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戚本禹曾是歷史舞臺上的風云人物，他走過怎樣的人生歷程，最終的結局令人深思嗎？
1959年仲夏的一天，中南海西門的石階上，一個二十八歲的年輕人挎著鼓鼓的公文袋一路小跑，汗水打濕了中山裝。那人叫戚本禹，上海出生，祖籍山東威海，天生一副好筆頭。新中國剛立家底不久，中央各部搶著要能寫會算的青年，他就是其中升得最快的一名。
戰(zhàn)爭年代的記憶在他腦海里仍未散去。14歲逃離戰(zhàn)火來到上海租界，深夜窩在弄堂口借著路燈看《史記》，邊上同伴打趣：“咱們都想去看電影，他卻抱著史書不撒手。”苦難與書卷氣混雜，塑造了他日后自恃才學的脾性。1949年，他考進滬上名校，旋即加入黨組織，成了校內最年輕的“政工干事”。
隆冬的1952年，他被分到中南海機要室抄寫文件。那是一個既繁瑣又磨人的崗位，一份簡報往往半夜送來，天亮前就得排版完畢。他能把領袖的談話原話記錄得分毫不差，字跡秀逸，語句簡練，幾次輪值下來，便讓田家英注意到。田家英對身邊人說：“小戚坐得住，他的文章有分量。”隨即把他叫到身邊當助手。
“資料要查到腳跟，觀點才站得住腳。”田家英在窗前叮囑。戚本禹忙不迭點頭，應聲：“明白，絕不敷衍。”短短數(shù)年，他掌握了海量檔案，對晚清史津津樂道，常在夜深人靜時伏案寫作。
1963年春，他的一篇《評李秀成的自述》出現(xiàn)在《紅旗》雜志，引起軒然大波。老學者們皺眉，年輕人卻拍手叫好。有人寫長信批評他顛覆正統(tǒng)，他卻在朋友圈里豪氣干云：“史書從來都是改得動的。”江青拿著那篇文章送去給最高領導，批示寥寥兩行字，足以讓他的名字一夜間在中南海傳遍。隨后的任命電報上，二字醒目——“歷史組組長”。
有意思的是，他并未就此滿足。1966年，風聲驟起，三十五歲的戚本禹被調進新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組，成了秘書加成員。那時的電話線比尚方寶劍還管用，手里握著“通知”二字，就能決定一城一省的命運。一次晚間碰頭會，他對同僚說：“文件寫好了，明早全國統(tǒng)一發(fā)表。”旁人提醒慎重，他擺手，“形勢逼人，不能慢半拍。”這股不容置疑的急迫，很快把他推向風口，也把他送進旋渦。
1968年1月14日，大會現(xiàn)場氣氛驟冷。會議主持宣讀“請假檢討”的決定，戚本禹低頭默然，半點辯解都沒有。短短幾小時，門外的車把他送往秦城。昔日可直通首腦的電話被切斷，他的身份折疊進編號與監(jiān)室。有人在走廊上低聲問：“怎么連他也倒了？”答句卻無人敢接。
在高墻之內，他把時間折成紙鶴。沒有文件可寫，便默背《通鑒》，練半生最熟悉的毛筆字。他常對獄友說：“書桌換成水泥臺，寫字的手不能停。”1983年秋，法院宣判：有期徒刑十八年，已羈押十五年，尚余三年。官方措辭嚴厲，卻也意味著曙光在前。
1986年初，寒風中，他走出監(jiān)獄大門，除了一身舊軍大衣，帶不走昔日任何頭銜。上海市圖書館給他開了個編外崗位，整理古籍、編目卡片，一坐就是二十年。午后最安靜的二樓書庫，常見他戴著老花鏡，筆記本寫得密密麻麻。有年輕館員認出他，小聲問：“您是不是當年那位寫《李秀成》的戚老？”他微微一笑，指指堆成小山的史料：“現(xiàn)在只和這些老家伙打交道。”
信息封閉的年代過去了，他卻從不肯多談舊事。偶爾有研究者登門，他會翻出發(fā)黃的剪報，平靜地回溯細節(jié)，卻在關鍵處戛然而止。有人勸他出回憶錄，他答：“該說的歷史，總有人會說。”這句話成了后輩引用最多的一句，也折射出他對榮辱的復雜心境。
2016年4月20日凌晨，上海華山醫(yī)院燈光微亮，他在靜脈注射的滴答聲中合上眼睛，終年85歲。生前未留遺囑，只叮嚀把未完成的手稿寄往老家威海。風云早已散場，檔案館里的那一摞公文、圖書館角落里的筆記，成了他在歷史上最后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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