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6月20日電 6月20日，《新華每日電訊》發表題為《尋訪“四大隊”：永不褪色的忠誠》的報道。

　　黃土高原上，溝峁層巒疊嶂，山間的微風帶來遠方的回響。

　　走進陜西省榆林市米脂縣楊家溝村，一座座聯排窯洞映入眼簾。79年前，黨中央轉戰陜北期間，毛澤東率領中央機關在這里戰斗生活4個多月，留下了在小窯洞指揮全國解放戰爭的紅色傳奇。

　　在這場關乎中國命運的偉大決戰中，有一支特殊的隊伍始終緊隨黨中央和毛主席。他們以筆為刀戈、以文作槍炮，雖不臨陣殺敵，卻在輿論戰場上橫掃千軍。這就是代號為“四大隊”的新華社工作隊。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給新華社老黨員、中央縱隊“四大隊”隊員張連生回信，由衷褒揚他真摯深厚的信黨愛黨之情，向他和全國的老黨員、老同志致以誠摯問候，對新時代共產黨人提出殷切期望。

　　“四大隊”是一支怎樣的隊伍？是什么樣的力量讓新華人在血與火、生與死的考驗面前堅如磐石？

　　在歷時1年有余，轉戰2000多華里，途經12個縣的轉戰陜北征程中，“四大隊”緊緊跟隨黨中央和毛主席，不畏艱險、攻堅克難，在黃土高原的千溝萬壑中與敵人周旋，用紅色電波將黨中央的聲音傳遍全國，譜寫了一曲氣壯山河的新聞戰歌，為推進中國革命的勝利進程作出了卓越貢獻。

　　毛澤東在回顧這段歷史時，作過一個精辟的概括：“中央留在陜北靠文武兩條線指揮全國的革命斗爭。武的一條線是通過電臺指揮打仗，文的一條線是通過新華社指導輿論。”

　　斗轉星移，山河巨變。循著“四大隊”的足跡，我們踏上一場追尋初心使命之旅。

一支特殊的隊伍：

當好黨中央的喉舌耳目

　　革命圣地延安，延河之畔，清涼山巍巍聳立。這座被世人稱作“紅色新聞山”的地標，在抗戰時期和解放戰爭初期是新華社、解放日報、新華書店等新聞出版單位所在地。如今，延安新聞紀念館坐落于此，每年都有大批新聞從業者前來尋訪根脈、感悟初心。

　　走進延安新聞紀念館一樓展廳，新華社緊緊跟隨黨中央的紅色歷史鋪展開來。新華社的前身紅色中華通訊社，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紅軍長征抵達陜北后，1937年1月，紅中社在延安更名為新中華社，簡稱“新華社”。

　　1947年初，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個年頭，國民黨軍隊進犯延安的腳步越來越近，中央決定新華總社從延安疏散。為確保黨中央的聲音不間斷傳播，周恩來親自布置了新華社的戰備工作。他強調，新華社的廣播（包括中文廣播、英文廣播和口語廣播）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中斷，而且對外廣播的功率還要加強。

　　1947年3月，國民黨軍隊在全面進攻受挫的情況下，對陜北和山東解放區改行重點進攻，國民黨胡宗南等部大舉進犯延安，中共中央機關主動于3月18日撤離，開始了轉戰陜北的偉大歷程。

　　臨行前，毛澤東對前來送行的西北野戰兵團的領導干部們說：“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們要以一個延安換取全中國?！?/p>

　　延安（陜北）新華廣播電臺播音員錢家楣回憶，1947年3月11日，國民黨空軍開始轟炸延安，窯洞頂上的土被大塊地震落下來，但電臺播音沒有中斷，直到國民黨進占前一天即3月17日，她才從延安撤退。19日傍晚，錢家楣趕到瓦窯堡好坪溝村一座破敗的小廟里繼續工作。3月28日，敵人相距只有30多里，錢家楣播完最后一個節目后撤離。

　　3月29日，中央在陜北清澗縣召開會議。隨后，中央機關分為三部分，由劉少奇、朱德等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到華北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的精干機關，繼續留在陜北，指揮全國各戰場作戰；葉劍英、楊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員會，轉移到晉西北統籌后方工作。新華社兵分兩路，大部由社長廖承志率領東渡黃河到太行，還有一支精干隊伍跟隨黨中央轉戰陜北。

　　位于榆林市靖邊縣的小河會議舊址（資料照片）。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邵瑞攝

　　延安新聞紀念館館長高延勝介紹，留在陜北的中共中央機關、解放軍總部的工作人員以及警衛部隊共約800人，按軍事編制組成中央縱隊，下轄4個大隊，其中四大隊就是新華社工作隊，負責新聞通訊聯絡。于是，新華社開始以“四大隊”這個神秘的代號，穿梭在陜北高原的溝峁梁塬。

