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北京第一場雪在拂曉悄然落下。城里一座灰墻青瓦的小四合院內,七旬老人劉春霖倚窗聽雪聲。門閂忽被敲響,兩名便衣奉“滿洲國詔書”前來勸進。老人在燈下翻看詔書,眸光微沉,緩緩合上卷軸:“年事已高,難堪其任。”寥寥數語,送客而去。京城風傳,末代狀元又一次拒絕了漢奸肥缺。
他的名字早在31年前改變過命運。1904年的7月4日,保和殿燈火通明,二百余名進士跪列丹墀。慈禧太后翻看殿試卷軸時,率先瞥見“朱汝珍”三字,因“朱”似“誅”,“珍”又勾起對珍妃舊事的惡意回憶,心頭不悅,將卷擲于案側。下一卷墨痕清雅,字字如珠,是館閣體的小楷。落款“劉春霖”——“久旱逢甘霖”的好彩頭,讓太后眉眼一松。她提筆輕點:“此子可為狀元。”自此,清朝的最后一位狀元誕生。
這位來自直隸肅寧的農家子弟,家境清苦。少年時他與兄長白日耕田,夜里借油燈攻書。鄉里考額有限,兄弟倆屢被排擠,甚至被地方廩生阻撓。幸有老學究主持公道,二人才得以入場,雙雙拔得秀才名目,又步入保定蓮池書院。十年寒窗,他們一邊抄經史,一邊研讀新學,西洋名著亦涉獵頗多。
1898年,戊戌維新風起云涌;1904年,劉春霖終于登科及第。翌年,他被派往東京法政大學,研習憲政與法理。日本教授驚訝于這位清廷使學生的漢學功底,也欽佩其對“立憲”問題的深刻洞見。可就在他埋頭求學時,國內的時局風云詭譎。慈禧挫敗戊戌改革,又在病榻前倉促宣布預備立憲,終究止不住封建王朝的傾塌。
1912年,辛亥革命的炮聲送走了大清。新民國百廢待舉,袁世凱電邀劉春霖出山,先做大總統府內史,再管農業試驗場。劉春霖本想以西學改良農政,引進測候、育種、蘇式旱作等新法,奈何政局兵荒,弊政橫生,實驗田屢被軍閥占為營盤。數載挫折后,他自嘲“執戟郎官”,拂袖歸里,賣字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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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字,骨秀肌豐,自成一格。“大楷學顏,小楷學劉”一語流傳甚廣。琉璃廠書肆里,他的條幅時常被藏家搶空。一張八尺整紙,風骨遒勁,轉眼可賣三五十銀元。生活雖不奢,卻也自給。光線好的午后,他常在院中設榻,研墨鋪箋,鄰里稱他“劉居士”,孩子們圍觀,他便笑說:“筆是鐵,耐不得偷懶。”
平靜維持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震動神州,偽滿洲國隨之而生。鄭孝胥看中劉春霖“前清狀元”“東京留學生”雙重名望,三次派人邀他出任偽滿教育部長。頭一回遞上帝制詔書,他婉言辭謝;再來人時提著金條,他搖手冷笑:“金可買字,不可買心。”
鄭孝胥親自南下。老友設局,茶香繞梁。閑談書畫之后,忽以“大清故人”相勸。劉春霖抬手阻斷:“昔年金闕事,俱付流水。今日再談王事,不過漢奸二字。”話落,他把茶盒塞回,執意相送。鄭孝胥碰壁,只得悻悻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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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進入北平后,經商的加藤開設“富士車行”,愿以每字一根金條請劉春霖題寫匾額。老狀元臉沉如鐵:“一字金山亦不可寫。”話音未落,拂袖而去。加藤空捧金條。又有自稱“東亞樓”老板的日本商販攜百川堂硯來叩門,仍舊被拒之門外。
可是并非所有舊官僚都能堅守底線。末代進士王揖唐投靠侵略者,當上偽職,心思活絡。他帶日本憲兵登門,欲勸劉春霖出任北平市長。剛坐下,茶水尚溫,他已迫不及待:“老兄,識時務者為俊杰,何不……”話未完,劉春霖拂袖潑茶,斷聲喝道:“漢奸二字,羞與為伍!”怒斥之下,王揖唐惱羞成怒,竟搜抄劉宅。幾日風波后,京城輿論沸騰,王揖唐被迫退讓,劉春霖才得以歸家。
此后,他更少出門。好友前來求字,他慢條斯理寫完,再端詳片刻方肯落款。對方曾戲問:“老先生何不也寫幾張賣給日本商人,銀錢好拿。”他淡淡一句:“紙墨豈能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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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末,他在夜半忽覺心悸。家人急喚郎中,他卻輕擺手,低聲道:“筆墨收好,切莫失散。”說罷,安然而逝,享年77歲。
出殯那天,保定西郊秋風乍起,送葬者黑壓壓一片。棺蓋落定,人們在墓碑上謹刻八字——“鐵骨錚錚,一字千鈞”。至今,肅寧鄉人言及劉春霖,常加一句:“狀元不懼雪,寧餓不辱書。”生若青松,死如秋水,他用一生寫下了士人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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