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春，南京東郊晴雨不定。剛在大校授銜儀式上露面的王必成，把一疊線裝《孫子兵法》送給老首長粟裕，叮囑說：“戰事未了，書里也許還能添點新用。”誰也想不到，三年后，兩人在同一間大禮堂再度相逢，卻成了“被要求相互揭發”的對象。

1948年10月，濟南城頭硝煙尚未散盡，粟裕已飛電中央，主張順勢南下，調轉槍口直指徐蚌。許多人事后才明白，這一紙電文，實則是要用“百萬人、兩個月”解決國民黨精銳，實現戰略決戰。當時，華野前線指揮所里，王必成跟著在作戰室畫線、推沙盤，耳聞目睹此事。他后來回憶：“粟司令把地圖一翻，說打就打，他的膽子真大。”這便是王必成心中對“謀深如海”的第一印象。

時間跳到1958年夏天。北京接連開會，整風、反右、反“山頭”，層層傳達壓力。有人把“過分強調個人作用”列為新帽子，一系列批判會接踵而至。粟裕的直率和寡言少交際，撞上了風頭正緊的政治空氣，矛盾被迅速放大，他被點名“驕傲自滿”“搞獨立王國”。議程排定：幾名老部下必須帶頭揭發。

王必成就在名單里。接到通知時，他正在南京軍區值班，軍區辦公室給他摘錄了幾條“揭發材料”，意思是讓他照本宣科。他一言未發，把紙撕掉，扔進爐子。旁邊的參謀勸他“別沖動”，他只是擺擺手：“事情不清楚，稿子就不要。”

當晚的會場擠滿了人，熱浪夾雜著緊張氣息。輪到王必成，他空手走上講臺。燈光刺眼，他掃視臺下那些熟面孔，開口便是一句：“組織上要我揭發粟裕的大陰謀，我只體會到兩個字——‘大’和‘謀’。”眾人屏息，他繼續說：

“濟南戰役剛贏，他就建議再打一仗，一次吃掉蔣軍主力。毛主席拍了板，我們贏得淮海。論‘大’，這是大手筆；論‘謀’，這是大戰略。至于陰，我跟了他十多年，沒見過；誰看見了，請站出來補充。”

短短數語，臺下先是鴉雀無聲，隨后響起窸窣的低語。主持人臉色驟變，匆匆宣布休會。會后第二天，就傳出“王必成態度不老實，要列為反面典型”的風聲。

事情卻沒有朝預想的軌跡深入。賀龍看了會議記錄后，只說一句：“這個人靠得住，該保。”經過他在中央軍委辦公會議上的幾句話，關于王必成的“材料”被壓了下去。保他的人不止賀龍。1966年后，個別人把舊事又翻出來，羅列“100條問題”，送到毛主席案頭。主席看完，用紅筆劃掉大半頁，只留一行批示：“王必成同志問題講清楚就行了。”那份報告就此束之高閣。

因此，王必成的仕途只是停滯，沒有急轉直下。1960年代中后期，他仍任南京軍區副司令。1971年冬，他調任昆明軍區司令員，肩負西南邊境防務。有人揣測，這次調整是出于“冷處理”，可邊防線吃緊，中央不會把閑人放到那條線上。

戰友之情卻始終在。1969年粟裕住院期間，王必成三次飛京探望，每次都帶著地方特產，囑咐護士：“粟司令喜歡淡茶，別泡濃了。”病榻旁，兩人偶爾談到那場批判會，粟裕只淡淡一句：“算了吧，過去的火藥味該散了。”

1978年清明前夕，中央文件下達，為粟裕徹底平反。可惜，王必成在3月的高原勘察中突發腦溢血，病逝昆明，享年62歲，未能親耳聽到這條消息。得知平反定論的那天，粟裕夫人楚青撥通南京的電話：“老王若在，定會高興。”她讓人把《人民日報》頭版整版報道裁下，寄往南京雨花臺，把報紙壓在王必成墓前花崗石下。碑前長草，到雨季便青翠一片。

回望此事，能看到另一種戰友情：并肩時不吝生死，風雨時不棄立場。1958年的講臺上，王必成用“‘大’和‘謀’”四字替老首長擋回萬千流矢，也替自己扣上了鐵骨兩字。后來，他或許不是政壇的常客，卻始終站在槍聲可能再起的前沿；他的名字，也被那些在淮海泥濘中摸爬滾打的老兵，悄悄寫進心底的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