　　新華社研究院新聞理論與新聞史研究室主任萬京華介紹，“四大隊”由編輯、翻譯、電務和后勤工作人員組成，最初40多人，后來發展到100余人。大隊長為時任新華社副總編輯范長江。

　　轉戰陜北期間“四大隊”的主要任務，一是抄譯國民黨中央社電訊和路透、美聯、合眾等外國通訊社的部分英文電訊，供中央領導人及時了解國內外情況。二是同太行總社保持電臺通訊聯絡，一方面傳送人民解放軍總部的戰報和中央領導為新華社撰寫的評論、社論、新聞等各種文稿以及黨中央對宣傳工作的指示，另一方面向黨中央轉報太行總社有關宣傳報道的請示報告。三是抄收總社的文字廣播和外國通訊社的電訊，編輯出版《新聞簡報》和《參考消息》，供中央縱隊干部閱讀。四是代表總社就近指導新華社西北總分社和西北野戰軍記者的報道業務工作。

　　這是“四大隊”編印的《新聞簡報》（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副教授楊文翔說，在轉戰陜北的過程中，毛澤東和中央軍委進行決策時，需要研究大量的資料，但當時很難看到報紙，即使能看到，也往往嚴重滯后。因此，“四大隊”每天抄收的新聞外電就成了黨中央了解外界情況的重要渠道?！皬耐嘶氐碾娪嵵校梢钥吹缴厦娑加兄醒腩I導同志用毛筆、鉛筆畫的圈、點、線等各種符號，有的還有批注，說明中央領導同志看這些材料很仔細?！?/p>

一次艱苦的轉戰：

黨中央走到哪里，“四大隊”就跟到哪里

　　陜北的路，是數不清的溝壑，望不盡的土坡。79年前轉戰陜北，共產黨人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了中國革命的乾坤。

　　米脂縣楊家溝，黨中央轉戰陜北期間駐留時間最長的地方。從1947年11月中央機關進駐起，到1948年3月，這座偏僻的黃土高原小村莊，成為中國革命斗爭的“總指揮部”?！八拇箨牎币苍诖肆粝铝艘欢坞y忘的歲月。

　　走過一段土路，我們來到山坡上，一座擁有獨立院落的窯洞閃現在眼前。

　　“這里就是‘四大隊’在楊家溝辦公生活的舊址！”楊家溝紀念館原館長常天民興奮地說。

　　循著常天民的指引，我們走進大院。土坯墻面帶著歲月的斑駁，木格窗欞透著時光的質感，地面坑洼不平，處處透著一股歲月的厚重感。站在這片土地上，我們遙想那段革命年代的崢嶸歲月——當年新華社前輩們，就是在這里日復一日戰斗工作。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楊家溝召開擴大會議（十二月會議）。會議通過毛澤東提交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書面報告。報告闡明黨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提出十大軍事原則。報告經新華社向全國播送，傳達了歷史轉折關頭中國共產黨的聲音。

　　陜北的窯洞關系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也刻錄著“四大隊”書寫歷史、記錄歷史的印記。

　　“這本書里收集了當時的一些重要文章，是‘四大隊’在楊家溝編印的?！背Ｌ烀裾故玖怂缘降囊槐尽蛾儽奔酚坝”尽＿@部落款“一九四八年三月于陜北米脂”的書籍，收錄了1947年3月至12月間中共中央領導人撰寫的文件、社論、時評等45篇。

　　常天民感慨道：“這本書現在很稀缺，是‘四大隊’緊緊跟隨黨中央的重要見證。作為楊家溝時期黨的宣傳出版工作的標志性成果，《陜北集》彰顯了‘四大隊’在艱苦條件下忠誠履職、堅決執行中央決策的政治品格，在黨的新聞出版史上具有獨特地位?！?/p>

　　在那個物資匱乏、條件艱苦的年代，“四大隊”緊緊跟隨在黨中央身邊，住窯洞、吃粗糧，同野戰部隊一樣，始終保持著高昂的革命激情，在槍林彈雨和極其簡陋的條件下堅持工作，不斷創造新聞史上的奇跡。

　　曾任新華社電務處三科副科長的杜牧平等人回憶，每到一地，“四大隊”就迅速架設天線、安裝機器，用老鄉家的門板當桌子，有時就趴在炕沿或者灶臺上，抄收電訊、編譯稿件。他們還要同敵軍無線電測向定位作斗爭，因為電臺的信號和位置一旦被測定，就會招來敵人，威脅到毛主席和黨中央安全。當時的同志采取各種措施加強無線電偽裝，使敵人不易迅速辨別出電臺地點。發送千字以上電報時，電臺就移至60公里以外的地方去發報，“打一槍，換一個地方”。

　　萬京華介紹，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中，“四大隊”跟隨黨中央經歷的大轉移就有8次。途中，同志們不僅需要克服工作生活條件簡陋等問題，還經常要在生死考驗中完成工作任務。

