”的常規加盟制,極兔采用的是獨特的“區域代理模式”——區域代理通常持有極兔總部或區域運營實體的股權,負責該區域的日常管理運營,包括建立本地營運、拓展網點、招募人員等。
這種模式賦予了區域代理相當大的自主權,有利于快速鋪開網絡,但同時也意味著總部對末端的管控力度天然較弱。一旦代理層級的執行力打折扣,安全責任就很難傳導到一線。
也正因如此,今年以來多個使用“極兔速遞”品牌的關聯企業接連發生生產安全事故,監管執法部門在檢查中發現了大量隱患。在這背后,安全生產的統一管控未能真正落到每一個轉運中心、每一個加盟網點。
極兔作為成立時間最短、上市速度最快的快遞企業,在高速發展過程中,安全管理體系確實存在需要進一步完善的地方。對于加盟制快遞企業而言,總部對全國網絡的統一安全管理責任尤為關鍵。
一個值得回看的時間節點是:2023年10月,國家郵政局就曾因安全生產事故約談極兔與順豐,直指其安全主體責任落實不到位。時隔兩年多,極兔的安全生產問題非但沒有根治,反而在2026年以“頻發事故”的形式重新暴露在監管面前。從約談到立案調查,監管的遞進式加壓,折射出問題的頑固程度。
如果說安全生產事故暴露的是管理上的“下半身”問題,那么極兔中國業務的財務數據,則揭示了其商業模式的“上半身”困境。
從極兔2025年全年財報來看,全球數據依然亮眼:包裹總量首次突破300億件,達到301.3億件,同比增長22.2%;總收入達121.6億美元,同比增長18.5%;經調整凈利潤4.3億美元,同比增長112.3%。東南亞市場更是交出了67.8%的包裹量增速和34.4%市場份額的出色成績單,新市場也首次實現全年盈利。
但在這些數字背后,中國區業務的疲態格外刺眼。2025年極兔中國區包裹量雖達220.7億件,但同比增速已降至11.4%,相比2023至2024年超25%的增速出現明顯下滑。收入方面更為明顯:全年收入67.1億美元,同比僅增長5%。與此同時,中國區市場份額從2024年的11.3%微降至11.1%。
更值得關注的是四季度的一次明顯收縮。財報顯示,極兔在四季度網絡合作伙伴減少300個,網點減少500個,轉運中心減少2個,第三方承運商車輛減少300輛。
對此極兔解釋稱,這些收縮是為了優化網絡結構、提升單點運營能力。盡管公司在財報中反復強調“精細化管理”“全鏈路降本”等思路——單票成本已從2024年的0.3美元降至0.28美元——但數字層面的好轉,尚未轉化為口碑層面的改善。社交媒體上關于“未經允許將包裹放在驛站”“快遞員態度惡劣”“包裹破損遺失”“客服處理滯后”等投訴大量存在,末端服務質量的短板極為突出。
業務增長放緩與安全風險暴露同時出現,恰恰印證了一個核心判斷:極兔在中國市場正經歷從“粗放擴張”到“精細化運營”的痛苦轉型期,而安全生產問題正是這個轉型期中最顯眼的“裂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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