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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讀

2026年6月14日，斯坦福體育場。

當Google CEO桑達爾·皮查伊走上講臺的那一刻，數百名畢業生站起來，轉身，走了。

他們沒有喝倒彩，沒有起哄，沒有扔東西。就是走。

旗幟展開，“Free, free Palestine”（解放巴勒斯坦）的口號此起彼伏。

然后，皮查伊繼續他的演講。

這一幕，只持續了幾分鐘。但它提出的問題，會在硅谷乃至整個美國上空盤旋很久。

走，跟伙伴君來！

今日主筆 | 晶恒

一場退場，一面照出硅谷真身的鏡子

01. 先說說，他們在抗議什么

不是AI搶了他們的工作。

不是硅谷的貧富分化。

甚至不是谷歌最近那些亂七八糟的產品決策。

他們抗議的，是一份叫做Project Nimbus（云霧計劃）的合同。

2021年，谷歌與亞馬遜聯合拿下以色列政府的一份云計算與AI服務大單，合同金額約12億美元，服務對象包括以色列政府機構、國防部門以及軍方。

以色列財政部宣布該合同時，明確表示范圍涵蓋“政府、國防機構及其他部門”。

這個合同的核心，是在以色列境內部署谷歌云的安全實例，讓以色列政府能夠進行大規模數據分析、AI訓練，以及各種高算力計算。據The Intercept的調查報道，谷歌為以色列方面專門調整了服務條款，具體內容至今未完全公開。

換句話說：谷歌賣給以色列的，不只是算力，是一套條款有別于普通客戶的AI基礎設施。

02. 這不是頭一回

斯坦福的退場，是這個議題的最新一個章節，但絕不是先鋒。

2024年4月，谷歌內部員工在紐約、加州Sunnyvale的辦公室里組織抗議，要求公司退出Project Nimbus。

谷歌的回應是：谷歌官方承認解雇了28名參與抗議的員工，抗議組織No Tech for Apartheid則稱實際解雇總人數接近50人。

其中包括軟件工程師，包括云計算團隊成員。被解雇的員工隨后被警察帶走。他們坐在公司大堂，因非法滯留被強行驅逐。字母表工人工會（Alphabet Workers Union）發表聲明譴責。谷歌方面的內部備忘錄措辭強硬，警告這類行為“不可容忍”。

公司贏了那場仗。

但問題沒有消失。兩年后，它出現在了斯坦福體育場。

03. 皮查伊講了什么，又沒講什么

這里有一個細節，耐人尋味。

谷歌的CEO，全球最大AI公司之一的掌門人，在斯坦福的畢業典禮演講里，一句話沒有提AI。

不是他沒有準備。他事先就知道這個話題會有麻煩。在播客采訪中，他說過畢業生們“將是推動AI進步、同時應對其影響的重要力量。”

但在講臺上，他選擇了繞開。

他甚至用自我解嘲來消解尷尬，開玩笑說：“大家以為這對我來說很難，畢竟AI就是我姓氏的最后兩個字母。”隨后他講了三條“人生建議”：選擇樂觀、挑戰難事、做讓你興奮的事情。他說這些建議是“技術術無關的（technology agnostic）”。

一個AI時代的標志性人物，在AI最頂尖大學之一的畢業典禮上，用了“技術無關”來描述自己的人生哲學。

這不是謙虛。這是一種精心計算的回避。

04. 時代的一面鏡子

2026年的春天，美國各大名校畢業典禮，科技高管們集體遭遇了一場意想不到的“寒流”。

Business Insider的報道說，科技CEO們如今在畢業典禮上需要一套專門的“應對噓聲策略（boo strategy）”。

想想這句話。

十年前，谷歌、Meta的CEO出現在頂尖大學的畢業典禮，是一種榮耀加冕。學生們蜂擁而至，排隊合影。

十年后，他們需要提前設計如何應對學生的喝倒彩。

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么？

發生的事情很多。但核心的那一條，是一個時代性的吊詭正在浮現：

技術公司的價值觀，與學府培養出的頂尖人才的價值觀，正在出現系統性錯位。

斯坦福的學生們，很多人將來就是谷歌、亞馬遜、OpenAI的工程師。他們學的是計算機科學、AI系統、數據工程。他們不是對技術無知的局外人。

正因為懂，他們才更清楚Project Nimbus意味著什么。

當你親手寫的代碼，最終可能被用于戰場上的目標識別和數據分析，你怎么看待你的工作？

這個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但它正在越來越多地被提出。

05. 谷歌的兩難

從商業邏輯看，谷歌的立場其實有其一貫性。

公司官方聲明說：Nimbus合同針對的是以色列政府的財政、醫療、交通、教育等民事部門，所有客戶都必須遵守谷歌的服務條款和可接受使用政策。

這個說法，法律上站得住。

問題是，軍事合同和民事合同之間，在一套共享的云基礎設施上，邊界到底在哪里？

據The Intercept 2025年出公布的一項調查，谷歌為以色列方面簽署了有別于標準版本的調整版服務條款，而這套調整的細節至今未向公眾披露。No Tech for Apartheid的組織者認為，這意味著正常的合規審查機制在這份合同上并未被統一適用。

一個條款不透明的AI基礎設施，在一場持續的武裝沖突中部署，這是科技倫理領域的一個前沿困境，也是目前監管體系根本還沒有覆蓋到的空白地帶。

谷歌既沒有公開的戰爭用途審查機制，也沒有說清楚“可接受使用”在軍事場景下意味著什么。

它只是，把這個問題留給了市場和時間。

06. 皮查伊的斯坦福，與斯坦福的皮查伊

還有一層值得關注的敘事維度。

皮查伊1995年拿到了斯坦福材料科學與工程的碩士學位。 這是他第一次回母校發表畢業典禮演講。

他本來是“衣錦還鄉”。

斯坦福塑造了他，他也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斯坦福所推崇的那套價值體系：技術精英、全球化視野、用創新改變世界。

但那些走出體育場的學生，也是斯坦福價值體系的產物，即批判性思維、公民責任、對權力結構的質疑。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學生對抗企業”的故事。

這是同一所學校，在兩代人身上，培育出了兩種互相沖突的精英道德觀。

一邊是：技術是中性的，商業是現實的，你的使命是把東西做出來，世界會因此變好。

另一邊是：技術從來不中性，商業決策有道德后果，你選擇服務誰，就是選擇站在哪一邊。

這兩套邏輯，都有內在的嚴肅性。它們之間的張力，不會因為一場退場而消解，也不會因為一場演講而被說服。

皮查伊講完了他的演講。走出去的學生，也畢業了。

Project Nimbus依然在運行。

谷歌的股價沒有受到影響。

但有一件事已經在悄悄改變：AI行業最渴望的那批人才，正在把道德立場寫進他們的職業選擇里。

當然不是所有人，甚至不是多數人。

但這個比例，正在上升。

對于一個每年需要從頂尖大學招募數千名工程師的公司來說，這個信號，比任何一場退場都值得認真對待。

皮查伊在斯坦福說：選擇讓你興奮的事情去做。

只是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做這個選擇的時候，還會附加一個條件：

這件事，還要讓我不感到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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