　　已過期頤之年的張連生，在烽火硝煙中跟隨黨中央轉戰陜北，是“四大隊”負責報務工作的第二中隊成員之一，也是目前新華社唯一健在的“四大隊”成員。他在回憶文章中講述了在延安志丹縣的一次驚險行軍——

　　當時，隊伍駐扎在一座小山下，夜里11點鐘的時候，司令部傳來命令：“立即準備出發！”深夜又逢大雨，山中路滑難行。趕牲口的報務員為了保護機器，把自己的被子打開蓋到機器箱上。一夜腳步不停，直到第二天凌晨6時，隊伍才到達橫山的一個村莊。據司令部的偵察兵說，敵人就在距離我們隊伍四五里遠的山坡上。當時，為了不暴露目標，800余人的大隊被壓縮在長不過兩里、寬不過百十來米的山溝里。

　　這樣生死一線的緊急情況，“四大隊”遇到過不止一次，但是沒有人感到害怕。張連生在采訪中堅定地說：“無論多么危險，只要我們和黨中央、毛主席在一起，就無所畏懼！”

　　這種“緊緊跟隨”，不是簡單的空間上的伴隨，而是政治上的絕對忠誠。

　　1947年6月的一天，“四大隊”的電臺搜索到國民黨中央社的消息，說毛澤東正在馬蹄溝一帶活動，范長江立刻報告毛澤東主席。當時黨中央機關和毛澤東駐地在王家灣，而這正是國民黨部隊襲擊馬蹄溝的必經之地。中央立刻命令大家向山上轉移，最后轉危為安。

　　張連生回憶說：“當我們走近山口時，看見毛澤東、周恩來站在雨中，正在等我們呢！他們說，由于情況緊急，其他大隊都已進山了，因為怕新華社的同志們走錯了路，就在這里等我們。見到我們都趕上來了，他們才放心地同我們一起上了山。”

　　1948年3月，“四大隊”跟隨黨中央在吳堡縣東渡黃河，告別了陜北這片工作和戰斗了13年的黃土地，帶著在此地孕育出的革命傳統和工作作風，與新華總社在河北西柏坡勝利會師，邁向新的勝利。

　　位于延安市子長市好坪溝村的陜北新華廣播電臺舊址（6月16日攝）。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邵瑞攝

一段不朽的傳奇：

紅色電波化作千軍萬馬

　　轉戰陜北期間，新華社承擔了中共中央機關報、通訊社和廣播電臺的任務。在這期間，新華社的許多重要新聞和著名的社論、評論，都是由“四大隊”電臺發到太行總社，再轉發全國，讓黨中央的聲音隨著紅色電波傳遍全國各地。

　　在撤離延安的第七天，我西北野戰軍取得青化砭大捷。經周恩來指示，一封電頭為“新華社陜北25日電”、末尾為“祝賀你們取得了首戰的偉大勝利”的稿件，經新華廣播電臺播出，鼓舞了我方斗志，打擊了敵人氣焰。

　　榆林市靖邊縣小河村，是黨中央轉戰陜北的重要一站。1947年6月16日起，黨中央在這里駐留46個晝夜，并于7月21日至23日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即著名的“小河會議”），研究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決策，對于解放戰爭由戰略防御轉向戰略進攻，將中國革命推向新高潮，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在黨中央指揮下，“四大隊”用“筆桿子”配合“槍桿子”，吹響戰略進攻的號角。

　　記者在小河會議舊址看到，依山勢坐落的窯洞雖歷經風雨，卻依然保持著當年的質樸模樣。勝利廣場周圍綠樹掩映，草木蔥蘢，中央矗立著十五尊當年參加小河會議的領導人的雕像。一間懸掛“新華社小分隊”紅底金字的窯洞，還原當年“四大隊”在此工作的場景。

　　靖邊縣革命舊址管護中心主任王飛龍介紹，194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這里召開了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六周年紀念大會。毛澤東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前進的道路上還會有困難，我們一定要正視這些困難，寧可做長期打算，不要有速勝論，有困難我們一定要克服，也一定能克服。同志們、同胞們，勇敢前進，努力奮斗，迎接勝利?！毙氯A社就此發表了題為《努力奮斗，迎接勝利——紀念中國共產黨創立二十六周年》的社論。小河會議前夕，毛澤東還專門為新華社修改社論《總動員與總崩潰》。

　　如此種種，不勝枚舉。轉戰陜北期間，“四大隊”作為黨中央的喉舌耳目，成為毛澤東指揮全國革命斗爭的一把利劍。

　　西北野戰軍取得三戰三捷后，1947年5月14日，陜北軍民在延安附近真武洞舉行祝捷大會。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毛澤東同志與中共中央，自從放棄延安后一直留在陜北，與邊區全體軍民共同奮斗。”消息由“四大隊”發到新華總社轉播全國，徹底粉碎了國民黨關于“中共首腦已逃離陜北”等謠言。廣大軍民知道黨中央、毛主席還在陜北，備受鼓舞，堅定了必勝的信心……

