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長篇連載，大約16萬字左右，講述明末東江鎮毛文東、劉興祚、沈世魁的故事。

第一章 遼東局勢

萬歷中后期，建州女真在努爾哈赤的率領下迅速崛起。他先后吞并烏拉、輝發、哈達等部，逐步完成對建州各部的統一，徹底打破了遼東地區原有的戰略平衡。明朝在遼東長期奉行“羈縻”政策，以安撫和控制邊疆部族，但隨著努爾哈赤勢力不斷擴張，與明朝之間的矛盾日益激化。就在其意圖進一步吞并葉赫部，統一女真時，明廷果斷出兵干涉，使其擴張步伐受到遏制。

在此背景下，努爾哈赤決意與明朝決裂。

萬歷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誓師伐明，一舉攻破明朝在遼重鎮撫順。明廷震恐，急調四路大軍約10萬人進剿。然而，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明軍——明朝四路大軍三路覆沒，一路潰逃。此役成為明清戰爭的轉折點。

努爾哈赤乘勝擴大戰果：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攻破開原、鐵嶺；天啟元年（1621年）攻占沈陽、遼陽。

遼沈陷落，后果極為嚴重：

其一，遼東軍政總崩潰。遼陽作為明朝遼東首府及軍事指揮中樞的陷落，宣告了明朝在遼河以東構建的龐大防御體系徹底瓦解。努爾哈赤隨即遷都遼陽，標志著后金從攻城劫掠轉向立足遼東、與明朝南北對峙的戰略新階段。

其二，喪失大片領土，遼東社會徹底易主。明朝疆域大幅縮水，在遼東的戰略支撐點僅剩廣寧一處，防線退回遼西一隅。遼陽既下，后金騎兵隨即分兵攻取遼河以東的大片土地，七十余城軍民不戰而降。

遼陽既下，其遼東之三河、東勝、長靜、長寧、長定、長安、長勝、長勇、長營、靜遠、上榆林、十方寺、丁家泊、宋家泊、曾遲、鎮西、殷家莊、平定、定遠、慶云、古城、永寧、鎮彝、清陽、鎮北堡、威遠、靜安、孤山、灑馬吉、叆陽、新安、新奠、寬奠、大奠、永奠、長奠、鎮江、湯站、鳳凰、鎮東、鎮彝、甜水站、草河、威寧營、奉集堡、穆家堡、武靖營、平魯堡、虎皮驛、蒲河、懿路、泛河、中固城、鞍山、海州、東昌、耀州、蓋州、熊岳、五十寨、復州、永寧監、欒古、石河、金州、鹽場、望海堝、紅嘴、歸服、黃骨島、岫巖、青臺峪、西麥城等河東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剃發降。

其三，戰略包圍與海上命脈凸顯。朝鮮與明朝的陸路通道被徹底切斷，遼南與內地的陸上聯系中斷，僅剩海路一線可通。自此，海上運輸與遼南的爭奪成為左右戰局的關鍵變量，山東登州、萊州的戰略地位快速提升，同時也為皮島等海上勢力的崛起埋下伏筆。

遼陽之戰后，明朝趁努爾哈赤遷都以及攻取周邊城池之際，立即部署加強在廣寧一帶的防守。廣寧地處遼河以西，是與遼陽具有同等戰略地位的鎮城。而為了守住此地，明廷以熊廷弼為遼東經略。熊廷弼，湖廣江夏人，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進士，此前曾兩度主政遼東，頗有所獲。在此危難時刻，朝廷又派其出鎮遼東。

熊廷弼為了守住廣寧，提出了著名的“三方布置”：

廣寧用騎步對壘于河上，以形勢格之而綴其全力；海上督舟師乘虛入南衛，以風聲下之而動其人心，奴必反顧而亟歸巢穴，則遼陽可復。于是議登、萊、天津并設撫鎮，山海適中之地，特設經略，節制三方，以一事權。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以遼西明軍為主力，遣偏師自海道入遼南以牽制后金；以登萊為后援，增設登、萊、津三巡撫；以山海關為節制中樞。外則遣敕使犒勞朝鮮君臣，請其發兵以壯聲援；并欲收編避難于朝鮮之遼民，與朝鮮軍協同作戰。

整個三方布置策看上去布局完美，也頗有可取之處，但細細分析，就知其中問題。

其一，遼南之險。明軍想要由海路，入據遼南。但遼南背海臨敵，明軍登陸之后，如果努爾哈赤鐵騎殺到，將無退路可言。以孤軍投此絕地，純屬驅羊入虎口，這不是牽制，是自殺。

其二，朝鮮之難。明朝想要聯合朝鮮以壯聲援，此最難行。薩爾滸之戰，朝鮮發兵萬人跟隨劉綎出兵，或歿于陣，或被俘，全軍盡覆。在此次慘敗之后，想要朝鮮再出師，即便僅僅虛張聲勢，恐怕朝鮮亦難從命。至于收編避亂遼民，更屬空談——流民嗷嗷待哺，吃飯穿衣都成問題，又如何讓他們奔赴戰場呢？

其三，遼東經略駐山海關。廣寧是整個遼東核心所在，是明軍在遼核心支撐點所在。山海關距離廣寧數百里，經略又如何能及時應變及指揮呢？

但對于明朝而言，登州、萊州與遼南近在咫尺，這條海上通道必須充分利用起來。隨著戰場局勢的不斷變化，遼南這塊土地的戰略地位也日益凸顯。無論如何，遼南的重要性已是不容忽視的現實問題。

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遼西走廊的天空下，籠罩著一層比后金鐵騎更危險的陰云——明軍最高指揮層爆發了激烈的沖突，遼東巡撫王化貞竟然與熊廷弼之間發生了分歧。