　　萬京華說，在轉戰陜北的艱險歲月里，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央領導為新華社撰寫、修改各類文稿70余篇，不少由“四大隊”經手、新華社太行總社播發。這種領袖直接指揮并參與新聞工作的模式，確保了新華社報道與黨中央戰略意圖高度統一。

　　延安大學副校長、教授譚虎娃表示，這些從陜北窯洞里發出的紅色電波，反映了中共中央的英明預見和決策，深入分析了戰局的發展，及時報道了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喜訊，揭露了敵人的丑態，指明了勝利的前途，堅定了全國人民的必勝信念。

　　“手無寸鐵兵百萬，力舉千鈞紙一張”，這是范長江緬懷魯迅先生的詩句，又何嘗不是他帶領的“四大隊”的真實寫照！

一種精神的洗禮：

讓黨中央信得過、靠得住、用得上

　　為什么黨中央如此信任“四大隊”？因為這是一支對黨忠誠、能打硬仗、極端負責的隊伍。

　　為保證向太行總社的發電不譯錯，“四大隊”摸索出一套嚴謹的工作方法：文章譯好后，包括標點符號，由譯電員讀電報稿，責任編輯對著原稿聽，人名地名和同音易混淆的字，譯電員要重復讀一遍，保證譯碼無誤，然后才交電臺發給總社。一次，范長江在“四大隊”發完給總社關于人民解放戰爭一年戰績公報后，發現兩處有錯，馬上給總社發去了更正電。

　　“我要把工作的責任心提高到一字一點的絕對負責的高度，一個字也不能錯，一個標點也不能錯！”“發現一個錯字就像發現一個敵人似的，立刻用紅筆把它‘消滅’！”曾在“四大隊”從事文書、校對工作的東生在日記中寫道。

　　1947年9月，范長江在寫給新華社社長廖承志及社委會的一封信中，報告了半年來“四大隊”在陜北轉戰中的工作情況和自己的體會，稱這是“一生難得的向中央同志學習的極端可貴的機會”。

　　這種體會，他歸結為五條：首先是中央同志始終壓倒敵人的氣概；其次是真正的對人民負責；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第四是科學的工作方法；第五是動人的工作作風。

　　在關于工作作風這一條中，范長江寫道：“在寫文章的過程中，這種認真與求精的精神完全推翻了我過去十幾年來所認為的最高的‘認真’的標準。一篇社論，一個談話，一條新聞，往往要改好幾遍，甚至重寫幾遍，其中絕大部分都在任（任弼時）、周（周恩來）、陸（陸定一）等詳細傳閱研究之外，主席又加以一字不茍地修改。我回想過去寫文章那種‘大筆一揮’的作風，不覺滿身出汗，實在可怕?！?/p>

　　在嚴格要求之外，毛澤東十分關心“四大隊”的工作生活。轉戰途中，當他得知“四大隊”收訊臺的同志行軍時還要背負沉重機器，運輸很困難后，將自己騎用的騾子送給了“四大隊”。

　　一路尋訪，一路感動，一路致敬。

　　我們站在“四大隊”曾經工作的窯洞里遐想，當年這里也曾是人來人往的熱鬧場景。窯洞里，有人在收聽訊息、評議稿件；院子里，有人在調試機器、架設天線。一篇篇評論、社論、新聞，就從黃土高原山溝里一座座不起眼的窯洞中發出，傳向遠方。

　　透過“四大隊”的一篇篇文稿，黨中央轉戰陜北的艱難歷程與戰略決斷清晰可辨。那些電文底稿和戰況簡報，不僅是文字的留存，更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極端艱險環境中信念如磐的歷史見證。

　　“緊緊跟隨黨中央，始終是黨中央信得過、靠得住、用得上的喉舌耳目”——這不僅是“四大隊”的歷史寫照，更是新華社永恒的精神底色。

　　如今，陜北高原早已換了人間，但“四大隊”對黨的無限忠誠、對新聞事業的極端負責、在艱苦條件下毅然堅守的職業精神，早已融入新華人的血脈，成為一代代新華社記者薪火相傳的紅色基因，激勵著一代又一代新聞工作者不斷前行。

　　歷史，在回望中給人啟迪。血脈，在傳承中不斷延續。

　　在新華社建社95年的征途中，“四大隊”作為一段充滿傳奇色彩的歷史，凝結著新華人的精神品格。人們不會忘記，這在新華社史冊乃至中國新聞史上極不平凡的一頁。

　　今天，“四大隊”的精神依然閃耀著時代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