按官制，經略是巡撫的上級，熊廷弼名正言順地節制三方。然而，現實遠比官制復雜。朝中的風向，并不在熊廷弼這邊。兵部尚書張鶴鳴是王化貞的堅定支持者，在他的庇護下，王化貞雖居下位，卻擁有不聽從經略調遣的底氣。

這種底氣，還源于王化貞手中握有的兩張王牌：

一是蒙古的林丹汗。王化貞以重金厚賞相誘，這位草原上的大汗信誓旦旦地許諾集結四十萬鐵騎，助明共伐后金。

二是降將李永芳的內應。李永芳是在撫順之戰中投降努爾哈赤的明軍叛將，暗中派人傳遞密信，聲稱自己愿為內應，只待明軍一到，便倒戈獻城。

這兩條消息，讓王化貞堅信，勝利的天平正在向明朝傾斜。他認為，與其像熊廷弼那樣畏首畏尾地固守，不如趁此天賜良機，主動出擊，一舉蕩平后金。

但這二者其實都不靠譜。林丹汗向來是口惠而實不至，明朝花了重金，卻等不到望眼欲穿的蒙古騎兵。至于李永芳，早就死心塌地跟著努爾哈赤，此時不過是利用王化貞而已。

由此，遼東高層爆發了激烈的戰略沖突：

熊廷弼主守：認為遼西兵力不足，應固守廣寧，以“三方布置”徐徐圖之，不可輕信敵將詐降，冒進浪戰。

王化貞主攻：認為戰機已至，若錯失良機，待蒙古失信、內應暴露，則悔之晚矣。

雙方雖然有著巨大的分歧，但對于遼南的重視卻是一致的。

負責督餉遼東的戶部郎中傅國，曾建議王化貞實施聲東擊西的策略：主力從三岔河東進，實則先以偏師佯攻七百里外的鎮江、寬奠，吸引敵軍分兵救援；同時借道黃泥洼，主力用兩天時間直搗敵穴。待敵軍十天趕回救援時，其巢穴已破，我軍可前后夾擊，以虛實轉換掌握主動。

王化貞對于這個建議也是比較認可的。但此時遼南局勢尚不明朗，陸路交通又斷絕，于是王化貞決意派人前往偵查，探知具體情況。

而此時一位將領挺身請纓，他就是毛文龍。

毛文龍的身世，他在奏疏中自述甚詳。其原籍山西平陽府，后寄籍浙江杭州。父毛偉為監生，在毛文龍九歲時去世，母親沈氏年僅二十六歲便開始守寡，家道由此中落。盡管家境衰微，毛文龍的成長環境卻并不困頓，這主要得益于其母舅沈光祚的扶持。沈光祚為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進士，累官至兵部主事、順天府尹，是明末名臣。沈氏更是當時杭州第一望族，清代學者厲鶚在《東城雜記》中稱：“當時稱杭州甲族，以沈為最”，可見其門第顯赫。在沈光祚的庇護下，毛文龍并未因父親早逝而陷入困境。

毛文龍自少不喜文章，志在武事，因此在科舉一途上無所成就。

《明季北略》在《毛文龍入皮島》中講了一個故事：說毛文龍最擅長騎射，又嗜好圍棋。有一道士在西湖凈慈寺逍遙游，毛文龍前去問弈。道士說：“從前馬融作《圍棋賦》，班固寫《弈旨》之論。謝安別墅賭棋而前秦軍敗亡，費祎借弈棋談笑而魏敵退卻。圍棋之中玄機難以盡述。”道士便與毛文龍對弈，并將兵法寓于棋局中。毛文龍在棋中頗有所悟，臨別之時道士贈予他一函天書，毛文龍從此通曉兵機。

這類武俠小說式的寫法，有多少可信度，需要打個問號。

成年后，毛文龍入李成梁帳下，戍守遼東邊塞。對于入軍的過程，《明季北略》稱其為沈光祚所推薦；而在《國榷》記載的毛文龍自述中，他說自己因為伯父海州衛百戶毛得春無嗣，他就入遼繼承了其百戶職位。因為這是給朝廷的奏疏，故而可信度更高。

毛文龍因在與蒙古諸部的作戰中屢立戰功，升任萬戶之職。不久，經略楊鎬又為其奏加都司銜，由此為后來的事業打下基礎。毛文龍此處說自己升萬戶，但是在明末的明軍體系中并無“萬戶”一職，不過在明初之時，朱元璋曾經參照元朝舊制，設立過萬戶府，并設置正萬戶（正四品）一職，但在衛所制建立之后，即裁撤，所以不知毛文龍口中的“萬戶”究竟何所指！

熊廷弼奏疏里面記載在沈陽之戰中，擔任都司的毛文龍負責制毒，但未言及其具體制毒方式。《明季北略》中則說：熹宗初年，經略袁應泰命他制造火藥，兩月完成，加授游擊銜。

《東江疏揭塘報節抄》提及，萬歷四十八年十月初七，毛文龍率兵到杏山寨時遇敵，親斬首級一顆，部下斬首兩顆，這是關于毛文龍殺敵的第一次記載，這個戰績由監軍參政高出，監軍御史陳王佐核驗，當不會有誤。

遼沈之戰前，毛文龍曾主動建言，但未被采納。遼陽陷落后，巡撫王化貞在廣寧招募人馬，文龍前去謁見，補為練兵游擊。

總之，毛文龍在其前期的軍事生涯中雖有所表現，也取得過一定功績，但從全局來看，其作為尚不突出，未顯過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